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轮船招商局专走北洋航线的“福星”轮在黑水洋附近被怡和洋行的轮船“澳顺”号撞沉,肇事后“澳顺”轮不仅没有全力施救,反而马力全开逃逸。“福星”轮上63人溺水身亡,漕米7000余石及其它货物沉没。
此事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重大海难,上海道刘瑞芬立即会同英领事协商处理,招商局的总办、会办当然无法置身事外,唐廷枢、徐润、朱其昂派轮船带信至汉口,盛宣怀情知事关重大,虽然手中无数事务脱不开手,却也不得不准备启程回沪上。
临行前,自然有一番觥筹交错辞行送别的虚应故事。盛宣怀能推就推,草草结束后,搭乘“永宁”号返回了上海。
与离开上海筹办湖北矿务时的风光不同,在黄浦江码头下岸,来接的只有招商局几个小书记,场面冷清。好在盛宣怀也不太在意这些,钻进马车,问:“唐总办和徐、朱两位会办在哪里?”
“徐会办去了英领事馆,说是协商福星轮船赔偿一案。朱会办在家照看生意。唐总办这些日子在直隶开矿,也是今天才到。”
盛宣怀听了不再说话,也没有去永安街上的招商局总部,更没有回大有豫钱庄,而是回了自己在英租界春江里的住所。自从去年淡出招商局以来,盛宣怀就不愿再住在招商局里,自己找了这么一块地盘,挂了个“直隶后路粮台”的牌子,雇了两个老妈子,一个长随,一个丫头,由刁玉蓉打理得妥妥帖帖,自然一应开销从直隶练饷银中支付。
回到家中,正是晚饭时,刁玉蓉已准备了一桌子盛宣怀中意的饭菜,还有一瓶普鲁士来的“雷司令”白葡萄酒。小别省新欢,自有一番温存惬意。饭吃到一半,刁玉蓉道:“苏州家里来信,说是二哥过几日要到上海来。”
盛宣怀“嗯”了一声并没有回音,盛宇怀如今是闲散的候补知府,并没有职务,到上海来一定不是为了公事,大半是留园装潢,有什么物件需要采购,老爷子便派他前来,这倒不用自己操心。只是年余没见盛宇怀,自然是要挤出时间聚聚的。
见盛宣怀没有吱声,刁玉蓉接过丫头手上的酒瓶,亲自给盛宣怀倒上了半杯酒。斟酌着字句道:“过去常听你说二哥长短,二哥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有什么能耐,我还没见识过呢。”
这下说到了盛宣怀感兴趣的地方,笑道:“宇怀从小就聪明,个头也高,讲义气,好出头,只是读书不行,连个秀才都没中过。但办事还是有条有理,最擅长讲笑话,任你再愁苦的脸,几句话就能逗乐起来,算是个歪才。”说到这儿,盛宣怀不由得叹口气道,“只可惜伯父去得早,二哥负担就重,偏偏官运也不济,到如今也只是个闲散知府,没做过什么正经差事。”
“那家境怕是不太好?”
“就是这话——”盛宣怀本想说,就是因他家里困难,自己去年才给了他几千两银子救济,但转念一想,在女人面前谈这些,一来低了二哥的身份,二来这事儿刁玉蓉不知会作何想,生生把这话给压了回去。
岂知刁玉蓉略一沉吟,道:“你走这几个月,轮船局的薪水到了。加上入股的利息和年终的花红,拢在一起也有两万多两银子。我的意思,不如打一张两千两的银票,放在二哥身上,在上海买点东西回去也好孝敬老爷子和各房姨娘。还有大有豫投到轮船局的股票,分红也有一万多两,一概让二哥带回去,也算是二哥替家里办的一桩事。”
听到这里,盛宣怀不由得诧异了。刁玉蓉青楼出身,懂经济,会算计,自己索性就把财物之事交给她打理。但平常女子,一旦手中有了银钱,便变得斤斤计较起来,慢说给亲戚救济,就是自己用度也要扣三减四,仿佛那钱躺在钱庄的折子上就会自己繁衍生息一般。而刁玉蓉却不同,不仅想到了要拿两千两给盛宇怀,还说出“孝敬老爷子和各方姨娘”的话来,给了实惠又给了面子。
盛宣怀因含着笑,望着刁玉蓉道:“这还没回家省亲呢,你就先讨好起夫家来了?”
刁玉蓉脸微微一红,骂道:“人家替你作想,你还笑话,真是不想活了?”
两人又笑闹一番,收拾了饭局,自然进内室有一番温存之意。但不到夜里三点钟,盛宣怀却自己起来,下边佣人在书房里放上招商局送来的有关“福星”案的公文、信犊,还有他特意嘱咐收集的有关此事的《申报》,砌了一壶龙井,摆上一盘吴江来的腌制的杏肉,盛宣怀便坐在书房里,仔细研读,直到东方大白。
第二天是约好了各位局董到局议事的。盛宣怀用了早饭,早早就打轿来了永安街,一上二楼,恰见朱其昂一个人在走廊里踱来踱去,愁眉不展。盛宣怀上去道:“云翁来得早。”
朱其昂一抬头见到盛宣怀,竟像是遇到救星一般,几步走过来道:“盛道,你可回来了!”
盛宣怀情知朱其昂有多少话要对自己说,但这里是走廊,人多耳杂,不是说话的地方,便想引朱其昂到自己的房间,但一推开门,却愣住了。盛宣怀在招商局的办公房在右手走廊尽头,本就是个角落的位置,此时一开门,只间家具、物件还在原位,但却蒙了厚厚一层灰,显是自从自己走后,走里就没人收拾过。不由得心中升腾起一股无名之火:我人还没走,就如此对待,巴不得我留在武汉不回来还是怎样?
朱其昂见此情形,也有些惊讶,他的办公房在走廊另一端,平时也没有注意这些,目下见到盛宣怀的脸色,忙道:“下边的人怎么弄的?回头我一定骂他们个狗血淋头!来,盛道,不如到我的房间?我这就让他们收拾。”
盛宣怀知道此刻不是发火的时候,朱其昂也不是发火的对象,便收敛心神,跟着朱其昂朝回走。不成想刚走到楼梯口,唐廷枢、徐润两人就走了上来。这下再到朱其昂房中就显得不合时宜,唐廷枢也开口道:“我本还想着盛道昨日才回上海,今早怕是来不了这么早,既然已经来了,不如就早点会商?其诏兄弟来了没有?”
朱其诏因为要料理平日的局务,更是一大早就到了商局。如此一来,一个总办、四个会办均已到场,再加上赶来的镇江分局吴佐仪、九江分局黄灼堂、宁波分局汪子述、广东分局唐廷庚、福州分局唐静庵,一共十人,便齐到议事厅开会。
会商的内容当然别无二事,专为讨论“福星”案。待大家坐定,身为总办的唐廷枢略一咳嗽,道:“雨之,你先讲讲此事大体情形和善后处理。”
于是徐润便拿出份篆好的稿子讲起来。“福星”是朱其昂主政商局是购入的轮船,排水500余吨,是已经改成趸船的“伊敦”之外,是轮船局目前吨位最小的轮船,主要开行上海至塘沽的路线,承担漕粮运送的业务。5月12日,“福星”满载7000余石漕粮及其他货物北行至黑水洋附近时,遭遇大雾。“福星”轮鸣笛开灯缓缓前行,不久从右侧传来汽笛声,“福星”当即鸣笛警示,但对方却未做出回答。待到双方进入目力所及范围内时,右侧来的轮船已经来不及停车,福星也无从闪避,两船相撞,吨位小的福星被拦腰截断。见酿成巨祸,肇事轮船不管不顾,降旗逃逸。事后上海道、天津道和英国驻上海、天津领事会商调查,得知肇事船只是在香港登记的英国商船“澳顺”号,挂名在怡和洋行轮船公司,事发之后,船主布朗已经潜逃,无从追缉。福星号上除船员外,尚有百余名乘客,其中更有二十五人是天津海运局和浙江海运局的委员,最终63人罹难。
海难情况大体如此,不用徐润讲,盛宣怀已经在《申报》上看到详细情形,甚至比徐润说的还多。比如事发之后,拖延了六天之久,轮船局才向英领事馆提起诉讼,这就给了英国船主逃逸的时间。而且怡和洋行从一开始就一口咬定,“澳顺”只是挂名依附,并非怡和洋行的直属船队,因此怡和洋行拒不承担一切责任。而在海难中罹难的乘客家属,则群情激奋,又不敢围攻英领馆,便向上海道施压,上海报纸也推波助澜,此事愈发闹得不可收拾。
徐润说完,唐廷枢接着道:“列位也知道,这小半年,我按北洋傅相的意思,在直隶开矿,船局的事情都由几位承担。昨天一回,知道雨之已经同刘道一起,反复到英领馆协商解决此事。如今事实俱在,英轮船澳顺应负完全责任,但船主布朗已经逃逸,无法追索逃款,怡和也拒不承担责任,即使我亲自前去相商,对方也毫不退让。因此就成了个死局。今日召集大家会商,为的就是拿出个办法。不仅刘道催促,两江、直隶的上峰也非常关注。”
唐廷枢到此不再说话,拿眼去看各位局董,一片沉默。人人都清楚,这事其实远不如唐、徐二人说得这么简单。马嘉里案才出,中、英两国关系正在微妙时期,一个举措不当便可能影响外交大计;更兼着溺水身亡的63人中有不少都有官身,他们的家眷不依不饶,多方活动,轮船局一时成了众矢之的;还有此事经《申报》等报刊登载,开始以为火轮船行驶海洋万无一失的普通士绅无不大失所望,事发之后这一个月,长江沿线以及北洋航运的货物锐减,有的轮船出洋时,载重还不到满载的一半,对轮船局生意冲击极大。像这样大的事,早就不是轮船局一家就能承担,最后必然得直隶与两江官场出面和洋人打官司。所谓局董开会,不过是要商讨个轮船局内部的说法而已。但这是怎样的说法?所谓事出有因,必然要有人承担责任,此人为谁?
见无人说话,徐润私底下给广东分局总办唐廷庚(1835-1896,唐廷枢胞弟)使了个眼色。唐廷庚会意,微微咳嗽一声道:“既然诸位都不愿开口,我就先来做个不识趣的人。为今之计,首要便是厘清责任。此事究竟因何而起?掌轮、大副、测绘各职甚至各委员、会办,究竟谁来担责?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倘若局中没有人出面承担,怕是不好收篷,不仅外国人那里交涉起来难办,就是上峰问起来,局中也不好交代。”
唐廷庚话音一落,汪子述也接着开口道:“唐兄所言极是!我三天前到上海,从宁波过来之前,道台就找我商谈,此次海难,有一人是浙江海运局委员,家眷就在宁波。家眷闹事,已经闹到了宁波府,吵得个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局内要是不能查清责任所在,势必不能还两江官场一个太平。”
这两人一开口,局面就活跃起来,接着吴佐仪、黄灼堂也开口说话,无非是说要查清责任,暗地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如果不推出一个替罪羊,局面便无从收拾。
唐廷枢开口道:“各位局董的意思景星已经明白,各位说的也是实情。福星案一出,两江对轮船局颇有微词,如若不能分清责任,就要有船局来承担。想列位诸君数年来辛苦创业,好容易有了现在这个局面,如果有个闪失,对不起各位多年心血与投入也就算了,上也对不起朝廷重托,下也对不起黎民苍生。所以,第一要务,是找出谁来担责。但如何个找法?依什么惯例?请诸位各抒己见。”
话音刚落,徐润在一旁“哼”了一声,道:“还要怎么找?不是现成明摆着的事儿吗?船是谁买的?掌船、大幅是谁雇的?局里都有案牍,一查便知。”
徐润还没说完,那边朱其昂已经按捺不住了。“福星”是他主政期间买入的第二艘轮船,自然雇佣掌船、大副的合同也都是他签字画押的。徐润这么一说,明摆着是要让朱其昂来当这个替罪羊,他哪里有忍得住的道理?张口道:“天大的笑话!莫不成轮船局是沙船帮,各家板船各家顾?船局几位会办是分工负责,漕运有人管,揽载有人管,这航行,自然也有人管!”
早在唐廷枢、徐润入主招商局时,几位会办的分工便已经明确:唐廷枢总管全局,朱其昂、朱其诏管理漕运、揽载,而航运则是徐润负责。朱其昂话有所指,轮船开到海上出了事,不归你徐润负责,莫非还想找揽载的会办的麻烦?
徐润自然要还击:“云翁此话就不地道了,会办中自然有人管航运,但这管也要看管得了,管不了。福星号只有500余吨,本来航行海上就不甚安全,伊敦号不就是为此做了趸船吗?烧煤又多,载货又少,年老失修,不是这里有病就是那里出事,纵有三头六臂,逃得过今天逃不过明天,保不定何时就出事,你让人怎么管?”
这又把话头引回了福星号购买之时弊病。“伊敦”、“福星”二轮购买时,朱其昂受中人蒙骗,高价买来两艘其实并不适宜用作海运的轮船。如今伊敦号已经停用,福星号又出事沉没,即使徐润栽到轮船年久失修动力不足方向不灵以致不能躲避澳顺号,也查无实据。朱其昂却还不服气,厉声道:“徐会办你切莫乱讲。听你所言,莫不成海难一事,还成了福星的错?掌轮、大副已经殉职,你还要在这里说他们的长短?这事儿英领事馆都已经查清,是澳顺的责任,倘若不是外轮强横无理,那个船主布朗为何要逃?既然是外轮的责任,局董开会,又说什么厘清自己责任,到底是何居心?”
这次徐润还没有回话,福州分局的唐静庵却接口了:“云翁何苦争执?雨之兄说得或许有些偏颇,但大意却是没错的。英领事馆的调查自然有结论,但我们就好把责任全推到洋人头上?先不说那些罹难乘客的家眷听不听得进去,就说你如何向朝廷交代?都是洋人的错,让他们自己去找洋人赔钱?交涉事大,轮船局莫非扛得下来?”
这顶帽子就戴得大了,不管有理无理,这是和外国人打交道,连朝廷都是心虚气短的,你区区轮船局莫非还想同洋人较真?既然不能较真,责任自然另外要找人来担,福星号是你朱其昂买的,你不担责任,谁来担?
盛宣怀一直在旁边冷眼观看,心里痛骂道:这群没有骨气的蠢货!责任全在洋人身上,你们不想方设法让外轮赔偿,却在这里推卸责任,想要落井下石,让朱其昂这个六十开外的老人承担,自己撇得一干二净。火烧眉毛之际,却还在内斗不已,真不知一个个是蠢到极点还是毫无天良之心?
再看朱其昂时,他受了徐润、唐廷庚、唐静庵等人的轮番指责,又被扣了顶喘不过气来的大帽子,憋得一脸紫红,大口大口喘着气,却连一口字都吐不出,想起不过数年前他在海运局做会办驰骋江南官商两界的情形,真觉得此人可怜。
盛宣怀明白,要是此时再不出手救朱其昂,慢说他这个会办当不成,接下来说不定还有其他的无妄之灾。
于是便微微咳嗽两声,缓缓道:“我昨天才回上海,对事态了解不清。但刚才听列位一议论,有些想法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唐廷枢对盛宣怀起码还是有着面子上的敬重的,便道:“盛道尽管讲,今日局董开会,目的就是要给官场一个交代,盛道既然代表官场,自然各位都乐意倾听。”
“代表官场哪里谈得上?”盛宣怀略一笑,又说道,“事有轻重缓急,宣怀觉得,目下第一件大事,不是理清孰是孰非,更不是急于结论。而是先要抚平事端。而所谓事端,目前看来最紧迫之事,是要向罹难乘客及搭运货物的商家赔偿。不知局里有无估算,这一笔开销,会有多少?”
负责善后的朱其诏立马答道:“局里已经算过,按照原先在申报上登过的告示,赔偿是有例可循的,又参照了怡和、旗昌两家的标准,约莫在一万七八千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