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为美国学生改作文，最常见也最有趣的事情，是常常从他们因为两种、或多种语言绞缠而造成的病句里，读出一种天真、稚拙的谐趣，以及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错位和落差所无意造成的幽默感。这样一类病句是不胜枚举的：“我很病”，“我一定要见面她”，“我对他不同意”，“你的问题很重视”，“我爱她为了她的美丽”，“我要使平静别人的痛苦”，“我的童年是食髓知味长大的”……以下是一位查着字典写中文作文的学生写的真实段落：“……我很喜欢这个学校，这里没有笨的人民。这里有很多党，党上有很多人喝酒。我很高兴下个星期就有断裂回家。因为我会见到很多高人朋友，但是我知道很多朋友没有秋天断裂……”
你能猜出这里面的病句的来源和出处么？
学生的签名册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到夏天——不，其实是一进入5月，我就常常想起这句俗谚。毕业典礼过后，往日熙攘的校园一下子变成退潮后的沙滩或者退场后的舞台，流水一样从你眼前逝走的，是每年夏天像风帆像候鸟像落花像飘絮一样飞走流去的学生。每年此时，就到了自己清理学年里的各种卷宗教案、字纸杂页的时候，该扔的扔，该存的存。我发现，自己总是下意识地把每学年的学生签名册保留下来，几年下来，案桌边竟堆起了厚厚的一摞。其实，并非为着李欧梵教授戏言的“酸的馒头”（Sentimen-tal，感伤主义），更无《资治通鉴》里说的“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的那份炫耀之心，或许，只是为着每个名字后面都曾记录着的那么一点小小的牵挂吧。
随便翻开一页页的签名册，许多有趣的记忆浮上心头。不知是耶鲁的特点还是一种巧合，跟我修读中文的学生中间，有过特别多的兄弟姐妹档。有时候是两姐妹一起来修课，有时候是今年弟弟来，明年轮到哥哥；或者隔了两三年你发现，原来前后脚教过的两三位学生，彼此竟然是胞亲。
有一位华裔女学生这样“奢侈”地写作文：她是家里第三个进耶鲁的孩子，为此她狠狠伤害过母亲一回。因为母亲死活不同意她再读耶鲁，“哈佛、哥大你偏偏不选，三个孩子都一个样，太没趣了！”母女俩为这事，真的弄得半年不说话呢！荣幸的是，他们“没趣的”耶鲁三兄妹中，我就教过了其中非常有趣的两位。
最有意思的是，我还先后教过两对双胞胎学生。第一回是一对姐妹花。长相的酷似开始自然会闹出许多笑活，可如果她俩一起来上课，气质、性格的细微区别，很快就能在课堂上分清个是丁是卯。最难办的是，我的小说选读课，因为学生多，要拆分成两个不同时段的班来上。她们二位因为选课的原因后来分别上了不同的班，我就实在无法分清今天来上课的是玛丽还是茱蒂了。同学们便常常拿考勤的话题来逗她们，说：其实你们完全可以一个人来修课，拿两个人的学分——因为苏老师一准认不出你们谁是谁来！另一对来自法国的双胞胎男学生，就更是趣事连连了。有大半个学期我都很诧异：这位叫“乐梵”的学生平时在课堂上总是笑眯眯的温文有礼，怎么一下课就变脸，在校园里见到了也不打招呼，或者你打招呼他却视而不见？直到学期末请学生到我家里来包饺子，才一下子解开这个谜团：原来我常常在校园里遇见的那位傲慢无礼的“乐梵”，是他的一位长相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弟弟！下一年，这位叫“李达方”的双胞胎弟弟也来修我的中文课了。这一回，倒是没有闹什么张冠李戴的笑话，却忽然发现，原来我在上学年教过的一位天才型的日裔女学生，现在成了“李达方”的女朋友。她也是因为像我一样的认错了“乐梵”，歪打正着的两人约会上了，我的中文课，无意中就成了他们之间的月下老人。——当然，因学中文而结成伴侣的，几乎就成为各年级中文课上最常见的喜剧版本了！
……每一页的花名册后面，其实都是趣事、美事、好事、难事一箩筐。“酸的馒头”倒大可不必，甚至也无须唱“春风化雨”之类的高调。只要你心地善良、天性热情、喜欢人群，教书，实在是一个趣味无穷的职业。可以想象，像自己这样“人来疯”的个性，在教书生活里天天和这些生龙活虎的孩子们打交道，会遇上多少烦恼相随、甘苦相杂的赏心乐事啊。所谓“桃李满天下”，可谓道尽了古来为人师表的最大满足感和成就感；可具体到现实情境里，则就是我们每位职业教师都会遇到的“夏日情结”——在校园生活里，你首先需要学会乐此不疲地担当“迎来送往”的角包，始终保持你对教学、对学生的爱心与热情，又需要在其中保持相应的距离感。
“爱你的学生，但不要爱上你的学生”。这是当教师的基本职业规范，也是校园里许多“趣事、美事、好事、难事”发生的敏感源头——不过，那是另一篇文字才可以容纳的话题了。
“爱你的学生，但不要爱上你的学生”
在当今美国大学的体制里，语言教师的职位也许是最为“人微言轻”的。这大概与语言训练在学生的专业课程里处于次要地位有关，我也确实听说过许多相关的牢骚故事，这里暂且都不提。我自己，从来不曾为此妄自菲薄的原因，除了作为一个写作人，深知语言乃一切文化的媒介、一切知识及其能力的基础以外，更因为，我注意到这么一个职业特点：就大学一般公共课程而言（研究生的专修课程除外），语言课和专业课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因为语言训练的需要，它和学生接触的时间最多、最密切，因而教师言传身教的潜在责任，可能反而更重。粗略比较起来，如果一门专业课（包括讨论课）每周和学生见一次面的话，语言课至少见两次、三次，更经常的——比如低年级的课，是每天一课，每周见面五六次。和学生的接触一频繁，也就自然触及那个“爱你的学生，但不要爱上你的学生”的老话题了。
先说这“爱你的学生”。当教师最重要的职业技能，其实就是人际间的交流和互动能力。一个不喜欢跟人打交道、不善于在指导学生的同时释放自己的热情和爱心的人，是不容易胜任这个工作的。语言课尤其如此，关键是要调动起学生张嘴说话的热情和兴致，尽快进入交流互动状态；最忌讳的，就是任课老师自己在那里滔滔不绝，自弹自唱。所以，怎样把表面枯燥的语言训练变成富有吸引力的课程，怎样在有限的课时、有限的词汇范围里尽可能使学生获益，又能够及时加以使用，在“文从字顺”的基础上尽可能具备相应的深度（高年级课程尤其如此），就成了语言教学最大的挑战。
我自己，不敢胡吹有什么“绝招”。如果说这些年教学中真有些什么体会的话，或可粗略以“设身处地”一语名之——具体地从个别学生的词汇量、求知欲、学习个性、学业情境等出发，教学中始终对此保持敏感的直觉，把课堂的整体内在地分为学生的个体而因材施教。这种“设身处地”的“个别化”教学认知，就是“用心”来教学、“爱你的学生”的意思。我喜欢戏剧行当里的一句老话：“戏比天大。”教书，应该像舞台上的“好角儿”一样决不“欺场”，一上课堂就把自己的最佳状态交给学生——“教书比天大”，这是我的自勉。其实，你在教学里有没有“用心”，学生是有着高度的直觉敏感并且会耳语相传、形成舆论态势的。说到底，一门课有没有吸引力，“口碑”只是后天的因素，教师的“用心”，才是其中的“立课”之本。
“用心”，这就牵涉到“不要爱上你的学生”的敏感话题了。“师生恋”一向是校园里的禁忌。耶鲁更是对此有着毫不含糊的“零容忍”法规。此处无意做任何道德说教，或者做脱敏避嫌之教战大全。要问多年的教学生涯中，有没有学生向你表示过微妙的倾慕之情？坦白说来，有，但不多（真的可说极少）；并且总能迅速把它从“倾慕”转化为“敬慕”、远离“爱慕”而顶多止于“远慕”；再者——非常幸运地，还从来没碰上过一位穷追猛打的角色。一般有这一类表示的学生，无非是采取送小礼物或到办公室请教问题的办法。作为一个有着清醒头脑的负责任的老师，其实是不难以各种不起眼又不伤人的小招数（比如在办公室的当眼处放上自己妻儿照片，等等），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打发、应对过去的。我深以为教学热情止于课堂即可，无须作任何课堂以外的转化；就像好演员可以沉迷于演戏，但决不应沉迷于角色一样。应该说，这种认识自然而然形成的某种“距离感”，倒从来没有妨碍学生把我当做他们可以信赖的朋友，向我倾诉从失恋、父母离婚、选专业烦恼到新生忧郁症一类的心事。
说到“小礼物”，我的办公窒里至今一直悬摆着这样两件学生送的小礼物：一是一张那年我母亲去世时，学生用彩色铅笔画着各种好玩图画、以带错别字的稚嫩中文写着各种安慰、鼓励话语的小幅便条，温馨而深挚，感人至深。我把它简单过塑后一直立在书架上。另一个则是某一年圣诞节，学生们匿名塞到我的信箱格子里的一块刻着我的繁体字中文名字的精美小木牌。我几乎要“严刑拷打”，学生们都不肯招供究竟是谁的杰作（那显然是费了心力才能制作出来的），只是齐齐笑应：“那你就把它挂起来吧！挂起来吧！”所以，这些年来，我确实不避炫耀地，隆而重之把它挂在我的办公室当眼的门扉上，视作学生留给自己的最好纪念和最深的期待。
第一个教吃“中文螃蟹”的人
谁是第一个在美国大学开班教授中文，教洋鬼子吃“中文螃蟹”的人？按照习惯的说法，好像是赵元任——创建现代汉语拼音法与语法系统的中国现代第一位语言学大师。印象中，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美国访学期间，赵元任就先后开始在伯克莱、耶鲁、哈佛等大学开班教授中文。美国大学最早通用、并且流传至今的中文教本，就是赵元任先生亲自编写的。赵元任对现代汉语和海外汉语教学的历史贡献，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直到最近，老友崔君为了完成他的一个海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专题，一头扎进耶鲁档案馆穷搜故纸堆，才从具体史料上让我大开眼界，改变了以往那个“约定俗成”的印象。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在美国，耶鲁大学是和中国有着最悠远、最深厚历史关系的第一所大学。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就是耶鲁的毕业生。容闳学成回国后在朝廷任职，促成了1872年晚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公费留学生”——著名的“晚清留美学童”，其落脚地选择的也是耶鲁。在这批“留美学童”中出了许多日后鼎鼎大名的人物——比如中国第一代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等。附属耶鲁大学的“雅礼协会”（“雅礼”是“耶鲁”的早期译名），是美国大学中最早建立的与中国有关的专设机构，至今已有超过一百年的历史，比名声更响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历史还长。于是，耶鲁大学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美第一个开设中文课程、第一个拥有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设教授的大学。
据崔君查阅到的历史档案材料，第一位在耶鲁开中文课、并成为美国第一位“中国学”全职教授的是美国人SamuelWellsWilliams，他的中文名字叫“卫三畏”，显然与他英文名字中的“W”谐音相关，文义则取自孔子《论语》中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从中，也可见出他深厚的中文功力。卫三畏本作为传教士到过中国，开始学习中文，后作为美国第一次远征到日本做半官方接触、打开日本大门的远征军的一员，长期在东亚生活。他后来担任过美国政府驻中国的外交官员，在中国完成《中央王国》（CentralKingdom）一书，并编写出版过英汉词典。
友人崔君还从耶鲁档案中查阅到，当年耶鲁学院校董会投票决定设立中文教席，并一致推举卫三畏为“中文专职教授”的聘书——一张巴掌大的小纸，后面就附有卫三畏接受聘约的亲笔回复文字。卫三畏于1877年至1884年间正式在耶鲁开设中文课（这是1872年“中国留美学童”抵达耶鲁的五年之后）。开始只为研究生开课，教席隶属“哲学系”。耶鲁档案中至今仍保留着大量的卫三畏以中文正楷毛笔字书写的教案和通信。据崔君的研究，也许是受耶鲁的影响，或者也是当时美国政府的需要，哈佛大学校董会于1879年决定设立中文教席，但花了两年时间寻找物色，才找到中国宁波人戈鲲化担任正式的中文教职。但是，也许是南方人不适应波士顿的酷寒天气，戈鲲化只在哈佛任教三年，便因病死于任上。另一个海外汉语教学的拓荒者——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教学，则要延至1902年才正式开始。第一位担任哥大中文教职的，则是美国人Hirth。
据崔君目前查阅到的材料，耶鲁的中文教学似乎在卫三畏死后就无以为继，虽然他的儿子后来曾担任过耶鲁中国历史学方面的教职，但并不教授中文。几乎要到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也就是赵元任、胡适之他们留学美国的年代，耶鲁的中文教学才得以恢复。不过，据我所知，赵元任在汉语教学上担得起“第一人”称谓的，反而是——他大概是在美国大学里首开粤语课的第一人。赵元任为常州人，非粤籍，但却谙熟包括粤语在内的几十种中国方言。据《赵元任年谱》载：赵元任曾于1946年前后在耶鲁担任中文教职时，为“古音韵学”课题专门开班教授过粤语。他在耶鲁任教的另一个科目是“中国小说选读”。
我没考据清楚赵先生当时教的是古典小说还是现代小说。一个荣幸的巧合是——承接先人华泽，这——中国现当代小说选读课与广东话课，恰恰就是自己今天在耶鲁教授的两个科目。
商学院排行榜所提示的
前文曾提及，耶鲁校风中所特别注重的创造师生、同学之间的个人化的接触交往，本来是自己在校园生活中非常“个人化”的感触。曾看到《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eWeek)公布的全美大学商学院的2002年最新排行榜，赫然发觉：过去10年间几乎毫无疑义例行排第一的宾州大学(U．Pen.)沃顿商学院(WhartonSchool)，竟一下子被挤到了第五名；而芝加哥大学本来历年从未进入过前十名的商业研究所，却一跃而为当年的榜首状元。
有关分析如是言及个中原因：芝大本以出经济学大师和强调学生独立性闻名，所以校风一贯保守冷峻。芝大商研所新所长自2001年上任以来一改旧辙，致力于鼓励教授与学生间的互动，频繁地举办周日餐会，以及早餐聚会，学校教授与职员甚至合组乐团，在周末表演；教授们也对学生们敞开办公与住宅大门，鼓励学生们登门求教，同时增加学生阅读中心的空间与设施，改装教职员老旧的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