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朋友要讲信义
季老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生平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他也难得一访。他把这看做是一种“怪癖”，想改之者久矣，但至今并没有什么改进。然而，季老并非不重视交友，他虽常说自己有不善拜访友人这种“怪癖”，但也并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他与臧克家之间。季老每年春节左右都要去臧克家家中拜访，这种习惯一直到两人都已是耄耋之人仍未改变。到了每次会面的时候，他们有时约请其他朋友，有时就只有彼此二人，他们或闲聊，或谈论诗歌的文学艺术形式，每每总是相谈甚欢，意犹未尽，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深恐时光短暂，曾经一度想把一年一聚的传统增加到两次，但因为相距太远而未能实现。两人的友情保持了六十多年，这样长久的友谊，放眼全国也是很少见的。季老十分重视友情的发展，他认为人作为群居者，是不能离开朋友而独立存在的，不论身处何种地位，身边都需要有朋友相陪，有朋友的人生才会充实而充满乐趣。他说：“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没有不重视交友之道的，而中国尤甚。在宗法伦理色彩极强的中国社会中，朋友被尊为五伦之一，曰‘朋友有信’。我又记得什么书中说：‘朋友，以义合者也。’‘信’‘义’涵义大概有相通之处。后世多以‘义’字来要求朋友关系，比如《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之类就是。”“朋友”这个概念现在一般泛指相交好的人，在古代则意为志同道合者。朋友之道早在孔子时期就被专门强调过，孔子把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分为五种，即父子、夫妇、兄弟、君臣、朋友，也就是上面季老所提到的五伦。他认为交友的目的是通过择友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同时也把儒家的道德思想推而广之，取得更多人的认同。在谈到交友时，孔子把仁义作为价值取向，以“义”作为行为的准则，注重人格的价值和精神的修养。另一方面，他也十分强调“信”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把“信”看作立身之本，认为“民无信不立”。在努力构建以信义为基准的儒家交友观过程中，孔子渴望人与人之间建立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几千年来，“诚”“信”“仁”“义”一直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我们择友交友的准则。古人说：“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高山流水觅知音”，益友的意义与作用在这里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观念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思想中，对百姓的行为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后汉时，有一个叫朱晖的人，他读太学期间结识了时为朝廷重臣的张堪，两人甚为投缘，一见如故。张堪对朱晖的才情和品行非常赏识，两人又恰好是同乡，便有意提携他，被朱晖婉言谢绝了。张堪见这个年轻人如此正直不谄媚，心中早已把他当做知己。一次，张堪非常诚恳地对朱晖说：“你是一个自持的人，值得信赖，我要把身家与妻儿托付给你。”这分明是把他当做了生死之交！对于张堪的信任与托付，朱晖心里非常感动。不久后，二人分别，从此便失去联络，再没有碰面。后来，张堪去世，他为官一世清廉，死后并没有留下什么丰厚的家产，家人的生活变得十分窘迫。朱晖知道后，便全力接济张堪的家人。他的儿子很不理解，问道：“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您与张堪有什么深交，可您为什么如此厚待他的家人呢？”朱晖回答道：“张堪生前曾对我有知己相托之言，我嘴上虽然未置可否，心中却已经做出了承诺。”“既然你们互引彼此为知己，为何又常年不见往来？”朱晖答道：“当初他身居高位，并不需要我的帮助；如今他离去了，家人生活得很不好，才需要我这个朋友出面帮忙啊。”后来，朱晖凭借学识与能力，官至尚书令。他时常对儿子说：“你们不一定要学我如何做官，但不妨学我如何做人。”“患难见真情，烈火见真金”，真正的友情并不是轰轰烈烈，来得快去得也快，友情需要时间的考验。这句话不仅是我们对朋友的要求，也是判断友情的一种标准。那些时常挂在嘴边的友情，那些纵情声色的友情未必是真友情，只有当遇到困难时，那些毫不犹豫伸出援手的友情，那些重信重义的友情才是真友情。友情是可以在困难中得到检验和升华的。《蒙田随笔》中有句话说：“友谊越被人向往，就越被人享有，友谊只是在获得以后才会升华、增长和发展，因为它是精神上的，心灵会随之净化。”要记住，在交往中，信义才是友情中最高的美德。中国有句老话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友情不是一种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功利关系，而是要双方共同维护与增进的，朋友之间要讲究信誉，信守承诺，彼此尊重，做到了这些才能产生好的朋友关系，增进彼此的友谊，而好的朋友关系能够产生精神相通、情感相合的良好感觉。
节俭就是惜福
生活在季老周围的人对他的印象是忠厚俭朴，还带着点乡土气。曾经与他做过邻居的张中行先生也用“厚朴”二字评价他，他说季老家里“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季老的工资并不低，他曾对自己的收入做过介绍，早在50年代他就被评为一级教授，工资大概是每月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的每月津贴100元，这在当时是一个颇大的数目，到了今天，虽然不如当时那么“辉煌”了，但生活水平也没有太多改变，用他的话说是“生活水平，如果不是提高的话，也绝没有降低”。他生活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这也许跟他安静平和的性格有关。在季老看来，吃饭穿衣是为了活着，但活着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吃饭穿衣。他也从不在自己的开销上奢侈浪费，他说：“我对吃，从来没有什么要求。早晨一般是面包或者干馒头、一杯清茶、一碟炒花生米，午晚两餐，素菜为多。我对肉类没有好感。这并不是出于什么宗教信仰，我不是佛教徒，其他教徒也不是。我并不宣扬素食主义。我的舌头也没有生什么病，好吃的东西我是能品尝的。不过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成天想吃想喝，仿佛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吃喝二字。我真觉得无聊，‘斯下矣’，食足以果腹，不就够了吗？”因此，季老一直坚持着节俭的生活作风，他衣着平常，永远穿一身洗旧了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手中提着的是年代久远的人造革书包，这身装束走在人群中，绝不会让人想到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季教授。季老的家是水泥地、大白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家具十分简单，都是学校发的，已经过于陈旧。在这个家中，老祖和妻子的床占去了半间屋子，而他自己住的较小的房间里，除了一桌、一椅和一床之外，其余的便是书了，他的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后来学校得知他家的简陋程度，为他装修了客厅，自此，情况才有所改善。这并不是说他因此就是一个守财奴，他并不热衷于积聚钱财，相反，却慷慨地支援别人或者家乡的学校。克勤克俭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深远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行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左传》中就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这样的句子，主张人要勤俭节约，不应该奢侈浪费，生活节俭，是具有良好个人修养的体现。季文子是春秋时代鲁国著名的外交家，他一生俭朴，以节俭为修身的根本，并且要求家人也要生活俭朴。据《史记·鲁世家》记载，季文子当政时，“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他对穿衣没有过多要求，只求朴素、整洁即可，除了朝服以外没有几件像样的衣服，外出时所乘坐的马车也极其简单。见他如此节俭，有人就劝他说：“您身为上卿，德高望重，但听说您在家里不准妻妾穿丝绸衣服，也不用粮食喂马。您自己也不注重修饰装点，这样不是显得太过于寒酸了吗？这样会被别国的人笑话的。而且，这样做也有损于我们国家的体面，人家会说鲁国的上卿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日子啊。您为什么不改善一下呢？这样对自己、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又何乐而不为呢？”季文子听后淡然一笑，非常严肃地对那个人说：“我也希望把家里布置得豪华舒适一些，但是看看我们国家的百姓，还有许多人吃着粗糙得难以下咽的食物，穿着破旧的衣服，更有人正在挨饿受冻；想到这些，我还怎么能自顾自己享受呢？如果我们的百姓都还是粗茶敝衣，而我却只照顾好了自己的小家，这哪里还有为官的良心道德！更何况，一个国家的强盛与荣耀，是通过臣民的良好品行来表现出来的，并不是以他们拥有多少美艳的妻妾和良驹骏马来评定的。既然是这样，我又怎能接受你的建议呢？”季文子的这一番话令那个人惭愧万分，内心对季文子更加敬重了。从此，他也效仿季文子，注重生活的简朴，妻妾只穿用普通布料做成的衣服，家里的马匹也只是用谷糠、杂草来喂养。鲁国上下形成了一种朴素之风。可见，节俭并非是吝啬，而是一种自我约束，以一种简朴的生活态度达到一种自我满足的精神境界。老子把“俭”视为人生处事的三宝之一；孔子则把“俭”与“温”“良”“恭”“让”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而佛家则认为节俭就是不贪多，不贪才能知足常乐，贪欲往往是人心中的障碍，如果不能扫除障碍，将会在世间苦苦挣扎而找不到心灵的满足和幸福感。总之，崇尚节俭对一个人来说，既是良好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福德；节俭不仅是物质上的行为，更是一种安贫乐道的品格，崇尚节俭对社会来说，则是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我们都应记住“成于俭，败于奢”的道理，季老常说：“人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工作”，即使到了人生中最后的日子，他也是笔耕不辍，希望多为人类做一点贡献。这种发自内心的修养才是值得学习和弘扬的，这是一种朴实中的深刻、平凡中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