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军 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 南广学院董事
一
顶层设计是架设在愿景和实践之间的桥梁，是指引现实方向的理性蓝图，是从目标到行动的系统思维。难以想象故宫不按图纸设计施工，难以想象大国的崛起没有系统的战略思维，同样也难以想象大学的脱颖而出没有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作为精确的概念来源于工程学，原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的目标所作的最初、整体的系统性构想，用系统论的方法，以全局视角，对项目系统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考虑，确定目标，选择最优的目标实现方案和路径，为此必须遵循理论一致、功能协调、结构统一、资源共享等原则。这一概念，后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决策系统，甚至成为政府制定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思维方法。
对于大学战略规划而言，顶层设计是最初、最关键的一步。20世纪10年代，作为全美最好的技术学院，色诺帕技术学院调转航向发展“自然科学”，从而成为今天最卓越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加州理工学院。这体现了顶层设计的力量。1963年出台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总体规划》体现了美国加州政府对其管理的大学进行整体设计。该规划的核心就是将加州的大学进行分层或分类。《规划》将加州的大学系统分成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加州大学，12.5%左右的最好的中学毕业生进入加州大学学习；第二个层次是加州州立大学，34%的毕业生进入这里；三是社区学院，100%的毕业生都可以进入。这一总体规划不仅对加州，甚至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是世界上最善于进行高等教育顶层设计的国家，直观地看世界大学排行榜，位于金字塔尖的研究型大学美国已经领先于欧洲各国，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其优越的高等教育系统。这一系统将知识和教育需求的分层、分类，对应于高等教育的分层、分类，从而既保证了学理追求所需的象牙塔精神，也顺应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需求。英国普利茅斯大学汉南教授指出，当那些老大学在关注他们的国际地位和全球范围内的大学相互竞争时，那些新兴大学则趋向于更多地在英国国内做文章，并且优先规划与社会民生相关的重大问题。
综观大学发展史，虽然最初没有“顶层设计”概念引导大学的发展，但是真实的顶层设计却存在于一个个卓越的大学中。最早以“纯粹科学”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德国柏林大学(今天的柏林洪堡大学)得益于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一批大学的设计师。洪堡是柏林大学的创办者，作为德国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者，他却提出“大学与政府保持距离”，从事无功利的纯粹科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科南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之前哈佛仍是一所教学研究型大学，为将教学上出色的哈佛引领到学术上卓越的哈佛，在其担任校长的20年间(1933～1953年)，哈佛发掘、寻觅，继而聘用学术上最具资质的人担任教职，他提出“如果没有长期持续聘用最有发展前景的年轻学者的计划，就无望建立一支卓越的教师队伍”，与此同时，科南特校长在哈佛推行了“非升即走”的教师评价政策。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大学大多起因于卓越的顶层设计。最著名的顶层设计莫过于蔡元培校长对北京大学的整体设计，他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阐明大学的性质“大学者，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心目中北京大学的蓝图是“以文理为基础的中国学术文化中心”，为此以“学理”为标尺进行学科改革，创立研究所，建立教授会制度，蔡校长为代表的先行者设计的蓝图，在几代北大人的努力下到新中国成立时已是名副其实。
现代大学处于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中，同时大学的内部组织也愈加复杂，缺少顶层设计的大学将处于“无序”、“失聪”、“盲目”的境地。今天，高等教育的类型、模式越来越多样化，“高等教育丛林”常常令置身其中的高等学校迷失方向，“我们是什么类型的大学”，“我们要按何种模式来办这所大学”之类的问题常常困扰着大学的领导者。而高等学校本身承担的职能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学理研究和应用研究乃至技术、操作层面的知识生产，高深学问传授与专业化教育和高级技能培训，可能共存于一所大学之中，现实的图景中，人们很难像在教科书中那样回答“大学是什么”、“学院是什么”。缺少顶层设计的大学，将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惯性中，缺少理性的自觉。由此，大学内外部关系的日益复杂促使大学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进行战略思考。美国学者詹姆斯·杜德斯达认为：“教育机构必须具有更强的适应力和应变的能力来为这个变化中的世界服务……由于大学多样的使命和数目众多的参与者，大学变革所遇到的挑战远比商业部门和政府部门遇到的挑战复杂。必须采用战略而不能仅作出反应，要深入理解大学的使命和特点，以往重要的传统和价值标准，并对未来的前景有清晰的认识。”①
大学的顶层设计，是对大学进行时空的整体谋划。愿景中的大学、现实中的大学和历史上的大学之间，应该是一条逻辑的线索，显示的是大学设计者理性和想象的力量。没有大学未来20年的谋划和想象，大学未来5年、10年的规划势必是坐井观天。有了未来20年的蓝图，大学才明了未来5年、10年的方向和作为，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什么先为，什么后为，什么是要津，什么是瓶颈。除了要在时间长河中谋划大学的未来，大学还须在内外部环境和条件中设计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现代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不再仅仅是知识、人才的内部循环系统，而是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智库，是国际、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工厂，是民众继续教育、终身学习的加油站。如何审时度势地判断大学与政府、社会、知识消费者的关系，把握大学在其外部的位置或心目中的位置，是大学领导者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现实的大学生活中，大学领导者常常要充当政治家、外交家的角色，他们要及时领会上传下达的政策，了解业界的需求，倾听来自学生、家长乃至潜在知识消费者的声音。不仅如此，现代大学由于种种原因向着巨型化方向发展，对大学组织自身的透彻把握是顶层设计需考虑的另一维度，一个良好的大学顶层设计可能因为大学组织特性或内部问题而得不到落实。大学的顶层设计，应着眼于大学的整体，而非局部。无论是学科发展的顶层设计，还是师资建设的顶层设计，思路必须是整体的、连贯的、一致的。如果片面追求重点学科的发展，忽视支撑学科、基础学科的培育，势必会造成学科生态的危机，丧失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样，如果片面重视“成名成家”师资的引进，忽视潜在的、年轻的后备人才培养，势必舍本逐末，师资队伍的整体性遭到破坏。大学正是在内外部空间中选择自己的位置，无疑这个位置既指现在的，又指将来的。正如美国学者艾默斯·迈克基尼斯所言，“大学应该有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应既与大学外部社会的时代需求相联系，还要与大学内部的优先重点相联系……而且……应该对内代表公众利益，对外代表学术利益，并在这两种角色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
综上所述，大学战略规划之顶层设计，须有强烈的时间意识，既需要从过去看到将来，又需要从将来审视现在和过去。顶层设计，须充分考虑大学的内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明确大学的“可为”和“能为”。顶层设计，须着眼于大学的整体，而非仅仅关注通常被认为是重点的学院、学科，追逐名学者、学术大师等。
二
南广学院是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个独立学院，其发展与中国传媒大学具有内在的、天然的逻辑联系。创办南广学院的最初构想，是源于中国传媒大学事业发展的延伸、补充，作为中国传媒大学整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考虑的。
因此，南广学院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不能脱离中国传媒大学整体发展战略的大的背景。
近十几年来，中国传媒大学实现了令人瞩目的跨越式发展。决定跨越式发展有许多因素，如高等教育和传媒业的迅猛发展等，但是，具有强烈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意识，适时制定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措施得力的战略规划是非常重要的前提。
1993年2月，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有一个著名的《学院改革与发展30条》，提出了1993～1997年学院改革发展的目标和主要任务。
近十几年来第一个规范的发展规划是《“九五”发展规划和2010年设想》。
1997年，学校制订了《“211工程”建设规划》，这也是一个总体规划，但侧重于重点学科建设。
1999年党代会刘继南校长的工作报告，是一个完整的发展规划，对学校近年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2001年起，中国传媒大学每年春季开学前夕都要召开一个工作会议，每年的工作会议上校长都有一个务虚与务实相结合，以务虚为主的工作报告，而且都要谈思路、谈措施，甚至谈形势、谈定位、谈目标，对规划的制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目前，中国传媒大学最重要的发展规划主要有2007年6月党代会的报告、“十一五”规划和2005年工作会议确定的远景目标和定位。
(一)党代会和“十一五”规划——“十一五”和中长期发展目标与定位
党代会对未来十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发展目标的表述是：“到202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把我校建设成为世界知名高水平传媒大学。”其中，“世界知名”可以说是学校的“视野”和“参照系”，“高水平”规定了“层次”，“传媒”强调的是“特色”。
这一发展目标的内涵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具有国内外高水平大学的共同特征：有若干学科或学科领域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国内外知名的学者群，为国家培养出一批优秀人才，产生对国家建设和社会进步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具有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和世界高等教育普遍规律的先进办学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二是具有自身鲜明的特色：继续保持并提升我校传媒领域学科综合的优势，形成以新闻传播学、艺术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为龙头，文学、工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相互交叉渗透的学科体系；以培养传媒界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创新人才为主体，以面向传媒业的高新技术研发、理论应用研究、决策咨询服务、传媒内容和形式创新为科研重点，成为国家传媒和文化事业发展的人才库、科技库、思想库和信息资源库。
党代会工作报告还确定了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分“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步走”的战略。
经过三年多的研究和制订，中国传媒大学“十一五”规划于2007年11月教代会正式通过实施。“十一五”规划在党代会报告的基础上，对“十一五”期间传媒大学的基本定位做了界定——
办学类型定位：教学研究型大学。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培养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国际视野，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传媒领域精英人才。
学科结构定位：以新闻传播学、艺术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为重点，文、工、管、经、法、理、教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人才培养层次定位：突出本科教育的主体地位，稳步发展研究生教育。
服务面向定位：立足广播影视行业，为传媒、文化及相关事业和产业服务，为国家及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二)2005年工作会议报告——远景目标和定位
2005年工作会议上，刘继南校长代表学校，提出中国传媒大学的远景目标和定位：“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传媒大学建设成为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高水平传播大学，成为传媒界的人才培养与人才信息交流中心、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中心、文献信息资源汇集与发散中心，成为传媒内容创研与示范平台、传媒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
这是在北京广播学院校庆50周年、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之后，在总结50年办学的基础上，对未来50年发展前景的一个展望。
报告还对定位和目标做了详细解释：
综合性——学校将以大传播的理念、全媒体的视野，坚持“以特色带综合，以综合强特色”的思路，使各学科交叉渗透、相互支撑，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有机结合，建设以信息传播为特色的学科体系。
研究型——学校将以培养适应21世纪信息传播发展需要的研究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重点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科学研究，成为信息传播领域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培养基地，成为引领信息传播业发展方向的智力库和思想库。
国际化——学校将顺应信息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以“全球意识、国际水准、世界眼光”，嫁接与整合信息传播教育国际资源，延聘国际化师资、培养国际化人才、开展国际化研究，成为传媒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
“三个中心、两个平台”可以说是具体目标，体现了具有中国传媒大学特色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再加上国际交流与合作，构成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