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一
总觉得，有怎样的城市，就有怎样的女人。
女人是城市的韵味，犹如诗的意境。女人，是都会风情的演绎，都市传奇的催化剂，成功男士的动力??
城市与女人，犹如灯笼里的那一点火，因为有了女人，城市才生动起来。
女人是不讲逻辑的，但冷眼看她们，在传统与现代、自由与约束、出格与规范之间婉转徘徊、挣扎游移，完全是胸有成竹，其中的千姿万态，真个是风情万种。众多的都市传奇，原本就是这样产生的。
“东方巴黎”上海，更是一众决意活出彩虹的女人的神往之地，著名如一代影后胡蝶、阮玲玉、陈云裳，她们是广东籍，但令她们大红大紫的却不是与她们语言、生活习俗相近的香港，而是大上海。连1933年在全运会上争得游泳冠军的香港队运动员杨秀琼，在上海扬起的风头，也远胜过香港。是上海，为她缔造了一个“美人鱼”的包装。上海，圆了无数中国灰姑娘的梦。
女人都爱美，上海女人尤其。
即使在全国一片“蓝海洋”的年代，上海女人一身合体的蓝，再在领口、袖口上变下小花样，配上薄如蝉翼的尼龙花边，一头用牛皮纸卷过的长发波浪，照样风情万种。
她们优雅地穿行在旧租界的旧建筑、巨幅领袖像及红色标语牌之间；在香水、唇膏等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之物而逐出市场之时，上海女人的手提包里仍持一支唇膏—防裂润唇膏。这种小尾指长的、套在制造粗劣的塑料壳里，或粉红或大红烫金字的、散发着俗气廉价香味的防裂唇膏，当时在市场上很走俏，也因着这些上海女人多多少少脱离了点市俗之气。记得那时我还在杨浦区上班，时尚之风较难吹抵那里，因此当淮海路和南京西路上的防裂唇膏已给扫空时，我受友人之托，在杨浦区扫货。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卖相粗糙、色泽艳俗的小塑料筒，一旦离开百货公司的柜台，跳入这些上海女人的小拎包里，与她们的麻纱绢头、百雀灵冷霜小铁盒放在一起时，顿时似有了生命，也变得千娇百媚了。
上海女人，不时拎开塑料筒，推出那乳白色的一截往唇上一抹，再两片唇上下一抿，唇上只是多了一层透明无色的润滑剂，那姿势还是那样诱人，那样风情万种。而上海女人的心灵之中同时也已抹上了一片嫣红，她们至少已明白，虽然不得已套上一件面粉袋样不显线条的蓝布解放装，自己也可以完成一个抹唇膏的动作。
“文革”后有部名为《女英烈传》的英国旧片在上海公映，讲述一位英国女特工人员深入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进行反法西斯活动。其中有一幕，是集中营内一个英国女人对着一片残镜在扑粉。
“你哪儿弄来的粉？”她的难友很惊讶。
“是石灰粉。”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是觉得这样做了心里好过点！”
意大利名片《罗马十一点》里，在大战后经济尚未复苏的艰难时期，一位小姐用炭笔在腿上涂一层深色冒充玻璃丝袜??
看来，上海女人对美的追求已颇有国际水准，不愧为十里洋场催谷出来的。
上海，之所以不止在中国，而且在东南亚也属最有性格的城市，就是因为—上海女人。
上海女人的层次分布极细微清晰，太太和师母、姨娘和娘姨、小姐和大姐、名媛和明星、女同志和女同事??一字之差，充满了阶级身份和政治气候的微妙又敏感的界限，透过那精巧的细节，你会感到一层哀丽的空蒙。难怪张爱玲在“小姐”被禁称，“大姐”到处出现在里弄街道和机关办事处时，去意已定。其实，上海女人在从“小姐”到“大姐”再回到“小姐”的历程中，始终不脱那么一股微微溢着呛鼻的夏士莲雪花膏和明星花露水的、带市俗的香味，即使是香奈尔五号或迪奥，都无法掩盖上海女人那股与生俱来的亦正亦邪的女人香。
上海Baby，属女人结构层中一个界限最模糊、行为最扑朔迷离的一族。
称女人为“宝贝”—Baby，由西方传入上海不过近百年，一如Darling(达令)和Honey(蜜糖)及Sweet Heart(甜心)，是西方人对女人的呢称。
如汉语一样，英语词汇也有微妙细致的区分。一般讲，Darling之称会较文学、较斯文，用得也最普及；Honey较口语化，而且对象可以不止是太太或女友，女儿、小孙女都可被称为Honey。
Baby，旧时译为“贝贝”，也译为“宝贝”。称女人为Baby，出点都为俚语，多为货车司机之族的劳动人民用语。伴着这句昵称的动作往往是“啪啪”打几下她屁股，或在她下巴上轻轻一扫。那应是《欲望号街车》里马龙·白兰度的用语。还有，在飞机上与后生仔津津乐道女人经的，《女人香》中的退伍兵阿尔帕西诺也常把Baby挂在嘴边。当然，当牛仔裤、T恤也可登入五星级酒店之时，人们对用词已不太雕琢讲究，不过我始终相信，诺丁山的书店小老板威廉·萨克，甚至《泰坦尼克号》里教富小姐罗丝当众吐口水的穷小子杰克，还有《廊桥遗梦》中浪迹天下的摄影记者罗伯特·金凯，他们称心爱的女人时一定是“My darling”而不会一声“Hi，baby”。毕竟，一声Darling，是甜蜜得令人迷醉的呼唤。
西洋文化进入上海滩以来，在华洋交杂的十里洋场风火炉里千锤百炼出一颗颇独特的金丹—“上海Baby”。当年倾倒德国元帅，并由皇太后特准可在紫禁城内策马的赛金花，如果立意南下上海，在这十里洋场悄悄地补下妆，修炼一阵，一定会再造一个紫禁城外的黄浦传奇，在她生命中再掀高潮。她犹如错过了一场王子的盛大舞会那样，错过了清末民初上海Baby初露头角的年华。当百乐门的霓虹灯将沪西的上海夜空映得一片嫣红之时，垂垂老矣的赛金花却在北平郊外寂寞地凋零。她当时的主要生活来源来自一些特地来探访前朝遗风的游客，与她合影一张，再由她签个名，然后留下几个钱给她。
我外祖父一度存有一张与赛金花的合影，还有一张她用毛笔书写“赛金花”三字的名片，可惜“文革”中给小将们毁掉了。想来当年的小将中一定也有今日成为史学专家的，他们会为此自责后悔的。
是那种一筒十二张胶卷的方形照片，当年外祖父参加“友声旅行团”去北京旅游，导游将他们带往这位昔日北平宝贝的住址—一间歪歪斜斜的平房。外祖父犹记得赛金花给他们签字的台子，只有三只脚，其中一角还是靠着窗棂台才得以平衡。记得照片中的赛金花只是一般平民妇人的打扮，眉眼间已找不到当年倾城倾国的余韵。那应该是在1920年代仲夏，那个时候，中国第一位女红星张织云笑盈盈的美人照已在各大戏院和《申报》的花边新闻版，被上海男人熟读。英国画家荷迦兹的“曲线美”审美观已全然击败传统的樱桃小嘴和“侍儿扶起娇无力”的东方“病态美”，令一众上海男人开始欣赏女人波浪型的长发和起伏有致的胴体。可叹这朵开在大清暮年的金花如一片老去的枯叶，无声地掉落下来。与此同时，书场、戏台上，她的被喻为情天孽海的名字“赛金花”，依然在入夜时分变幻多端的霓虹灯中闪烁，让人遐想，叫人心醉。
还是这句话：赛金花错过了上海一场王子的舞会，如果加盟上海Baby的行列，相信她的传奇还会继续。
都会对男人，意味着机会和女人。
都会对女人的吸引，只有一个字—梦。
城市与都会之分，不在建筑物，也不在人流的旺疏，只在其间走出来的女人。
一个女人哪怕再国色天香，如果仅生活在一个缺乏惊喜和传奇，没有高潮的呈单一状态的城市，她至多是个小家碧玉，永远也成不了一位名媛或者明星，甚至一个Baby。正因为如此，我们听说过巴黎女郎、西贡小姐、东京玫瑰、香港苏丝黄??还有，上海宝贝！
单单为了一场虚幻的梦，足以令一个青春弱女子赤手空拳、离乡背井，来到大都会勇闯江湖。
上海Baby，顾名思义，被奉为“宝贝”和“贝贝”，可见她们通常不像一般的上海女人。她们既不温顺，也不娴静，在被宠被惯之际多少有点持宠骄行，千娇百媚的骨子里是反叛和不安分。
但凡上海Baby，通常属先天不足，不靠点磨劲钻劲韧劲，再加点邪气甚至霸气，如何面对洋人冒险家和中国大男人的双重摧残？
上海Baby，一概被良家妇女认为是最危险的敌人，与公馆太太和名媛千金本应正邪不两立的，偏偏一些夫人太太的前身就是上海宝贝出身，因此也就有点说不清、理还乱的情愫在其中。
上海Baby，绝对不等同欢场女子，但她们个个风情洒俪，起码是不安分的。上海Baby，既嗲又姣，媚中带傲，在声声吴侬软语、浅笑烟视之中，有种豁出去的魄力。不像一般上海小姐，只是一个“嗲”字，全然没有一点泾渭条理。只是回顾这近百来年在上海掠过的上海贝贝们，却总也似摆脱不了命运的咒语，不知为什么，到头还是免不了落花飘零的结局，果真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吗？
二
人称她“仲太太”，我们称她“仲婆婆”。
仲婆婆今年九十五岁了，一头看来仍浓黑的头发（不经烙染）往后梳起一个扎扎实实的髻，露出眉心上端，脸庞与发际正中一个美人啄，令她依然白皙丰满的脸庞犹如天生一个“心”字形，上海话称为“桃子脸”。
她年轻时的美艳在上海的上层社会是有口皆碑的。听闻当年宋子文为一睹她的丰姿，硬是怂恿贝祖诒（贝聿铭之父）在江西路银行公会所属的莫有财厨房办了一桌酒，请仲先生和仲夫人一聚。
虽然是侧室，但因为她的美艳更兼处世为人周到，故一众银行界老友都以“仲太太”相称。
所谓“英雄不问出处”，女人，特别是在社交场上独领风骚的女人，都有一段扑朔迷离，甚至根本无踪无根的家世—同样是不问出处的。
她曾为北京的名妓，岂但吹、弹了得，念唱得一口好京昆，更了不起的是，还写得一手娟秀的蝇体小楷，画得一手可以拿得出的扇面。至今她偶尔写一小笺托人带来我家，仍见字字玑珠、纤巧，行文老法婉约，写的是那种笔画复杂的繁体字，落款则是仲沈毓香。她始终固执地将仲姓加在她户口簿上登记的姓名前。
正如有首流行歌唱的“你的姓氏我的名”，自从十六岁那年跟上仲轩兆后，她永远与这个仲姓不离不弃，掐指算算，竟有八十年了。
仲太太这一生，跟过三个男人，个个都在上海滩叱咤风云，在上海近代史上占有一把交椅，就是今日的《上海滩》杂志，也不时有提到他们。说是“跟”而不是“嫁”，你会感到她流金一缕中闪烁着剪理不绝的悲凉。长得再美艳，处世再乖巧，她也不得不屈从于时代的局限，孤寂地独守着那消逝在黄浦尽头的遍地江湖。一如夹在一本上海滩近代史册中的檀香书签，在人们翻动着她见证过、参与过的那页历史时，悄悄地从中抖落出来，无声地滑落到地上，没人留意，没人回顾。
仲轩兆早年留学德国陆军士官学校，与北洋政府军政要人交往密切，四十好几那年与友人去北京游玩，在一次花酒席上见到十六岁的沈毓香—当时她不是叫这个名字。反正仲轩兆一见她，惊为天人，即时重金买了她的处女身，并将她赎出风月场，带回上海做自己的第三个姨太太。因此，从这个角度讲，仲太太虽出身烟花之地，但好在并未被玷污糟蹋，老板原本将她当摇钱树吊起来等大价钱卖的，倒反而成全了她一个灰姑娘的梦。
仲太太讲得一口清脆悦耳的京片子，想来与她早期的这段京华生活有关，但她日常讲的，即所谓的“母语”，却又是一口糯、软、滑的苏州话。究竟她的籍贯应是北方人还是江浙人，我竟也无从甚至不便考证。
犹如所有被称为“Baby”的上海女人一样，她从来不提自己的父母，好像也没有什么兄弟姐妹，常挂在嘴边的只有她旧时在京华一起讨生活的几个小姊妹。唯一一次，在她九十华诞之前，我提议要好好与她热闹一番，她谢辞得很决绝，一点不是客气。
“我从来不做生日的。我生日那日一直吃素斋。在我，生日是母难日。我出生时给母亲带来巨大痛苦—我母亲肚皮痛才生下我??所以??仲先生他们都知道，我是从来不做生日的??”
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她提到她母亲，而这已是她个人家世的极限。
她记得自己的生日，一定也还依稀记得自己的父母吧？她如何会小小年纪就沦入烟花之地？童年本已畸零，她仍思念和怜惜赋予她生命的母亲，将原本应充满期待和欢乐的生日，视为悲怆的母难日。
轻轻的一句“仲先生他们”，已带出她跟的那三位非凡的上海男人，无奈之中隐约持几分自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中又难掩忧伤。想来她这一世，没一个男人称过她“达令”（Darling），否则，他是不会忍心让她只“跟”他，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她堂堂正正“嫁”他的。
十六岁那年跟仲先生来到上海，即时被安顿在今茂名北路一幢扎实的石库门房子里。那种石库门中西结合，黑漆大门吊着闪亮的虎头环，前院天井内铺着虎皮卵石，荷花缸内养着金鱼，楼下正厅高高挂起“××堂”的大匾的青砖，很有种“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公馆气派，又不显眼张扬，很多达官显贵都喜欢将自己金屋藏娇的小公馆设在这样不起眼，又有高墙坚门，戒备谨慎的石库门房内。
进入仲先生的小公馆内，方知在她之前仲先生曾有一房姨太太，是戏园子里唱京戏的，听闻仲先生又要从北平带回一个十六岁的三姨太回来，一时悲愤至极，神经失常，被仲先生送入一家尼姑庵中。听来，很有点《秋海棠》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味道，民国初年的上海Baby们，在新旧两代大男人争显风流的夹缝中，再也制造不出如赛金花和小凤仙这样的旷世传奇。她们能在当时哀殍遍地、炮火不息的中国开出苦涩的小花，已是奇迹。
出于同病相怜，她提出要去尼姑庵探望一下二姨太，并向她行姐妹之礼。中国礼俗从来讲个“先来后到”，想来她一定是娇嗔难挡，仲先生竟也拗不过她。那日她精心烧了几味小菜，由仲先生驾着他那辆宝马帶她去探望二姨太，岂知不及向二姨太行跪拜之礼，已被她抓起送来的小菜兜头兜脑扔了一身。事后仲先生冷冷一笑：“叫你不要来自讨无趣，你就是不听??”
与其说她是善良的，不如说她是敏感的，有种兔死狐悲的伤感。
男人都希望自己是女人的第一个男人，女人却希望自己是男人的最后一个女人。
我对仲轩兆这个名字，自小就听熟了，只可惜从没见过他一张照片。想象中，他出身德国陆军学校，是一介武夫。
1990年代，上海滩一批文友在南阳路上开了一家“卅年代”饭店。起名是“卅年代”，自然以怀旧作主打，各间包房内都挂有历史名人的照片。那日由红学家前辈魏绍昌老师作东，包房里挂着一张杜月笙寿宴的合照，史学家魏老一一指出相中各名人，其中一位就是仲轩兆，当时他的身份是上海银行公会会长之类，兼上海总商会董事会成员。但见他穿着一身白西装，黄白镶拼皮鞋，手持一顶巴拿马凉帽，挺拔潇洒，洋溢着成功男士的魅力。即使如此走下镜框，步入新天地之中，同样会引起一班新世纪上海宝贝的注目：好酷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