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我最喜欢的文学家是苏东坡。最喜欢的是东坡在黄州写赤壁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
刘小川语，“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
外国人的观点
日本诗人、苏轼研究家山上次郎观点，“古代中国在世界上数得着的政治家、文学家为数甚多，但最受民众所敬爱的要算苏东坡，其原因在于苏东坡具有崇高的人格和优美的诗歌、并兼仙风道骨。就其一生来说，又是具有伟大的悲剧性的人物，因而更加征服了人们的心。”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在《唐五代北宋词研究》中指出，“唐末以来，词有沉溺于伤感的倾向。东坡词却以悠然静观之姿，以及对人生达观的态度，组成其作品的基调。东坡词的豪放，与苏轼的人生观有着紧密的关系。豪、雄、放，是其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
苏轼作品开始影响韩国从高丽国文宗三十四年开始，九百多年间，韩国人都称东坡先生为“苏仙”。苏轼是韩国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中国文人，比李白、杜甫、陶渊明都要高。在韩国中学校、大学校的课本上，自古至今，都收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三槐堂铭》等。
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十二位“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没有尾声
正像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
呜呼，这种文字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对东坡的评点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舍昼夜，安有穷尽？
金庸的武侠小说达到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东坡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我以为不是可能，而是毫无疑问，东坡做到了“前无古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要想再见到东坡这样“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这“后面来者”不知还要等上几千年。
还是以林语堂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苏东坡“山寨”陋室铭背后的辛酸
《陋室铭》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传世名篇，这篇经典古文自它问世以来，“盗版”、“山寨版”、“仿制版”无可计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它是被仿作最多的古文经典，后人传诵千古，这点无争议。
这篇传世名篇却并非作者蓄意斟酌而作，而是他一怒之下宣泄而成。刘禹锡曾官运亨通，官至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后因得罪了当朝权贵被贬至安徽和州当通判。按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住三间三厦的官邸，但和州知县欺他是被贬之官，对他百般刁难，半年之内逼迫他搬了三次家。房子越搬越小，地方越搬越远，条件越搬越差。第三次搬家之后，刘禹锡忍无可忍愤然挥就《陋室铭》。
看这段故事，刘禹锡“被”搬来搬去虽然说条件是越来越差，但好歹还有间房子住。到了宋朝苏东坡那里可就惨了，东坡的遭贬可不是在一座城市里搬来挪去，不只是一走几千里饱尝风餐露宿，而且到了目的地还要居无定所露宿荒郊野岭。
黄州住所落成在雪中
宋神宗当政时，苏轼曾任祠部员外郎，元丰三年（1080），他因作诗讥讽王安石的新法，结果被以“谤讪朝廷”的罪名贬谪黄州。被贬黄州期间，东坡没有收入来源，也没有居所。
东坡在《东坡八首》前面的小序中说：
“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匿，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郡中情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东坡在黄州为了生计不得不开荒垦田，植树种菜，还搭建了一座草房，草房是在雪中竣工的，因此壁上绘画雪景，取名为“东坡雪堂”。
王文诰《苏诗总案》，“得废圃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葺堂五间。堂成于雪中，因绘雪于四壁，榜曰东坡雪堂。”
《宋史·苏轼传》云：“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从这几篇文字中可以看到东坡的生计是多么艰难，他已经到了无屋可居的境地。
苏东坡为雪堂行云流水作文一篇《雪堂问潘邠老》。
序言：苏子得废园于东坡之胁，筑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为，因绘雪于四壁之间，无容隙也。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于堂下。
正文：客有至而问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欲深。今似系马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苏子心若省而口未尝言，徐思其应，揖而进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众碍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驰至刚，故石有时以泐；以至刚遇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缚；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释。子有惠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猬之在囊，而时动其脊胁，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视而惊，智者起而轧。
东坡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他的安身栖所是在雪天落成的，这本身就说明东坡一度无家可归无屋可居。东坡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将为名逐利世事坎坷的世间进行了揭露。我们也看到了东坡所付出的艰辛要比刘禹锡多了去了。东坡逝世约七十年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南宋陆游曾拜谒过东坡的雪堂。
东坡《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两三首》一诗中有诗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对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东坡要想睡个安生觉，还得亲自盖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东坡说：“古之君子，不择居而安”，随便住在什么地方都行，而且一住下来就非常开心，一开心就容易找活做，“安则乐，乐则喜从事”。这就是东坡遭遇挫折时的心态。
海南露宿桄榔林
但东坡的陋室铭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在黄州他还能自食其力盖起了雪堂。更凄惨的还在后面，等他被贬止海南时则要露宿桄榔林中了。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再次被贬，从广东惠州渡海南下到海南岛后折返昌化（今儋州），苏东坡父子抵达儋州后无处安身，只好居住在废弃的官屋中。很快立冬，海岛上气候并不寒冷，但风雨连绵，几无虚日，官屋破漏不堪，如住水牢。“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迂。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东坡《和陶怨诗示庞邓》。
等至军使换人，新来的昌化军使张中崇仰苏轼，他见官舍实在无法居住，让东坡暂住行衙，又派兵修葺伦江驿作为东坡的居所，使东坡得以安居，还不时馈赠酒米。然而章惇一心想要东坡的命，宋绍圣五年四月，朝迁派出湖南提举董必赴广西察访，在雷州得知东坡居儋州官舍，便派人前往将东坡父子逐出。张中也难逃此难，后遭罢黜而致死。东坡父子被赶出官驿后无室可居，只好暂时借宿在学子黎子云的旧居，处境十分凄凉。
为了安身，苏东坡决定在城南的桄榔林中买地建房，在写给朋友的的信中苏东坡说：到了这里，已经有一次遭到驱逐，为了不露宿野外之中，只好倾尽所有积蓄买地盖屋。“初至僦官屋数橼，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当地百姓十分同情窘迫的东坡，在东坡盖房时“儋人运甓畚土助之”，“我本早衰人，不谓老更劬。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和陶和刘柴桑》。那些跟随苏轼问学的学子更是全力以赴，“十数学生助作，躬泥水之役”，其中来自潮州的王介石更是担当起主要责任，“不躬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毫之求。”《与郑嘉会书》。
绍圣四年（1097）七月，在众乡亲的帮助下，东坡的三间茅屋落成。东坡在宽慰之余，作诗将自己不累于外物的旷达情怀如幻似真，虚虚实实诉说一番。由于茅屋处在“竹身青叶海棠枝”的热带乔木桄榔林中，便将茅庵命名为“桄榔庵”并题《桄榔庵铭》：
序：东坡居士谪于儋州，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
九山一区，帝为方舆；神尻以游，孰非吾居。百柱屃屭，万瓦披敷；上栋下宇，不烦斤鈇。日月旋绕，风雨扫除；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习若堂奥，杂处童奴。东坡居士，强安四隅；以动寓止，以实托虚。放此四大，还于一如；东坡非名，岷峨非庐。须发不改，示现毗卢；无作无止，无欠无余。生谓之宅，死谓之墟；三十六年，吾其舍此，跨汗漫而游鸿溕之都乎？
东坡决定长居此地，作《新居》一诗，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
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
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
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
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
我们看看东坡新居环境是怎样的？“盖地极炎热，而海风甚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儋县志》。东坡的桄榔庵周围一片荒芜，“海氛瘴雾，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娱……”
这样恶劣的环境哪里是人住的地方？但豁达睿智绝不会被命运压倒的东坡就是在这里一住三年，他的笔墨与桄榔相伴相随：“独倚桄榔树”，“江边曳杖桄榔瘦”，“卧树独秀桄榔园”，“雪粉剖桄榔”，“散策桄榔林”……这里就是他的“生谓之宅，死谓之墟”。
“桄榔庵”，见证和陪伴了苏轼贬逐岭南的一千多个日月。桄榔庵在东坡之后历代都有修缮得以保存，但不幸在民国九年（1920年）州城“大难”中毁灭殆尽。
东坡的《雪堂问潘邠老》、《桄榔庵铭》两篇“陋室铭”，加在一起也远不如刘禹锡的一篇《陋室铭》名气大，影响深。这没什么，这世上所有的风光也不能都叫东坡一人占了。东坡的诗文历经岁月长河的洗涤而长留于天地之间。九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在和他的灵魂交流与对话。“文字恒久远，美文永流传。”对于东坡来说，对于后人来说，这就足够了。
东坡回首他的一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所道出的这一句也许正是他悲苦人生的最贴切的脚注。
刘禹锡若地下有知，看到东坡生活居住的地方，他还会写出《陋室铭》吗？
林语堂搞错了将“乌台诗案”大白于天下的人
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宋神宗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进行改制。就在这时，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在湖州任上时发生了“乌台诗案”，这起案件是北宋历史上第一宗也是最大最著名的文字狱。
案件的起因是御史中丞李定、舒掸等人使用沈括用过的伎俩，摘取苏轼所作诗句和《湖州谢上表》中一些不臣语句，指证苏轼藐视朝廷、谤讪新政，将其告发。在这之前，沈括曾一个人单枪匹马“检举”过苏轼，因其人单势孤没有得逞。这次可不一样，李定等人是组团来的。面对强大压力，宋神宗只好下旨将苏轼入狱到御史台。御史台也叫“乌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植有成排的柏树，上面时常栖落着数千只野乌鸦，后世便称御史府为乌府，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汉书·朱博传》：“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由于这起案件的发起者都是御史台的言官，审理这起案件自然也在御史台狱进行，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李定、舒掸等人为何要污蔑迫害苏轼？
原因有以下两点：
李定、舒掸、何正臣等都是在朝廷变法之际坐着火箭上来的新进之士，他们的工作是负责监察、审理、审讯、监督朝廷官员。这几个人声望低根底浅，最忧虑担心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重量级人物卷土重来。他们坚决不能让苏轼这样的人再次回到朝廷，那样则会危及他们的地位。所以他们寻找一切机会打击旧党代表人物，致其死地而后快。
他们痛恨苏轼，还因为他是当时文坛的领袖，其反对新法敢说敢为，他写了不少抨击新法、嘲弄新法人物的诗文，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如果剪除了苏轼这个“祸根”，那些跟着苏轼的人就会树倒猢狲散。其中李定最想要苏轼的性命，是因为还有私怨在里面，苏轼曾对他为了继续做官，竟然隐瞒家中父母丧事，不去丁忧的事情嘲讽过。
再有也是李定这帮人心胸狭隘、嫉贤妒能的本能使然。嫉妒使这伙人成了魔鬼。
李定、舒掸等人是如何污蔑迫害苏轼的呢？
李定等人将苏轼上给神宗的《湖州谢上表》作为导火索，引燃对苏轼的迫害。
神宗元丰二年（1079）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首先向苏轼放出了第一枪。他上奏神宗皇帝说：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苏轼就说这些都是新法造成的，将责任归咎于新法。提出按照法令对苏轼进行严厉惩处。
监察御史里行舒掸紧接着上阵。他将苏轼诗集《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献给神宗，说苏轼在诗文中遍处都在诋毁新法、藐视朝廷甚至宋神宗本人。苏轼讽刺新法令考核官员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将给贫民发贫困补助款说是“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造福农桑兴修水利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请求神宗立即对苏轼严加惩处，杀一儆百。舒掸恶狠狠地提出要结果苏轼的性命。
李定这位御史中丞火上浇油表现的更加狠毒。他列举了苏轼四大可废该杀之罪：
一是“怙终不悔，其恶已著”；
二是“傲之语，日闻中外”；
三是“言伪而辨”，“行伪而坚”；
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
“怙终”这个词很有分量，语出《书·舜典》：“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孔传：“怙奸自终，当刑杀之。”怙终就是有所恃而终不悔改，就是盗贼终生不改其性，只能用刑法来处死他。李定说苏轼“怙终不悔”，要求神宗对苏轼实行“特行典宪”，这就是血淋漓地表示要了苏轼的老命。
以上三人对苏轼的攻击之词《续资治通鉴·宋神宗元丰二年》都有记载。
神宗面前摆着这几份措辞激烈的奏折，在这种强大压力下，为了维护大局，他下旨将苏轼交付御史台调查处理。
苏轼逃过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