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3月，父亲和红八军第一纵队的一个连，从靖西一带冲到右江。这时，右江沿岸已完全为敌人占领，红七军已退入东兰一带。3月下旬，父亲终于在重敌重围之中，迂回到了东兰。
自百色起义以来，右江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29年12月百色起义以后，右江的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前委没有将工作中心放在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而是决定攻打南宁，结果在途中隆安即吃了败仗，部队伤亡很大。部队向后撤回平马后，又再被敌人追至亭泗，双方交战，激烈异常，由于损失不小，双方都同时撤退。我红七军主力粉碎了敌人围歼我于右江河谷的企图，在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后，于2月中旬进入东兰、凤山一带休整。约半月时间，前委决定向外游击一个时期。一、二纵队由张云逸军长带领向北边河池方向活动，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留在东兰右江。
一纵、二纵经东兰、河池、怀远，于4月初到思恩（今环江）。在思恩因桂军突然来袭，受到一个小的挫折后，部队翻越苗山，到达贵州榕江地区。1930年4月底，红七军攻占了榕江（当时名古州），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部队士气也大有提高。在榕江稍事休整后，七军一、二纵队回师广西右江地区。
1930年4月的一天，父亲到达东兰县武篆区，他来到魁星楼旁，找到在县妇联工作的黄美伦。
黄美伦回忆：那一天，“飘着毛毛细雨，近掌灯的时候，一位精悍的年轻人，戴着竹笠帽，提着拐棍，穿着草鞋，裤脚卷得高高，后面跟着一位红军战士，神采奕奕地来到我家门口。”这就是邓斌，邓政委。
黄美伦立即带邓政委去见韦拔群，两人相见，格外亲切。韦拔群“安排邓政委换了湿衣服，吃了饭，坐在我们壮家的火盆边，说个没完”。
第二天一早，韦拔群便带邓政委上魁星楼去。
魁星楼，原为人们祭祀文神魁星之地，现已成为农协和苏维埃政府办公的地方。
“邓政委来到武篆，拔哥就在二楼上增加一张竹床和一张旧的八仙桌，供邓政委办公和学习之用。从此，魁星楼上的灯光，经常明亮至深夜。”
到武篆后，父亲一面设法同已向北行动的七军主力取得联系，一面与韦拔群一起进行土地革命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
邓小平和韦拔群，经常在魁星楼上一起召开军政干部会议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研究制定有关土地革命的方针政策。他向第三纵队的党员领导干部介绍了红四军的土地革命工作，引导干部们进行热烈的讨论。他还经常和韦拔群一起下乡，宣传土地革命政策和布置工作。
右江一带，虽然在大革命时期已建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各县约有千余党员，但由于各地工作指导委员会成员的成份和水平不同，土地革命有的偏左，有的偏右，只有东兰县的干部状况好，土地革命比较深入。父亲他们在进一步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时，提出要纠正政权“新豪绅化”的富农倾向和“平分一切土地”的过左作法。他们提出了“平分”、“共耕”、“没收豪绅地主反革命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三个办法，以适应不同的地区和由农民群众自己选择。同时，针对右江地区苏维埃政权内部一些领导和党员腐化和新豪绅化的问题，提出在“重新分配土地”的口号下来改造、改组苏维埃。
由于右江地区开展工作主要的困难是干部太弱，许多地区找不出足以胜任的领导干部，因此父亲除了对实际工作的指导外，还办了一些训练班，吸收贫雇农参加。据红七军老战士姜茂生回忆：“1930年4月，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亲自在东兰武篆主办了一期党员训练班。他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简明地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
父亲曾说过，他在右江地区开展土地革命的一些作法，是他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从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的报告和红四军到上海的同志向中央进行的口头报告中学习的经验。
袁任远、韦国清等对这一时期回忆：“邓小平同志在东兰县和率领第三纵队的韦拔群同志等一起，着力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邓小平同志向干部们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于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1930年5月1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
父亲在武篆的魁星楼住了两个月左右。到了5月底，他们估计红七军主力可能向河池方向移动，父亲便决定去河池一带寻找红七军。
由韦拔群派去护送邓政委的牙美元回忆，当他们来到邓政委住地时，看到年仅二十五岁的邓政委“身着一套深灰色军装，头戴一顶红军帽，脚穿一对凉鞋，红彤彤的圆脸上，长有一对特别和蔼而机灵的眼睛”。
在晨曦之中，父亲和他的随行人员，告别了拔哥，策马上路，去找红七军。
他们一路翻山越岭，涉水渡河，吃的是干粮，饮的是泉水，一路快马加鞭，加紧寻访。
到了第四天，他们打听到已有一队打着铁锤镰刀大红旗的部队到达河池。
第六天，父亲赶到河池，终于与李明瑞、张云逸会合。
到河池后，父亲与七军领导集中开会，传达中央的指示，并研究回师右江的问题。
父亲在河池召集了一个党员大会，决定回师右江，在右江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改造红军，总的方向还是迅速向外发展。并决定乘红七军从贵州回来一路上取得的胜利成果，一鼓作气，挥师百色，收复百色。
会议后，红七军上下士气大振，全军指战员整装待发。
父亲回到广西后，还办了一件事，就是按照中央的批准，根据李明瑞的要求，接受李明瑞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一决定，当父亲一到龙州后便宣布了。从此，李明瑞，由一位具有爱国民主主义思想的旧的军事将领，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战士。
李明瑞由一个旧军人转变为一名红军革命将领这一过程，是一个非同寻常，却又极带普遍意义的事例。也就是说，在中国历史迂回曲折而又历尽磨难的发展过程中，许许多多的人经过奋斗、失败、彷徨、迷惘，最终，都幡然觉悟，选择了这条通往真理之路，走上了这条唯一可以拯救中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道路。因为，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才真正彻底摆脱了军阀和外国势力，才真正是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才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人民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队伍中，有多少像李明瑞这样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啊！
朱德、彭德怀、贺龙、叶剑英、刘伯承，这些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从中国工农红军建立，直到三年解放战争，又有多少人也都这样地走了过来。
他们加入革命队伍，一没有高官，二没有厚禄，他们为了什么呢？为只为，他们心中明白，他们找到了真理；为只为，他们感到自豪，因为他们的生命，从此与中国的前途命运，与四万万中国人民紧密相联。而他们，也从此便成为革命功臣，人民英雄。
父亲与李明瑞之交，仅才一年不到的时间，但他们之间已建立了真诚的友情和信任。对于李明瑞，对于他旧军人的出身背景，许多人存有疑虑，当时“左倾”的立三中央，更是明确地三令五申，不要对李存有幻想，甚至明确指示，“坚决反对他入党”，并强令“驱逐他离开该地”！
对于中央的这些态度，由于广西和中央音信隔绝，所以父亲当时并不知道。不过，即使知道了，他也会顶住压力，十分坚决地，十分热忱地，用真诚和勇气把李明瑞欢迎到革命队伍中来。因为，是他，最了解广西的情况，是他，最了解李明瑞。他知道，李明瑞需要革命，革命也需要李明瑞。
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作为一名党员，他具有十分强的组织纪律性，同时，又绝不轻易向谬误让步，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实事求是，敢于承担责任。
1930年6月初，红七军在李明瑞总指挥、邓小平总政委和张云逸军长的带领下，向百色进发。6月8日，红七军一、二纵队向百色发起进攻。由于敌人工事坚固，两天仍未拿下。李明瑞、张云逸亲到前线指挥，令二纵二营营长、共产党员冯达飞用山炮轰击。在红军猛烈攻击之下，胜利收复百色。
收复百色后，前委决定继续扩大战果，红七军乘胜战斗，又收复了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右江沿岸各县县城，全部恢复了右江苏区。在红七军于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的同时，右江地区继续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群众基础，巩固红色根据地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