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出了书总是寄给康德，但是康德并没有读这些书。关于体现费希特的体系的“知识学”的内容，康德是从杂志上的评论中知道的。他因此产生了一种很不好的印象。对此他概括道，费希特的思辨好像是在捕捉幽灵，你以为抓住了它，可是却两手空空。康德后来终于读了费希特的著作，不过他并未因此而改变对费希特的印象。
费希特并不否认自己与康德的关系。相反，他力图让人相信，他所建立的体系就是康德的体系，只不过是更加彻底罢了。这样就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学生完成了老师所开创的事业。莱因霍尔德，这个曾经是康德的狂热信徒，现在也站到费希特一边去了。康德称这两个人为“超批判主义的朋友”。他气愤得不能自已，但是并未公开发表意见。人们对他的沉默感到困惑不解，认为这表明他投降了，表明他承认费希特的批评意见根本无法反驳。他们想错了，康德是太清高了，他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乃至不屑与自己的学生辈的小人物打笔墨官司。
1799年1月，《埃尔兰根文学报》要求把事情弄清楚。该报建议康德就费希特的思想公开发表意见。康德简洁而明确地回答说：“我郑重声朗，我认为费希特的知识学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体系。因为纯粹的知识学只能是逻辑，逻辑由于它的原则，不是起源于认识的材料，它作为纯粹的逻辑是由知识材料的内容中抽象出来的。企图从逻辑中找出现实客体是徒劳的，因此是永远也无法实现的。”康德接着说，妄图把这样一种思想说成是他的，即似乎他所创立的仅仅是哲学概论，而不是哲学体系，简直令人莫名其妙。他始终认为他的学说的完整性就是它的真理性的最好标志。所以，他所写的一切都不应该从某种转义的意义上去理解，而应该从直接的意义上去理解。声明的结尾是这样一段寓意深刻的话：“意大利有一句俗话说：‘上帝呀，把敌人留给我们自己去对付，只求你把我们从我们朋友手里拯救出来吧！’问题在于，有些是温厚的、对我们怀有好意的朋友，但是为了帮助我们达到目的，他们所采取的举动都是荒谬的；然而也有这样一些虚伪的、奸诈的所谓朋友，他们总是想使我们灭亡，可是口头上却谈论友善，对于这样的人和他们的诡计，就应该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尽管如此，批判哲学出于它那不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要使知性得到满足的不可遏止的渴望，它应该感到，意见的任何改变，理论体系的改善或重新建立，今后却不会对它构成威胁。批判的体系是奠定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是永远不可动摇的，即使在将来为了最高目的人类也是需要它的。”可见，康德又是多么自信、固执和听不得不同意见！
其实，康德本来没有必要出来作这一声明，以专门与主观主义划清界限的。道理很简单：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专门有一章阐述了作者的立场与贝克莱主义的关系。批判哲学整个说来是从承认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出发的。人可以干预世界，但世界完全可以没有人而存在。它与费希特的体系是根本不同的。
康德的声明在耶拿发表时，正好那里的大学生正在闹事的兴头上。结果费希特被指控为无神论，被迫离开了讲坛。
费希特的许多朋友对此十分愤慨，认为康德这样做是居心不良，故意火上浇油。他们要求给康德以驳斥。费希特对于在刊物上作公开答辩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但在私下给朋友的信中却流露出了真情。他称康德是“头脑不健全的人”，康德的学说“纯粹是无稽之谈”，康德的行为是“卖淫的勾当”。他相信这位哥尼斯堡老人这时已“完全不认识也不理解他自己的哲学，他从来也没有与自己的哲学和睦相处过”。
对于康德来说，幸好费希特不知道他在给贝克的信中曾讥讽地承认他自己也不理解自己。喜欢嘲笑人的海涅也不知道这一点，否则他们就要利用这一点来嘲笑康德了。海涅在他论德国哲学的书中就曾有专门的一段谈德国哲学的“不为人所理解”。好像黑格尔临死前也曾说过“只有一个人理解我”，但同时他又痛苦地加了一句，“就连这个人也不理解我”。康德显然是指望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他的。自己曾经以为他们已经理解了自己，这些如此喜爱的学生，现在一个个走上了反对自己的道路。这对于一个进入暮年、渴望和平的老人来说，是一种怎样的遗憾啊！
三、人是什么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一书完成了哲学体系的建立以后，他感到有必要以一种多少集中的形式把自己的学说阐发一下。顺便也要回答一个问题：人是什么？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哲学家思想中的中心问题了。
1798年问世的《人类学》是康德自己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这部著作既是关于人的问题的探讨，又是对自己整个哲学思想所作的总结。《人类学》是康德学说的终点，它的结构与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完全一致。这部书的主要部分按照心灵的三种机能——即认识、快感、欲求的机能分成三章。正是这三种机能过去决定了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的内容。在《人类学》中，与批判哲学的思想直接相呼应的是人世、人的感受、意向和行为。《人类学》是康德著作中最明晰的一部著作。研究康德哲学完全可以从《人类学》开始，沿着与康德思想运动方向相反的道路前进，把《纯粹理性批判》作为这条道路的终点。
康德是从“实用的”观点研究人类学的。在这个领域，他感兴趣的首先是：人是如何塑造自我的？他人对他起什么作用？对于康德来说，人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东西”，人具有自我意识，这使他高出于一切生物之上。康德所说的人就是指个体、个人。尽管他可能经历种种变化，但他仍然是一个个人。不过，康德讲的人是指有文化、有道德的人，能服从道德律令，具有超感性能力的自然存在物。他认为这样的人才是无条件的目的自身，是整个自然的最终目的和归宿。不过，从自我意识这一事实中会产生出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利己主义。逻辑上的利己主义者认为借助于别人的知性来检验自己的见解是多余的，因为他不需要这种真理的试金石。可是同时康德又强调指出，没有这种使我们确信自己见解正确性的手段无论如何是不行的。美学上的利己主义只满足于自己的鉴赏力，因此使自己丧失了进一步完善的可能性；他自我欣赏，并且只在自己身上寻找美的标准。道德上的利己主义把全部目的都限于为自己，他把利益看成是对自己有好处，认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不是为了义务。启蒙学者们的哲学是从个别的、孤立的个人出发的，它把合理的利己主义作为行为的基础加以推崇。康德反对一切形式的利已主义。他认为利己主义与理性是不相容的。他反对利己主义的武器是多元论——一种思维方式。人按这种思维方式来看待自己的“我”时，他就不把自己看作是整个世界，而只把自己看作是整个世界的一个公民。人的活动方式就是世界的活动方式。康德要求抑制利己主义，并用理性绝对控制心理活动。他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自己引起了我们内在的诱惑并且控制住它们，另一种情况是这种诱惑不召自来并且控制住我们。在后一种情况下，就不是正常的人，他不是患了精神病，至少是出现了精神病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