回顾东西方整个航海历史，分析他们的内因外因，应该能得出这个结论了：郑和永远也发现不了新大陆。
尽管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对财富有着同样的贪婪欲望，但中国人与欧洲人却对财富的获取有着不同的看法，受儒家教育和大土地耕作的影响，中国人认为财富应该诞生于土地，诞生于辛苦劳作，而且作为东方体系的核心帝国，它的周围被认为是一片蛮荒之地，根本也不可能从这里依靠掠夺获取大量财富，因此，大一统帝国除非要进行大规模征战，否则极少有仅仅为了掠夺财富而大规模用兵，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而是大帝国的必然。如罗马帝国时代，当罗马帝国帝国从一个罗马城成长为一个大帝国后，它也不会为了掠夺财富而进行征战。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远征，而跨海远征则更罕见，大规模的海上远征只有在元帝国是出现过。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由4400余艘舰船和14万水师组成的庞大舰队东征日本，至元二十九年又派出由千余艘舰船和2万余水师组成的舰队远征爪哇。而这种远征显然是出于蒙古人的征服思想，而并非出于传统中央帝国的心愿。相反，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周边这些小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人历来是钱财如粪土，正相反，中国人对钱财的贪婪与欧洲人毫无二致，区别只在于中国人认为抢劫来的财富既不能永恒也无法保障，而只有通过贸易和自我生产所获得的财富才能持久。因而，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均鼓励农业，当然，在商业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兴盛以来，中国也同样十分看重贸易利润。当唐帝国陆路贸易受阻于阿拉伯帝国后，海上贸易兴盛起来，因而，中国沿海一带逐渐成为经济和商业重心。自唐宋以来，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以及部分沿海守军，纷纷靠贩海经商赢得厚利，有些从中牟取暴利成为一方富豪霸主，而海外诸国商贾与他们进行贸易，盈利也很可观。在元末纷乱时期，沿海商贾及居民贩海经商更不受官方的拘束管制，盈利丰于往时。然而，中国的传统矛盾是官方对一切的垄断，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就形成了政府参与经济的体制，这明显会产生政府垄断，而这等于从民众口中夺食，因而明朝海禁自然激起海商和居民的反抗。
乾隆《福建通志》记载，“明洪武中，江夏侯周德兴视海防倭，侯转委福建右卫指挥李彝。彝索贿无厌，民怨之。福清林扬者，素任侠尚节气，乃率里人逐彝。彝怒，遂画图以奏，且曰：‘海坛山本一孤屿，外通琉球一昼夜，内接镇东城三昼夜。’……太祖览图下旨曰：‘各省孤屿，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可尽行调过连山附城居住，给官田与耕、宅舍与居。’于是，福建、广东暨澎湖三十六屿尽行调过，以三日为期，限民徙内，后者死。民间仓卒不得舟，皆编门户、床箦为筏，覆溺无算。”（乾隆《福建通志》卷六六，杂记）而浙江强行迁海的做法更为苛刻霸道。据王士性《广志绎》记载：浙江“宁（波）、台（州）、温（州）滨海皆有大岛，其中都鄙或与城市半，或十之三，咸大姓聚居。国初汤信国（和）奉敕行（巡）海，俱引倭，徙其民市居之，约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王士性《广志绎》，卷四）这导致激起民变，“遂同为劫掠”。
明成祖死后，明帝国从大规模海航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反对向海洋进发的大臣向继位的明仁宗建议：废船队、绝海洋。郑和反对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之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海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窥伺南洋也”。但郑和的反对已经是强弩之末，尽管他又进行了一次远航，但已经无法改变大明帝国皇帝的海禁决心了。
有关海禁政策的颁布最早见于明太祖洪武四年十二月七日（1372年1月13日）：“（太祖）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三十人，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1372年1月22日），即申明海禁政策后9天，又有一则史料记载：“上谕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近闻福建兴化卫指挥李兴、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贾，则滨海军卫岂无知彼所为者乎？苟不禁戒，则人皆惑利，而陷于刑宪矣。尔其遣人谕之。有犯者论如律。”《明太祖实录·卷七十·洪武四年十二月乙未》
此后，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十三年（1390年）、二十七年（1394年）和三十年（1397年）又三令五申：“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洪武十四年九月已？》）“申严交通外番之禁”（《明太祖实录·卷二0五·洪武二十三年冬十月乙？》）“缘海之人……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甲？》）
洪武三十年（1397年）还颁布了系统的禁海律法和惩罚量刑标准：
“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缁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担驭载之人减一等，物货船车并入官……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因而走泄事情者斩。其拘该官司及守把之人，通同夹带、或知而故纵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军兵又减一等。”
“凡守把海防武职官员，有犯受通番土俗哪哒报水分利、金银物货等项，值银百两以上，名为买港。许令船货私入，串通交易，贻害地方，及引惹番贼海寇出没、戮杀居民，除真犯死罪外，其余俱问受财枉法罪名，发边卫永远充军。”
“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私将应禁军器下海，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若止将大船雇与下海之人，分取番货，及虽不曾造有大船，但纠通下海之人接买番货；与探听下海之人，番货物来，私买贩卖苏木、胡椒至一千斤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番货并入官。其小民撑使单桅小船，给有执照，于海边近处捕取鱼虾、采打柴木者，巡捕官旗兵不许扰害。”
“私自贩卖硫磺五十斤、焰硝一百斤以上者问罪，硝黄入官。卖与外夷及边海贼寇者，不拘多寡，比照私将军器出境，因而走泄事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俱发边卫充军。”
“凡奸民希图重利，伙同私造海船，将缁绢等项货物擅自下海，船头上假冒势宦牌额，前往倭国贸易者，哨守巡获，船货尽行入官，为首者用一百斤枷，枷号二个月，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
“凡豪势之家，出本办货，附奸民下海，身虽不行，坐家分利者，亦发边卫充军，货尽入官。”
“凡歇家窝顿奸商货物，装运下海者，比照窃盗主问罪，仍枷号二个月。邻里知情，与牙浦通同，不行举首，各问罪枷号一个月发落。”
“凡关津港口，巡哨官兵不行盘诘，纵放奸民通贩倭国者，各以受财枉法从重究治。”
“凡福建、浙江海船装运货物往来，俱着沙埕地方更换，如有违者，船货尽行入官，比照越渡沿边关塞律问罪。”（《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五·私出外境及违禁下海》）
明初的海禁实际上是与唐宋元以来的官方政策一脉相承的，主要是禁止民间私船出海贸易，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官方希望垄断海上贸易，另一个是出于海防的考虑。明初的海禁也是如此，只是更加严厉，拥有官方文件的船只还是可以出海进行贸易的，但绝对禁止民间贸易。宋朝就有为了“笼贾人专利之权以归之公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一》），曾对海商在出海时间、贸易地区、经营范围和方式等，做过种种限制。元代为了维护朝廷对海外贸易的垄断，曾推行大规模的官本船贸制度，甚至还多次实行海禁，以打击民间海商势力的兴起。（关于元代海禁参阅邓端本：《试论元代的海禁》及《海交史研究》，1990年）。而宋元之后由于从事海外贸易的权势豪商的势力已经逐渐坐大，官方无法独占海外贸易之利，不得不“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但官方与民间海商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尖锐矛盾却一直延续下来，并对此后的明清海洋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作为对海禁政策的不满和对官府垄断经营的憎恨，民间几乎从政府开始垄断经营的那一天起就有了反抗。元大德十一年（1307年），倭寇劫掠庆元（宁波），引起朝野震动；至大元年（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该地官署、民居几乎被烧光；明王朝建立后，倭患有愈演愈烈之势。洪武二年（1369年），“（日本）复寇山东，转掠温、台、明州旁海民，遂寇福建沿海郡。”；日本学者井上清在其《日本历史》一书中指出：“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中国和朝鲜）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慌”。
但欧洲人对财富的看法实际上与游牧蛮族类似——实际上，欧洲文明就是一种海盗文明，游牧文明是一种陆地强盗，两者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不同的只是一个属于海洋文明，一个属于大陆文明，一个依靠战舰进行掠夺，一个依靠骑兵进行抢劫。郑和七下西洋，重大的军事行动并不多，只有三次：即消灭海盗陈祖义、粉碎锡兰山王亚烈苦奈尔的阴谋、生擒苏门答腊的苏干剌，这三次用兵均是出于震慑、反击和内政征剿，与欧洲以劫掠为目的有着根本不同。
在欧洲，《荷马史诗》中希腊人与特洛伊人的战争其实是真实存在的，当然，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而是因为“多金的特洛伊”。同样，莎士比亚在其《雅典的泰门》中有这样一段诗篇：
金子！黄黄的，光闪闪的，
只要有这么一点点，
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
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
卑贱者变成尊贵者，
老人变成少年，
懦夫变成勇士。
这黄色的奴隶——
可以使异族同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的福，
使害着癞病的人为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新作新娘，
即使她的尊容可以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
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
它会使冰炭化为胶漆，
仇敌互相亲吻，
它会说任何方言，
使每一个人惟命是从，
即使它住在比猪巢还卑劣的庙宇里，
也会受到人膜拜顶礼。
而明帝国希望什么呢？不仅明帝国，中国历代大一统帝国最终达到的是“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明太宗实录》卷二三）
据资料估计，1969年世界海洋总产值仅为130亿美元，到1992年达到6700亿美元，23年增长了50多倍。预计到21世纪初，世界海洋产业总产值将超过1.5万亿美元。海洋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由1970年的2%增加到21世纪初的10%左右，届时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支柱。
1945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大陆架总统公告》，首创了将公海的一部分划归自己管辖，将其资源定为美国财产，引发了全球第二次圈地运动。
1960年，法国总统戴高乐首先在国会上提出“向海洋进军”的声明，将开发海洋作为法国的重要国策。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会发表了“为了生存，美国必须把海洋作为开拓地”的宣言。
1982年，美国在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是150多个国家中投反对票的4个之一，但美国得到了900多万平方公里专属经济区，比其本土面积还要大，是世界上最大的专属经济区“暴发户”。
因而，直到今天，而每当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时，那个坐在白宫里的牛仔总是习惯于问：“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
我们呢？总是在说，我们也曾有郑和。然而，我们却还是懒得思考，为什么再有郑和后仅仅100年世界的海洋成了欧洲人的囊中之物？我们到底该怪罪谁呢？汉武帝还是明成祖？孔夫子还是海禁政策？或者是我们的人民太恭顺了？都不是，假如历史重来，我们还是要说，我们也曾有郑和。
然而，其实我们根本没必要无穷无尽地谴责欧洲殖民者，尽管他们是抱着贪婪的目的而艰苦前行，但这有什么错呢？整个人类文明史其实不过就是一部人性的贪婪史，我们不应该谴责贪婪，而是应该敬重这种本性，因为正是这种本性导致我们今天拥有了良好的生活。另外，我们也没有必要咒骂欧洲人，他们的确是殖民者，是屠杀者，是掠夺者，但又有什么错呢？哪一个民族、国家不是建立在生灵涂炭上的？我们可以祭奠那些被贩卖的黑奴、被屠杀的印第安人、被掠夺的印度人、中国人，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现代文明其实也是出自欧洲工业革命的成果，而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正是依靠美洲的金矿、种植园经济以及转移亚洲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的财富，这才使得欧洲积累了足够的资本，因而最终使得全世界进入到现代文明中。
这看似矛盾，但历史其实毫无正义可言，没有谁是真正正义的，也没有谁是真正邪恶的，历史只有伟大，而没有正义，无论是海盗、殖民者、土著人、封建王权所有者，其实都是历史喜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这出舞台剧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类欲望的不断膨胀。因此，我们不能一边享受文明、一边咒骂文明的创造者。
欧洲人用他们的艰苦、贪婪和执着开创了大航海时代，因此整个世界都被纳入欧洲文明的轨道。这也许是好事，也许是坏事，但无论如何，欧洲人成功了——其实，中国人和阿拉伯人都有机会在欧洲人到来前首先发现“欧洲”和“美洲”，如阿拉伯人其实早已对印度洋了如指掌，正是一位被称为“怒海雄狮”的阿拉伯向导才使得达·迦玛找到印度，而中国人也在1405年就拥有了完全可以环航世界的庞大船队，但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中国人都没能把世界领入全球化时代，为什么呢？
原因不在欧洲人身上，而在阿拉伯人和中国人自身。
《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的作者、美国女作家李露晔在书中称，当中国可以称霸海上时，却没有称霸，否则历史就会彻底改写——其实这不过是一个自欺欺人、二百五式的说法，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在用今天的思想自以为是地推算历史，其实历史有其自身规律，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并不比这位作者愚蠢，愚蠢的只是那些以为欧洲人缔造了今天的盛世，就以为明帝国应该奉行武力扩张，殊不知当时的欧洲人是如何艳羡当时的明帝国的富庶和和平，正如今天世界的人们都向往美国一样，任何帝国与任何人一样，都有选择的局限性，不是可以胡作非为的——正如如果你不能选择你的出生地、你的民族、你的肤色、你生长的社会环境和你的父母，那你就不要对大明皇帝说“你应该——怎样！”，因为如果这样受到嘲弄的只有你自己——即如再让历史重来一次，大明帝国仍然还得执行海禁政策，因为这是当时的国家利益或者说统治利益所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