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2月，同盟会发动了萍浏醴起义，全国革命形势汹涌澎湃，秋瑾感到异常兴奋。受同盟会委托，1907年2月，秋瑾来到浙江绍兴大通学堂任督办，以办学为名，进行起义筹备工作，组织光复军；并和徐锡麟约定，1907年5月28日在浙江、安徽同时起义。但徐锡麟由于准备不足，安庆起义很快失败，徐锡麟也被捕牺牲。秋瑾得知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牺牲的消息后，痛不欲生，决计以身殉国，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她拒绝了同志们再三要其躲避的劝告，从容不迫地指挥学生掩藏枪弹，焚毁名册。7月13日，清军包围了大通学堂，秋瑾带领光复军与敌人展开殊死战斗，终因众寡悬殊，秋瑾等六人被捕。绍兴府连夜审讯，严刑拷打，秋瑾宁死不屈，挥笔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大字，这是她留给敌人的唯一笔供。7月15日黎明，秋瑾牺牲于绍兴轩亭口，年仅31岁。
秋瑾死后，人们将她安葬在杭州西子湖畔，并在轩亭口立碑纪念。1913年，孙中山曾亲到杭州祭奠秋瑾烈士，并题赠了“巾帼英雄”四个大字匾额。解放后，人民政府在绍兴建立了秋瑾纪念馆，以慰鉴湖女侠之英灵，以育后人爱国之精神。
碧血黄花浩气长存的七十二烈士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多次发动旨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而广州黄花岗起义则是推翻清政府的武昌起义前的一曲最为悲壮的前奏。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等革命骨干开会。会上，孙中山指出“革命风潮还盛”，并决定要集中全力在广州发动起义。他号召“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出财”，“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一搏”。计划占领广州后，分兵两路，进攻湖南、江西，与长江流域革命党人会师北伐。
这次起义经过了近半年的筹备，集中了同盟会的主要人力、物力。孙中山到华侨中募捐，派人到国外购买武器。许多爱国华侨积极捐款相助，并纷纷回国参加起义。1911年1月黄兴、赵声在香港组织起义领导机构“统筹部”，黄兴任部长，赵声为副部长，并在广州城内设立了几十处秘密机关；从国内各省、南洋华侨及在日本留学生中，挑选800人，组成一支“敢死队”，作为起义的骨干；决定在4月13日起义。不料在4月8日发生了革命党人温生才刺杀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使敌人警觉起来，起义计划被迫推迟，改在4月27日发动。由于形势有变化，只得把原定为10路进攻的计划改为4路进攻。1911年4月27日，广州起义爆发，黄兴亲自率领一路进攻两广总督衙门。他们臂缠白毛巾作为标记，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勇猛进攻总督衙门。两广总督张鸣岐听到枪声，爬墙逃跑。革命党人找不到张鸣岐，放火烧了督署，接着又冲杀出来，与前来围剿的清军展开激烈战斗，直杀得碧血横飞、天昏地暗。激战中黄兴右手被打断两指，脚被弹片击中，仍坚持指挥作战；朱执信奋勇当先，“胸腿受伤，血透外衣”仍坚持战斗；“炸弹大王”喻培伦身中数弹，倒地后仍竭尽全力向敌人扔出最后一颗炸弹；方声洞“孤身被围，容无惧色，犹挥弹突击，计杀哨弁兵勇等二十余人”，直到“弹尽力竭而死”。一些革命党人抱定为革命牺牲的决心，事先写好了绝命书。经过一昼夜激战，由于众寡悬殊，起义失败了。许多革命党人在苦战中壮烈牺牲，一部分力尽被俘后，英勇就义。其中主要是留日学生，还有工人和不少爱国华侨。后来，广州人民将七十二具烈士尸体，合葬于黄花岗，称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因此又称做“黄花岗起义”。1918年华侨捐款为烈士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孙中山手书“浩气长存”四个大字镌刻在陵园的巨型牌坊上，以激励后人的革命斗志。黄花岗烈士为民主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武昌为什么会成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了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这一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称“辛亥革命”。
在这以前，同盟会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而在清朝反动力量较集中的武昌发动的武昌起义却胜利了，这并非偶然，而是因为武昌起义具备了成功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
就其客观条件来讲，湖北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来是革命的一个重要地区，武汉素称“九省通衢”，交通方便，消息灵通，既是反革命统治的心腹要地，也是革命势力活动的中心之一，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格外激烈。1911年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四川保路运动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就其主观条件讲，是两湖革命党人进行了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首先在组织工作方面较为严密。1904年以来，湖北革命党人先后组织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同盟会湖北分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为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是积蓄革命力量较为雄厚。如文学社在湖北新军士兵中进行了艰苦的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出版了《大江报》，公开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大大加强了新军士兵的革命情绪。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基本成员都是新军士兵，武昌起义前湖北新军共16000人，参加文学社的有5000多人，参加共进会的有2000多人，占湖北新军总数三分之一以上。同时他们在学生、会党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了大量的革命者，因此武昌革命力量较为雄厚；再次，武昌起义前，革命党进行了比较周密的策划和部署。文学社、共进会在新军各标、营、队都建立了比较严密的代表制度。1911年8月实现了文学社和共进会的联合，成立了统一的领导机构，拟定了起义的详细军事计划。政治上推定了起义后的负责人，由蒋翊武任总司令、孙武任参谋长，革命党人在武昌小朝街设立起义总部，草拟了文告，制定了旗帜、符号，并与湖南等省的革命党进行联络。其准备工作是相当细致深入的，不同于当时一般革命党人的“轻率发难”，这是武昌起义迅速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
从以上武昌起义前所具备的主观、客观条件来看，说明这次起义有着充分的思想、物质、组织基础，因此，武昌起义得以一举成功。
黄兴是武昌起义中的“败军之将”吗？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黄兴心情十分激动，立即由香港启程经上海赴武昌前线，于28日抵达武昌，领导了汉阳保卫战。
对于黄兴在汉阳保卫战中所起的作用应如何评价有人认为，黄兴作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对战事失利应负主要责任，理由是黄兴提出过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的主张。尤其是在他受到一点责难之后，即不顾总司令的职守，撒手不管，未免气量狭小，甚至指责黄兴是“武昌起义中的败军之将”。
以上论点，把汉阳失败的责任全推到黄兴身上，是有失公道的。事实是黄兴一到武昌，便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赴汉口督战。各军听说黄兴亲来前线，士气大振。这时民军和清军已相持十余日，黄兴重新作了部署，组织发动反攻，夺回了几处阵地。后终因众寡悬殊，汉口失守。黄兴领导固守汉阳，此时黄兴就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汉阳保卫战。11月3日黄兴率司令部人员进驻前线，把司令部设在汉阳昭忠祠，发动士兵日夜构筑工事，坚守汉阳，等待湖南援军到达，再行反攻，夺取汉口。11月16日晚，黄兴在抵达汉阳的湖南援军配合下，亲临前线，指挥军队反攻汉口。但由于清军仍占优势，民军本身缺乏训练和配合，且有的部队不听指挥。在这种情况下，民军进取汉口未成，黄兴只得率余部固守汉阳，殊死奋战，一直坚持到27日，民军伤亡惨重，后继无援，黄兴心力交瘁，无奈退回武昌。
从10月28日到11月27日，黄兴在武昌前线指挥作战整整一个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亲自上火线督战。相持24天的汉阳保卫战虽然失利，但起到了保卫武昌湖北军政府的作用，为革命赢得了宝贵时间，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加速了清朝反动统治的覆亡。
关于黄兴“受到一点责难之后，即撒手不管”之说，是不公正的，黄兴统帅湘鄂两军，如不是身先士卒、苦守苦战，注意调和各派不同意见，汉阳绝对不可能坚持24天之久。谈到“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曾提出放弃武昌，转攻南京”的说法，也是难以置信的，武昌与南京相距遥远，在当时既无补给又缺乏交通工具，而且随时有被清军沿途袭击的情况下转攻南京也是不可能的。事实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黄兴，在敌我力量悬殊，官兵不应命，部队无训练的情况之下，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指挥战斗，保卫了武昌。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对黄兴的伟大革命功绩，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袁世凯是怎样做皇帝梦的？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1913年10月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次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5月宣布废除《临时约法》，公布“袁记”约法，把总统权力提高到世袭皇帝一样，中央和地方官吏也逐渐恢复了封建时代的称号，恢复帝制的活动越来越明显露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受到了美国、日本、德国的怂恿和鼓励。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写《共和与君主论》一文，鼓吹中国只适于君主制度；德皇威廉二世接见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时明确表示，要袁世凯“挟大总统之威权，变中华民国为帝国皇帝”；日本则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提出要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明确表示“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以答应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的条件。有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复辟帝制活动走向高潮。袁世凯在1905年夏天就向筹安会的人说：“此事外交一面，我已办妥，汝等可不管。”一时间，各种各样支持帝制的“请愿团”出现了，如“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也随声附和。分散在中央和地方袁世凯的亲信和喽啰们纷纷响应。10月8日，由“袁记”参政院匆匆草拟了一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在袁世凯的威胁和利诱下，11月20日，全国各省、区选举完毕，在汇集的1933张选票上，一律写着“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这样45个字，真是天下奇闻。12月11日，“袁记”参政院向袁世凯上推戴书，请他顺应“国民公意”，袁世凯学着曹丕篡汉的样例，假意推辞了两次以后，接受了“民之所欲”的推戴，并确定1916年元旦登基，废民国，改洪宪年号。正当袁世凯一伙兴冲冲忙着做登基准备之时，在北京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说北京西山有十个妖怪修炼成精，其中有一个癞蛤蟆转世成了袁世凯。群众的这一想象和比喻是深具匠心的，不只是嘲笑袁世凯颈粗、腿短、脑满肠肥，更是指袁世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事情的发展果真如此，在云南护国军起兵讨袁和全国反袁的形势下，各省纷纷宣告独立，全国是一片讨袁声，尚未正式登极就已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形势下的袁世凯，12月26日被迫下令延期登极，193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也随着皇帝梦的破灭而一命呜呼，死于全国人民的唾弃声中。若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推戴书到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计算，袁世凯总共做了83天皇帝梦。
张勋的军队为什么称“辫子军”
张勋（1854—1923年），字绍轩，江西奉新人。1895年参加过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义和团运动后，他多次充当慈禧和光绪的护从。辛亥革命时，他正充任清朝的江南提督，盘踞南京与革命军顽固地抗拒，南京被革命军攻克时，他带着千余名残兵败将逃往徐州。1912年1月23日，清王朝提升他为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使他受宠若惊，感恩不尽。不久清帝退位，他哀伤得在地下打滚嚎哭，百般咒骂革命。袁世凯窃国后，他做了民国的大官，但他和他所率领的“定武军”，仍人人都留着一根辫子，其用意一是表示忠于清廷；二是表示待机复辟。当时人们称张勋为辫帅，称他统率的军队为“辫子军”。到二次革命时，他为袁世凯效力，指挥部下猛扑南京，攻下南京后，他下令放假三日，让部下肆意奸淫抢掠，杀人放火，然后提着屠刀接受袁世凯的恩赏去做江苏都督。不久袁世凯用明升实降的办法调他充当无实权的长江巡按使，于是他退到徐州，招兵买马，扩充实力，扩充辫子军达2万人。1916年6月到1917年5月，张勋先后纠集各省督军在徐州开会4次，策划复辟。当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史称“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勋于6月7日以13省督军盟主的身份率3000辫子军从徐州北上赴京“调停”，路过天津时与段祺瑞进行密谋。14日到京，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后，又逼黎元洪去职。28日接来剃须改装的康有为入伙策划。7月1日，张勋身穿清代朝服，头戴红顶花翎，与康有为等率领清朝遗老300多人，拥12岁的溥仪复辟。张勋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北京许多市民拒绝挂龙旗，或是将龙旗撕碎，扔在地下，大部分报纸停刊，成群的市民离开京城以示抗议。段祺瑞趁机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7月5日在马厂誓师，带兵5万，于12日进京。辫子军大败而逃，辫帅张勋也化装逃入荷兰大使馆，12天的复辟丑剧到此结束。辫帅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从此销声匿迹于历史舞台。
蔡锷出京是由于小凤仙的帮助吗？
“护国军”主将蔡锷于1915年末是怎样摆脱袁世凯的控制，绕道日本，又转往昆明，举起护国运动旗帜的呢？
对这一段历史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蔡锷是逃离北京的，然后从天津潜入日本，最后在越南境内乘车进入云南。1913年蔡锷被袁世凯调入北京时，对袁还抱有幻想，想在北京干一番事业，但他很快就看清了袁世凯独裁卖国的丑恶嘴脸。1915年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复辟帝制，这使蔡锷极为愤慨，与其老师梁启超密定返云南组织军队讨伐袁世凯的计划。于是，在公开场合，他采取各种手段麻痹袁世凯，与艺妓小凤仙每日寻欢作乐，引起满城风流传闻，蔡锷被人称为“风流将军”。蔡锷甚至签字赞成帝制。1915年12月初，他在小凤仙的帮助下突然脱身离开北京、经天津、日本南下，19日到达云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