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这个满族的创始英雄，实际上自幼就比一般的女真人眼界开阔。他曾任明朝的下级军官，常随祖父去抚顺“互市”，与汉人做买卖，还到过北京，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加之十岁丧母，受继母虐待，性格中自有刚毅沉稳。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李成梁征伐建州女真的古勒寨，亲明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尼堪”满语意为“汉人”；“外兰”意为“通事”，“尼堪外兰”为“掌汉文之小官吏”意，此名实为身份称呼，并非本名）诱城出降，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都在这场战役中被明军“误杀”了。事情发生后，时年25岁的努尔哈赤旋即以祖父所遗的“十三副铠甲”起兵复仇，攻打尼堪外兰，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女真统一与满洲征服之旅。
“十三副铠甲”起兵是努尔哈赤创业传奇的起点。如果说努尔哈赤最初起兵是为了报父祖之仇，但很快，他的动机就转化为争夺本民族部落的统治权了。两年后，在努尔哈赤追杀下疲于奔命的尼堪外兰终于被杀，但努尔哈赤已经奔驰起来的战车却并没有停驶。由他发动的这场战争，也已经明确成为一场统一女真民族的征服战。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场战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原因。古勒寨意外的“误杀”事件，不过是这场战争一个时机准确的导火索。
明朝对地广人稀的东北地区实行控制的关键机构就是李成梁长期任总兵的辽东都指挥使司。根据《明史》所载，辽东都指挥使司的管辖范围，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口，北至开原。辽东这片方圆千里之地，“华戎合居，新附杂处”，是明朝直接实行统治的区域。而其以东、以北的地方，则全部是女真人的地域，鲜有汉人的踪迹，明朝所设的努尔干都司及建州三卫这些羁縻卫所也往往有名无实。当时汉人与女真互市的主要集镇是抚顺。抚顺至开原一线，也是当时“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界线，明朝在这里筑边墙，后来清朝在这里建“柳条边”。当然明朝的边墙与长城是为了“拒胡”，防范少数民族；而清朝的“柳条边”用意则相反——它是为了“封禁”，要防止汉人的自发流民进入东北腹地的“龙兴之地”。
明末女真各部纷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攻伐不断。而辽东都指挥使司的功能主要是保护辽东的汉人不受侵扰，并无法为女真社会的内部有效提供秩序保障。因此女真社会出现强烈的统一需求和愿望，只是各部之间除了“强凌弱、众暴寡”地打来打去之外，在努尔哈赤出现之前，并无真正具有统一女真各部的实力。
在这种背景之下，努尔哈赤的起兵就有顺应人心之利。同时努尔哈赤本人智勇双全，不仅作战勇猛，也有超人智慧，善于政治与军事手段并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称其“能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智慧这一点，在他复仇一事上即有鲜明体现。努尔哈赤最初锁定的复仇对象只限尼堪外兰一人，甚至可怜兮兮地跑去向李成梁哭诉父祖之冤，并接受明朝带有补偿性质的册封。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从一开始就有“借题发挥”的深意，起事后步步为营，征伐的范围渐渐扩大，但在羽翼丰满之前，绝不轻易挑战明朝。后来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作为发动对明战争的理由，其中的“第一恨”就是恨明朝害了他的父祖，但这句话他一口气憋了35年才说出来。
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努尔哈赤在古勒山击败了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等九部的多民族联军，统一了建州女真。至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在努尔哈赤亲征海西女真乌拉部并取得胜利之后，女真各部中只剩下“依明为援”的叶赫部尚不服从努尔哈赤的统治。
在这期间，努尔哈赤自称可汗，迁都到赫图阿拉，创立八旗制度，女真社会面貌大变。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后改兴京，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建国，国号“大金”（史称后金），成为后金大汗。在后金政权治下，女真社会依据八旗制度全面军事化，战争与掠夺也成为后金政权最重要的经济生存手段。明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颁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次年，明军对后金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努尔哈赤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貌似简单的战法以弱胜强，取得萨尔浒之战的大捷。此役之后，后金对明战争由守势转为攻势，即将埋葬明朝的少数民族掘墓人正式出现了。
（第四节）入主中原
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叶赫部终于归顺。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克沈阳和辽阳，迁都辽阳，兴建东京城。后金天命十年（1625年），又迁都沈阳，改沈阳为盛京。此时，明廷内党争不断，勤政、善变、谋疑不定的崇祯帝被农民起义与满洲崛起搞得焦头烂额。山海关外，阻挡女真人南进的唯一障碍是坚守宁远（今辽宁兴城）的名将袁崇焕。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努尔哈赤在攻打宁远要塞时，被袁崇焕军的“红夷大炮”击伤，数月后不治而亡，由八子皇太极即位。四年之后，皇太极采用汉人谋士范文程的反间计，借崇祯之手将袁崇焕杀掉。
17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八旗劲旅与明朝军队在山海关以东形成僵持对峙之势。但后金政权在此期间，不断巩固自己在辽东地区的地位，并且开始征服拉拢蒙古的势力。当初，蒙古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及喀喇沁等部对新崛起的后金政权心存戒备，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也曾派科尔沁部大军援助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和叶赫部，抵抗努尔哈赤的进攻。但在统一女真民族的战争未结束前，努尔哈赤采取的策略是不与蒙古对立，对蒙古人的挑战始终忍让迁就，甚至以通婚为手段，争取与科尔沁等部保持良好关系。
萨尔浒大捷之后，察哈尔林丹汗趁机攻占了明朝的广宁城，而明廷为避免努尔哈赤与林丹汗联合，也对其采取绥靖政策，甚至每年向林丹汗赠银千两，以利用其牵制努尔哈赤。
皇太极登基后明确提出“联蒙”的政策，软硬兼施，改变努尔哈赤对蒙古“戒急用忍”的策略，加快征服漠南蒙古各部的步伐。在后金天聪二年（1628年）至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四年之间，皇太极三次亲征林丹汗，后金大军最后攻至呼和浩特，林丹汗南渡黄河而走，后金军俘获大量人畜而还。在此过程中，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喀喇沁等部归顺了后金。而林丹汗则带领察哈尔、鄂尔多斯部众，移动成吉思汗之陵，西渡黄河至大草滩，与漠北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众会合，准备东山再起。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去世，蒙古各部群龙无首，察哈尔和鄂尔多斯部众自大草滩返回鄂尔多斯，喀尔喀部则进入青海。次年，受皇太极之命，多尔衮等人率兵前往鄂尔多斯寻找林丹汗子额哲，取得元朝宝玺，并在蒙古人当中传播皇太极将继承蒙古可汗大统，拉拢民心。同时，封额哲为亲王，并以皇女嫁之。
清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16部49个大小领主齐聚沈阳，公推皇太极继承蒙古可汗大统，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尊号。这样，满蒙合盟最终形成，满洲的力量得以壮大，而蒙古则将不切实际的“灭明复元”的希望托付于满蒙合盟。
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后金国汗皇太极颁布了命令，改族称为“满洲”。命令云：
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女真）。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
自此以后，“满洲”作为正式的民族称谓被固定下来并统一使用，这一天也成为满族的诞生日，即后来的“颁金节”。次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
清顺治元年（1644年）春，李自成攻入北京，明崇祯帝自缢身亡。继新故皇太极行使满洲军事政治权力的多尔衮旋即利用这个机会，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配合下，在山海关击溃李自成的农民军，率满蒙八旗铁骑入关。
五月二日，在前明官员的隆重迎接下，多尔衮进入北京城，以八旗子弟兵布防，并设立牌位祭祀崇祯帝。八月，清朝决定迁都北京，八岁小皇帝福临（顺治）入关，抵北京南郊，祭天地登基，颁即位诏书，通告全国。
入主中原是满族创造的最为惊人的历史奇迹之一。
在这个奇迹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人口问题。清顺治元年（1644年）初夏，当多尔衮倾八旗之兵西进的时候，他的军队包括满蒙八旗近6万人、汉军八旗3万多人以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的部队，总兵力的规模为10万人左右。当时的满洲总人口不过百万，但当时明朝有多少人呢？一说为1.5亿，另一说为3.1亿，通常被接受的说法是前者。因此，从人数规模上看，当时的满族作为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能取得这样的政治与军事成就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奇迹。由此可见，人多未必力量大，高明的政治策略和高效的军事组织方式才是制胜的法宝。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权，清军入关后，需要应对各种复杂的政治挑战。而这种应对，从多尔衮踏进北京城朝阳门的那一刻起，就显示出其不俗的谋略。在具体做法上，首先，清政府隆重祭祀亡国的明朝皇帝崇祯，追谥号为怀宗端皇帝，厚葬于昌平明朝皇家陵园，即今明十三陵中的思陵，思陵的地上园寝建筑就是由清政府营建的。其次是一项理论工作，明朝既灭，清朝提出的说法是明（朝）非亡于清，实亡于李自成大顺政权。多尔衮进京之后，旋即下令吴三桂等南下追击李自成残部，口称要替明朝臣民报“君父之仇”，其政治用意相当深远。第三是对投降的明朝官吏加以任用，并提出满汉官员一同处理政务，“满汉一家”的口号就是这时提出来的，这种做法非常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特别是对地主阶级来说。第四是“剃发易服”，颁布“剃发令”，强令全国百姓削发垂辫，作为臣服的标志，不从者斩，即所谓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以此立清廷权威，慑服民众。第五是开科取士，延续前朝科举制度，吸收汉族知识分子通过科考入官为仕，为汉族社会精英进入帝国政治体制开辟道路，扩大统治基础。第六是减轻税赋，凡清军经过之地减税赋一半，未经过之地减税赋三分之一。此为休养生息之道，大获百姓民心。第七是在京城圈地，圈占城内民宅和城外土地，城内由八旗子弟分区占领，要求汉人一律迁到城外居住，而八旗在城外也占据了大量最好的耕地，除王公贵族所占大片良田外，一般的八旗成员也有“份地”，这就制造出八旗子弟这样一个特权群体，实为统治阶级，忠心效忠大清。
清政府采取的这一系列策略，一方面强化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将明清朝代更替纳入华夏皇权正统体系，争取汉人社会的支持；另一方面优待满蒙八旗，八旗子弟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将本为军事制度的八旗制度彻底转变为基本政治制度，凸显少数民族政权特殊的统治基础。
满族入关，之所以能迅速平定天下，与获得汉族社会的广泛支持（当然，也有少数汉族知识分子始终有“反清复明”的民族情结）和清初统治者的执政水平也有密切联系。与汉人社会不同的是，清朝皇位的继承并未遵循长子继承制，这使得最优秀的皇子能够脱颖而出，承袭大位。清前期是爱新觉罗家族英才辈出的年代，自皇太极到弘历，包括多尔衮在内，期间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帝皆为历史上少见的优秀政治家。六代英君明主代代相连，文治武功皆显卓越，成为历代王朝的孤例。由清军入关开始，清王朝一反明末江山大乱、百姓民不聊生的局面，将中国封建王朝的发展历史推向最后的顶峰，成为统治时间最久的少数民族中央统一政权，并将在东亚大陆上建立起来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帝国，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第五节）康乾盛世
有清一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历时134年，恰好是清朝全史268年的一半，这段时间是中国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历史的最后辉煌的年代，史称“康乾盛世”。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在位61年（1661~172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皇帝之一。他继位之初，国家外有重患，内有沉疴；而到他离位之时，中国社会已从17世纪战乱纷争的动荡中渐渐平息下来，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
康熙继位时只有8岁，是顺治的第三子，1667年在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帮助下，以机智手段赢得了与顾命大臣鳌拜的斗争，开始真正亲政。康熙执政期间，撤除吴三桂等三藩势力（1673年），收复台湾设一府三县，隶福建省（1684年），平定准噶尔汗噶尔丹叛乱（1688~1697年），并抵抗了当时沙俄对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经过雅克萨之战，清俄双方缔结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在平等基础上划定中俄东段边界。
针对汉人社会，康熙年间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积极鼓励垦荒，废止激起汉族反抗的八旗圈地运动，实施“更名田”——将前明作为“藩封之产”的贵族所占大量土地通过更名形式无偿地交与原耕佃农承种，使其成为自耕农，整修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利工程。特别是康熙在1712年决定“永不加赋”，取消新增人口的人头税，耕地面积随之迅速扩大，人口激增，为“康乾盛世”奠定了社会与经济基础。
中国历代王朝都为边患所困，以北方为剧，故自秦始皇始，不断修筑长城以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就长城之事，康熙曾言：“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蒙古，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巩固。”他以藏传佛教羁縻蒙藏，利用宗教手段使少数民族归心清朝，以安定边疆，巩固国家，并在热河（河北承德）修建了避暑山庄，用意在于有一个皇家狩猎之所，定期与蒙古各部旗主贝勒会见，以巩固双方之好。后这里渐渐成为接待外藩朝觐的固定场所。康熙帝开疆辟土，不修长城，撤长城之防，以“修德安民”代替“土石之功”，将“大一统”格局扩张到长城以外，终使有清一代在治理边疆和处理民族问题上，形成了一整套有别于前、气象高远、因地制宜的策略，成效显著。
康熙年间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是崇尚儒学，尤其是朱熹理学，造成理学的复兴。同时优待汉族知识分子，开博学鸿儒科，创建南书房制度，亲谒孔庙，编《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康熙皇舆全览图》等典籍图书。另一方面则是大兴文字狱。1711年，戴名世著《南山集》，用南明年号录有南明史事，招致满门抄斩，株连甚广。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是康熙第四子，在位13年（1723~1735年），是康乾盛世之承上启下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