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八旗官兵庄田分畿辅八旗官兵庄田、驻防八旗官兵庄田及盛京八旗官兵庄田三种。畿辅八旗官兵庄田之土地，即为清兵入关时所圈占之京师民人土地；驻防八旗官兵庄田由驻在地各省拨给；盛京八旗官兵庄田的获取则比较容易，其时东北地广人稀，沈阳周围方圆百里大片平原田地都是旗地。
清初开始，清廷满汉官员分列上朝，各个文职政府部门都有满人的固定编制，满族在政治上享有各种特权。清朝的科举制度沿袭了明朝的制度，但满人做官却不必经过科举途径。雍正朝以前的清朝科举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清廷的主要用意是以科名和仕途来笼络汉人中的才俊，并不以科举为遴选八旗子弟做官的首途。事实上，清朝满人参加科举比汉人更难，因为除了要和汉人一样考“四书五经”，旗人还有加试“国语骑射”。另外，对层出不穷的科场舞弊的处分，也是首严满族。
实际上，清廷更重视的是从尚武的角度选满人做官。这种方式就是八旗子弟通过考“国语骑射”，直接考取笔帖式、中书、郎中、侍卫等官，再由这些官职逐步升迁。清朝在官制上实行满洲缺，笔帖式专为满人而设。这种方式是八旗子弟特有的选官方式，升迁也较科举得官者快得多。因此，清朝武职领域的用人制度，是以八旗为主的，旗人占尽优势。
食国家俸禄的满洲贵族和官吏虽是旗人中的少数，但他们运用各种手段攫取大量财富，开当铺、营商店、放高利贷都属“正道”，贪污腐败更是重要的敛钱手段，如康熙朝明珠、乾隆朝和砷等。
更多的普通旗人需要兵饷生活。军队开支在清朝的国家日常开支中所占的比例很大。清朝共设有万余官员编制以及花费25%左右的年财政预算用于维护八旗制度的运行，而旗人在当时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仅为2%。自康熙朝开始，清廷就酌增八旗钱粮，但旗人人口增加，对大多数人来说，兵饷仅可维持温饱而已。清廷对最贫困的旗丁，实行“养育兵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救济，每人每月发给一两银子的补助金。
如何从长远角度来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一直是历代皇帝操心的业务。康熙曾经策划过将在京的无职无产的旗人，陆续拨往口外沿边驻防。但应者寥寥。雍正模仿井田制安置旗人，让每家每户耕一块地，但并不成功。乾隆则把一些闲散旗人安顿到黑龙江、吉林、盛京和宁古塔等地开垦，给予许多优惠条件。如今在东北的一些满族村庄调查，还有人能讲出祖上原居住在北京的哪条胡同。但京旗之人长期脱离劳动，好逸恶劳，乾隆及以后的屯垦计划鲜有起色。
另外，八旗旗地管理混乱，产权不清，所以自雍正朝以降，清廷长期投入巨资，回赎旗地，再分配给旗人中的穷人。但这项政策初衷虽好，效果却很差，一方面赎地由官员操作，免不了中饱私囊，而贫乏旗人即使回赎成功，因为住在北京城里，也不去耕种，最终通常是产权或使用权流转到汉族地主或农民手中。
八旗生计问题的根基在于，国家本来设想养一支忠诚可靠的职业化的军队，却没想到养了一批游手好闲的懒人，八旗制度的初衷与其后果大相径庭。以粮饷为例：本来清廷是想通过八旗内部定期的供应粮食保证旗人的生活，但是从康熙中期，17世纪末开始，多数旗人则刚刚领到粮食就变卖，致使收购囤积旗人的粮食然后牟利，成为北京城一个专门的生意产业。有的商贩甚至趁着旗丁窘困之时，以低价收购旗丁的领粮票证，自己直接去领取。自雍正朝，清廷就发现这个问题，但专制政体之下，监督防范都在旗内系统运行，收效甚微。直到清末，问题也没有解决。
（第四节）驻防
清朝入关以前，已有八旗驻防之设。清统治全国以后，分为京畿驻防、东北驻防和各省驻防。京畿驻防为守卫京城及附近地区，包括保定、张家口、热河、察哈尔及木兰围场等地；东北驻防是为守护满族的发祥地，包括盛京驻防、吉林驻防和黑龙江驻防。各省驻防多为省会或重镇，以控制全国。八旗驻地及兵额，各朝有所增损、裁并，但变化不是太大，直至清末。
八旗官兵驻防京畿及外省之后，携家带口，按建制集中居住于军营之中，驻于京畿地区的部队称“京营八旗”，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冲之地的部队称“驻防八旗”。八旗营内各种生活设施齐备，旗兵及家属不得私自外出。旗兵严格从旗人内部选拔，“生则入档，壮则当兵”，各在旗籍，受到严格的组织化管理。八旗官兵不得做工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谋生。
八旗的旗务管理，无论满洲、蒙古或汉军，均由都统（原“固山额真”）管理。各旗均设都统一人，副都统二人。清雍正元年（1723年），设“八旗都统衙门”，由上述各旗都统24人及副都统48人组成，掌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之政令，稽查户口，教养旗众，提拔干部，执行任务，都归都统负责。凡八旗之方位，京师及各地之驻防，陵寝守卫，壮丁编审，选子弟充执事，选送秀女，以授地之法定八旗世业，奴仆管理，田租定额，房产购置，红白赏恤，选送俊秀入官学出具考试名册，会选旗营官员，功过劝惩，世职袭废，稽户丁，定兵额，选马甲等等，无不统一管理。
驻京八旗，也称京旗，是八旗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其主要职责是拱卫京城，负责帝都的安全，故而又分别组建了各种专门的军事机构，人员由各旗抽调组成，如侍卫处，负责选镶黄、正黄、正白上三旗才艺出众之子弟为宫廷侍卫，更番轮值，领署由上三旗等额出任。康熙朝时，纳兰性德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就为大内的同班侍卫。京师步军统领，辖中、南、北、左、右五营，统称“京营”，分布于北京城内及郊区。
驻防八旗是清廷派驻到全国各地扼要守险的皇家劲旅，其驻防位置的选择皆有战略考虑，以便在所有重点地区构成八旗军的驻防线，从而形成清朝覆盖全国的八旗军事网络：
1.京畿驻防线；
2.运河驻防线：驻德州、京口（镇江）、杭州等地；
3.黄河驻防线：驻德州、开封、西安等地；
4.长江驻防线：驻江宁（南京）、京口、荆州、成都等地；
5.东南沿海驻防线：驻杭州、福州、广州等地；
6.东北驻防线：驻盛京（沈阳）、吉林、宁古塔（宁安）等地；
7.蒙古驻防线：驻绥远（呼和浩特）、呼伦贝尔等地；
8.西北驻防线：驻西宁、伊犁等地。
驻防在全国各地八旗，一般不设都统。在重要地区如盛京、吉林、黑龙江、江宁、杭州、福州、广州、荆州、西安、成都、绥远等处设将军。凡设将军处，下设副都统。将军为该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但不理民政。后热河、察哈尔由副都统升为都统后，即为该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盛京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驻防的兵力仅次于京畿地区。设盛京将军一人总辖之，下设副都统四人、副都统衔总管一人以及城守尉、协领、防守尉、佐领、骁骑校等众多官职数百人。盛京除武职将军外，自清军入关后，一直置官镇守，处理政务。顺治十五年（1658年）以后，陆续设礼、户、工、刑、兵各部，官员均为满人。
都统、参领、佐领等各级军事长官，同时又是行政长官，平时督促士兵从事生产、养活家口、操练武艺，战时率部出征。清朝，除东北和京畿及附近地区以外，驻有超过千名八旗兵的城市有：荆州、江宁、西安、广州、京口、银川、绥远、福州、成都、杭州、乍浦、青州和凉州。
清廷根据“旗民分治”的原则，在各驻防地或专为旗人筑城别居，或在城内划出一角令旗人居住，通常称之为“满城”，直接区隔开旗人与民人。以山东青州为例，据《青州府志》记载：“驻防满洲城在青州府北，雍正八年（1730年）建，九年告竣。门四：东曰海晏，南曰齐宁，西曰泰安，北曰拱辰互详形胜。”
又载：“溯自雍正十年（1732年）设青州驻防满洲营将军以下官。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裁将军，唯以副都统领之。为海滨之重镇，无事则为屏藩，有事则为将帅……”
（第五节）旗籍
八旗是清朝的户口编制，按引军旗色定户籍，对八旗人丁审户造册，又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旗人各属其籍，分正户、另户、另记档案及旗下家人等，户籍制度相当严密。正户是相对于奴仆而言的，即八旗平民；另户是从正户中分出去的，地位与正户同；出户的奴仆免除了家奴身份，要另记档案；家人则是家奴，没有独立户籍，依附于主人生活。八旗人丁的身份地位不能随意变更。各旗都由爱新觉罗宗室成员担任旗主，下设各级管理者，下层旗民称为“旗奴”。旗籍是八旗制度的核心。有清一代，旗籍相当于今天的城市户口加上国有单位的档案，是旗人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根本。
清初，清廷为安置大量内迁的八旗人口，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下令圈占了北京内城，凡汉官商人平民等，除投充八旗者及在衙署内居住之胥吏、寺庙中居住之僧道外，尽迁南城（《清世祖实录》）。北京内城遂为旗人所占，同时规定，八旗官员、兵丁不许在京城外居住。而京师户籍的编审分属内城八旗和外城五城两个不同的系统，京郊八旗兵丁眷口仍属京师八旗的旗籍系统，而城属（郊区）其他居民则属外五城的民人户籍系统。
清制，八旗人丁每三年编审一次，令各佐领稽查本牛录已成丁者，增入丁册，若隐匿则丁户与佐领、领催等各受罚责。壮丁三百名编为一佐领。清康熙四年（1665年）令，满洲蒙古佐领下余丁多至百名以上时，可自愿分为两佐领。清雍正四年（1726年）谕，“八旗都统及各驻防将军、都统等，命各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将新旧壮丁逐户开明，并写明编审各官姓名，具保结报部”。清雍正五年（1727年）令，“八旗编审丁册，每户书另户某人、某官，无官职者称闲散。上书父兄职名，旁书子弟及兄弟之子及户有人若干，或在籍、或他往。各驻防军旗员兵丁及外任文武八旗各官子弟家属，由各将军、督抚造册咨送该旗。”
基于八旗制度，清朝将社会成员分为“旗人”和“民人”两类，这种身份本来是固定不变的，但有两种情况，二者相互之间可以转换，就是“抬旗”和“出旗”。
“抬旗”与“出旗”是八旗制度中一种特殊的民族政策，其针对的对象是和八旗有着密切联系的汉族，一是“包衣”，即满人，特别是权贵家里的汉族奴仆；二是八旗汉军的成员。
清朝对功勋卓著的内府包衣汉姓人的酬劳方式之一，便是将其抬入汉军。也有径由包衣汉姓，越过八旗汉军，直接“抬”入八旗满洲的，时人所谓“一步登天者”。如康熙帝追念生母孝康皇太后佟氏，下令将孝康皇太后之兄镶黄旗汉军都统佟国纲袭封一等公，并将佟国纲家族由汉军改入满洲，史称“后族抬旗自此始”（《清史稿》）。又如以乾隆朝“大学士衔管河道总督事”的高斌，本为内务府包衣汉姓人，因其女为乾隆帝的慧贤皇贵妃之故，而被抬入八旗满洲镶黄旗，改汉姓高氏为满洲姓高佳氏。
抬旗，不仅包括将包衣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也包括由八旗汉军改变为八旗满洲，以及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如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晋封四子胤为雍亲王，将其侧福晋年氏家族由下五旗的镶白旗汉军，抬入上三旗的镶黄旗。故年氏之兄，后由雍正宠臣沦为被雍正赐死的年羹尧，便在此时由镶白旗汉军人抬为镶黄旗汉军人。
总而言之，抬旗乃是清廷褒奖酬劳之举，是一种显赫的荣耀，而获此殊荣需由皇帝特旨或部议。因此人数很少，对八旗总体的构成影响不大。有意思的是，在“抬旗”过程中，包衣汉姓人要向汉军转化、汉军则要向满洲转化，而下五旗则向上三旗转化，反映出当时八旗制度内部的社会等级。
“出旗”，一般是指汉军改归民籍，即“出旗为民”。这是乾隆帝在清乾隆七年（1742年）的上谕《筹汉军归籍移居谕》中所作出的决定，该谕用词婉约客气，但实质非常简单：变相驱赶京师八旗汉军退出八旗，回归汉籍。
此谕事出有因。
清朝八旗制度之下，旗人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但受到不能离开满城居住，以及不能从事商业活动等诸多限制。到康乾盛世，社会人口增加，八旗亦不例外，汉军八旗的人数大为增加，因而不仅国家财政的负担日重，八旗的生计也日渐窘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八旗是大清的国本，其中尤以满洲八旗最受重视，相比之下，减少汉军八旗的编制，是迫不得已情况下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其用意还是为了巩固八旗制度。
清乾隆七年（1742年）的上谕中，声称此举“非逐伊等出旗”，“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而是“筹久远安全计”。但早期的汉军成员，即“从龙人员子孙”除外。同时指出此乃“出自特恩，后不为例”。表明这是临时举措，不过权宜之计。实际上，令汉军改归民籍的举措从此再未停止过，且范围逐渐扩大。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各省驻防汉军八旗开始办理出旗为民，福州、京口、杭州、广州的驻防汉军旗丁一律出旗。汉军出旗后，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盖，均留给满兵驻扎。至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各地驻防之八旗汉军已几乎全部出旗为民。
最初令汉军出旗的政策，不包括在清入关前编入八旗的汉军成员，即“从龙人员子孙”，也不包括汉军中的基层军官。但乾隆二十七年的上谕精神有变：“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汉军内六品以下现任官员，并一应候补、候选、告退、革退文武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有情愿改入民籍者，呈明报部后可收入民籍”（《大清会典事例》）。到此，受到出旗政策影响的已几乎是除了高级官员外全部的八旗汉军。
强迫大量汉军“出旗为民”是乾隆朝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