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去世已近两年了,但我觉得她从没有离开过我,说话、做事,似总有一双亲切又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
回想母亲的一生,可以用“忍让”两个字作以概括,在她有限的人际交往中,从没见她跟人红过脸,拌过嘴。
她自己忍让,也教她的子女们忍让,谁若在家里派说别人的不是,她总是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想想你自己,你自己有没有错?这话我们听来总不那么舒服,有时还责怪她胳膊肘往外扭,但过后平静下来,又不得不承认她的有理。因此,后来我们在与人的交往中,不由自主也受了母亲的影响,凡事不仅与人为善,还勤于自省,容易想自己是否对得住别人,而不是反向地去想别人是否对得住自己。
事实上,这样的人生态度,在世俗社会里是要吃许多亏的,但对吃亏母亲又有她的看法,她说,沾了光又怎么样,吃点亏心里倒踏实。
小时候,常有乡亲们来家里闲坐,特别到了晚上,能坐人的地方都坐得满满的,热闹不算,还有抽烟的、吐痰的、放屁的,搞得屋里永远是乌烟瘴气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兄妹几个都有些惊讶,不知那时候是怎样熬过来的,一忍竟忍了几十年。
搁到现在,那环境几分钟也是吃不消的。可是,我从未见母亲有过不耐烦,她永远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之前将屋子打扫一遍,之后又打扫一遍,之中还烧水给大家喝,就像她有做这一切的义务。
母亲一生喜欢清洁,尽管家里几十年如一日地人来人往,但我家的床铺、桌面从没有过尘土,我家的抹布永远是湿润、洁净的。这让我常常想起一位女作家说过的话:看家里干净不干净,先要看他们的抹布。
我曾问过母亲:那些年,您当真就没烦过?母亲好像很不满意我的问话,她说,烦什么,谁家过日子不是图个红火热闹,弄得冷冷清清没人理就好了?我没敢再说什么,但觉出母亲是怕冷清的,因为怕冷清,她宁愿接纳热闹中的污浊。
后来我和姐姐、哥哥长大了些,都有了自己的伙伴,有时候聚在家里,母亲总像接待成年人一样接待他们。姐姐、哥哥都喜欢音乐,他们也不知从哪里借来的手风琴、扬琴、二胡等等,每晚都是乐声不断,来听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我呢,跟他们比试似的也约来自己的伙伴,讲故事、说笑话、织毛衣。我们各自在自己房间,相互却是干扰的,有时我的伙伴会忍不住被琴声引了出去,有时姐姐、哥哥的伙伴会串到母亲房里闲坐一会儿,而母亲房里的人也会到我们的房间来看看。有一段时间,我家简直就是一个热闹的娱乐场所,吃过晚饭,人们不约而同地就往这里来了。
我记得,那时母亲脸上满是舒展的笑容,话音也响亮了许多,对所有的人都视如一家般地亲切。这让我们这些还未成年的孩子感到很有面子,我们感激着母亲,同时对母亲房里的大人们也添了不少的好感。但年轻人的聚会到底是短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和姐姐、哥哥的伙伴们就一伙一伙地散去了,只剩了母亲房里的大人们雷打不动地坚持了下去。
我想这除了年轻人兴趣的多变,我们兄妹作为主人的耐心、热情怕也是个原因,至少在这方面我们是无法与母亲相比的。
再后来,我们参加工作离开了村子,母亲一如既往,仍是村里最好客、心地最善良的女性。我们兄妹常常会请母亲来城里住一阵子,但每回住不了几天,母亲就闷闷不乐起来,说受不了冷清,再住非住出病来不可。我们只好将她送回去,尽力依从她的愿望。
即使是短暂的几天,母亲也不忘对我们的处世方式提出批评,她看不惯我们与领导老死不相往来,更看不惯我们以刻薄的口气对单位的人和事说三道四。她说,小时候也不这样,长大了怎么都变了?我们就不以为然地告诉她,这是个激烈竞争的社会,要是都像小时候一样,亏可就吃大了。她就说,吃点亏心里踏实,沾了光又怎么样?还是从前的老话,在母亲面前,我们总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
母亲病在床上的时候,我们兄妹几个轮流回去照顾她。
她显得情绪很低落,常常自责自己是个拖累大家的废人。有一次,听我说起写作的事,她忽然说,有件事说给你听,看对你写作有没有用处?我点头等待她说下去。她却又停下不说了,目光朝了窗外,脸上现出我从未见过的沉思的神情。
她叹口气说,都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我只想告诉你,人这辈子犯错容易,不容易的是犯错以后的日子,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不是滋味。我问她到底什么事,她终于也没肯说出来。直到一个月后的去世。
我猜,那一定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犯错,不然她不会对她的女儿“吝啬”,更不会到死都羞于透露。或许愈是这样,那错对她就愈是重要,甚至重要到了影响她的一生。这不由想到了她一生的忍让、善良,这固然与她善良的本性、温顺的脾气、对名声的看重不无关系,但谁能说那次犯错不是缘由之一呢?
母亲的话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或许因此我才会觉得她从没有离开过我,她以她的一生让我明白了做人的不易,懂得了自省在人生中的比重。与母亲相比,也许我们这些自以为“赶趟”的人其实是差了一大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