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郑观应从香港赴澳门隐居，前后长达六年。郑观应开始修改充实他早期的著作《易言》，构建自己的维新思想体系。修改以后的著作即流传甚广的《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是一部反映时代要求的巨著，更是郑观应思想境界达到高峰的标志。《盛世危言》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问题，在企业管理、经营思想和经济思想方面的论述更为突出，反映了郑观应的经济改良思想。
从《盛世危言》中能看出，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就是"商战"论。他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手段归结为"兵战"（军事侵略）和"商战"（经济侵略）两种形式，认为"商战"是更基本的侵略手段，对被侵略国家来说也是最危险的。针对这两种侵略方式，郑观应提倡中国必须用两种方式进行抵抗，第一是以"兵战"（军事上的反侵略）抵御军事侵略，第二是以"商战"（经济上的反侵略）对付经济侵略，这就是他的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的公式。
在这两种反侵略方式中，他认为应以经济为重点，因为"兵战"只能"治其标"，只有加强"商战"，才能"固其本"，因此"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要进行"商战"就要以商为中心，大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国民经济，将发展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居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和枢纽地位，把"振兴商务"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总方针。他提倡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都必须服从于发展商业的需要，都要作为商的助手，国家的军事、外交和教育等各项政策，也都应该围绕这个中心来部署，为商业中心服务。
唯如此才可能把国家的一切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充分地调动起来，与资本主义列强"决胜于商战"。郑观应针对那时地主阶级顽固派吹嘘的"以农立国"口号，发表了"以商立国"的口号，疾呼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代替封建主义经济制度。
为了使"商战"能够取得成效，郑观应又提出了某些具体主张，一是依赖国家力量，扶助和保护私人工商业，兴工艺，精制造，生产多种商品，在国内外市场上与外国相抗衡，深化改革关税制度，裁撤厘金。二是进一步限制进口和扩大出口；开设银行，自铸银币，推行借内债制度，等等。
郑观应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政策有非常深入的批评，他批评洋务派官僚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夺商权"、"专擅其事"，"调剂私人"，提倡兴办新式企业要"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表达了他对不懂经营之道的官僚胡乱干涉企业经营的不满。
在政治方面，郑观应利用《盛世危言》一书，表达了"开议院"和设立有资本家代表参加的"商部"等带有资产阶级改良性质的思想，主张为资产阶级争取到一定政治权利，以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
从总体上看，郑观应在思想上超越了那些在洋务企业的商人们，已经成为具有维新改良思想的新式商人。"商战"论成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中反对外国经济侵略的特定范畴，很多思想家都沿用了这个范畴，影响非常大，变成表达民族资产阶级争取经济独立要求的特殊经济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