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读的是《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窗外正是红叶初妍，秋天的周五日暮，东亚系的红砖小楼里一片空寂。我一边逐字逐句跟他解释着字意与韵脚，一边让他分别用广东话和普通话，高声诵念诗句。这位极力咬准字音的洋学生铿锵读出的“杜甫”，一时间乘风驭雾，就在流隔千年的北美秋日的黄昏小楼，琅琅回荡起来。他很认真，每次都要用录音机把我的朗读和讲解录下来，回去再仔细反复地读听，并提出：他要把每一首诗，全部用广东话、普通话分别背诵下来。于是，从此每个周五，见面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用南北两种汉语，为我背诵杜诗，并讲述他自己的理解。那天，我正低头沉浸在他抑扬顿挫的语流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抬起头，我发现戴尔的眼里，竟然闪着隐隐的泪光！“太好了，这样的诗太好了……”他喃喃说着，掩饰似的转过脸去。我心里微微一动。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到了读第二首《登楼》的时候，我知道面对的是一位完全可以在杜诗中灵犀相通的“解人”，便站起来，一边念诵，一边向他忘情直陈我对这首冠绝千古的律诗的起句意境，多年来的痴迷与沉醉。我的解释还没完，我又看见，戴尔眼里已经满盈着熠熠的泪光。“我读到了贝多芬！我真的听到了杜甫诗里响着贝多芬的旋律！”他激动地说。下一周回来，他用两种汉语为我背诵《登楼》，“……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祠日，日暮聊为《梁甫吟》……”戴尔的声调变得忧伤起来，告诉我：杜甫诗歌里对国家和社会的忧虑，很吻合他自己在美国大选之年的心情——他觉得国家现在整个走错了方向，他最近一有空就去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助选做义工，选举的结果，却让他感到一种杜甫式的报国无门的失落与悲哀……窗外落叶飘飘，我心里又是微微一动——这是一个真正把杜甫读进去了的美国人。他是学音乐的，他用两种汉语向我吟诵的杜甫，似乎真的把杜甫的忧国伤时，化进了自己的灵魂血液之中了——这，可不也是我在异国异邦，听到的另一阕《梁甫吟》么？
下一回，我真的放响着中国古曲，跟他一起读杜甫。“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听罢二胡曲《江河水》、《二泉映月》的倾诉，老杜的《赠卫八处士》读来更是如闻青空鹤唳、高树悲风。读到结篇的“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我们——一个中国老师和一个美国学生，一时间都訇然动容，湿眼相对了！隔着千山千水千年千岁，杜甫在鞭打我们。——人生，聚散，生死，浮沉……此刻化作了一缕缕连接古今中西的烟云，在我们眼前拍荡，浮涌。戴尔后来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赠卫八处士》完整背了下来。我呢，则因为此诗意境的触动，写出了本书里的短章《路边的印第安老太太》一文。于是，从杜甫诗，戴尔又进而把拙文当做一个中文读本，杜甫的诗境，一时又转换成现实人生“在路上”的咏叹。戴尔便向我讲起许多他尊敬的玩音乐的友人，常年乐此不疲“在路上”而淡泊名利的故事。
因为杜甫，我们一下子发觉彼此有了这么多“心有戚戚焉”的共同话题，每次的“独立学习”，反似成为一场与古人神交、一齐在时光之流中含英咀华的精神盛宴了。“我的老父亲听说我在跟中国老师读杜甫，他说，他为我骄傲。”有一回，戴尔对我这样说。“Proudofme”这句英文俗语似乎忽然带上了诗意，在晴明的秋日，泛漾起酒样的酣醇。
整个秋天，我为戴尔安排的课程，都是在杜诗的吟诵中度过的。冬意薄临，学期即将结束。读杜诗读上了瘾的戴尔，要求我最后再给他选一首可以背诵的短章。那是一场初雪之后，我们在窗外淡淡飘降的雪点子中，一起吟诵起杜甫的《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为树哭泣的女儿
房子住久了，妻子想要换，我念旧，不太愿意搬。及至事到临头，我发现，自己最是舍不得的，不仅仅是老房子，更是房前屋后的——树。这几天在院子里扫落叶，心头泛起的就是这样的伤感：这些陪伴我、也被我伺候了这么些年的橡树、枫树、雪松、翠竹、山茱萸、迎春花……一转眼，就要成为“故人”啦。都说，萍水相逢是一种缘，人树相聚，更是一种天造地设的大缘呢。
就说门前的这两棵老橡树和山茱萸吧。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把它们比作“我家门前站着的北方父亲和南方母亲”。海那边，水之南与江之北，这是自己精神和肉体的两个血脉源头。这棵车道边上合抱粗的老橡树，是整条街上身形最为魁梧俊朗的一棵“英雄树”。当初因为树根胀裂了车道，前一位屋主曾经想把它锯掉放倒，被邻居好一番恳劝，留住了凛凛的身影。它站在这里，仿佛是站在沧海之涯、人生之边的一个卫士，一座灯塔，一个见证；又仿佛是傍在你书案之侧、暖屋之畔的一位导师，一位兄长，一个父亲。寒天顶起一头雪，酷暑撑出一片荫，它从来是有担有当而又合群可人的；风吹来，雨打来，它又始终是巍然屹立、傲岸不群的。那副壁立千仞的身架，春天最早泛绿，秋天最晚落红，连初冬里铺满地上的带角质的落叶，都带着一种铮铮的铁色。古人说：“君子养浩然之气。”这棵老橡树，就是默默守护在家门前，陪伴着我多少年的浩然真君子吧。人生可以有许多得失、浮沉，但最失不得、最要沉得住的，就是心底里的那点坦荡、浩然之气。每回我从一天的忙忙碌碌里开车归来，第一个敞开襟怀迎候我的，就是这位独立苍茫的橡树老父兄，心里头总是会生出一种傲岸，一种磊落，一种深稳、高穆的情感。
草坪上这棵枝叶婆娑、被老邻居杰克叫做“中国狗木”的巨伞状乔木，一查字典，“dogwood”的中文名字竟是“山茱萸”——那可不就是王维诗里“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茱萸”么！开花时一捧白雪，春夏间一捧碧玉，这棵山茱萸，像是一脉从根部就向四面张开的酥手，纤纤然托着满树绿云，枝节纵横而有牵有挂——那是一位站在杏花江南、小桥流水边上的老母亲，过尽千帆、拍遍阑干而恒久守望的慈母大人吧。早晨一打开门，为你微笑迎送的，是她；落晚归来，为你拂尘掌灯的，也是她。怎么可能想象，从此一抬头一转身，就没有了这个母性的倩影呢？
——更不必说，环绕在门边屋侧、池畔山坡的那一丛丛翠竹了。那是刚刚搬进这所乡居时，从老诗人郑愁予老师的家里挖来的；愁予家的竹子，本又是从张充和先生的后院移来的。如今这有根源、有出处的翠竹，又像文化使节一样，从我家后院，一丛丛、一簇簇地被友人移向了北美各地的山涯湖畔。“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那是老本家先人苏东坡亲手镂刻在时光之流里的一抹森森绿意。如今，那有骨有节、清馨入云的竹影已经在后院山坡成林成片，仿佛嵇康、阮籍的素袖随时都会从那里拂漾出来——那简直就是摇曳在后院的一而历史与文化的旌旗哪，怎么舍得，就此掉头离去呢？
我的为树感伤——“酸的馒头”(Sentimental)怕招来讪笑，从未敢向妻子言及。万没想到，10岁的女儿端端，却以她特有的方式，把我的心思点破了。那天，一听说要换房子搬家，女儿忽然嘤嘤地哭了起来，“我不要我不要！除非你们能把那些树带走！呜呜呜……”我和妻大吃一惊，“你说什么？把书带走，还是把树带走？”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树，就是树！特别是门前那棵狗木，它和大狗亮亮一样，同样是我的朋友，我的Brother！”她的中英文夹杂的语句哽咽着，“我每天放学回家都离不开它，它等着我上树，我知道从这一根枝条荡到哪一根枝条有多远，它会告诉我要用什么样的动作和力气去攀爬去玩耍……不不不，这些树不走，我就不要搬走！”女儿断续的话音里语意执著，“我熟悉它就像熟悉我自己的身体一样，每一棵枝丫上都留下我和我的朋友的好多回忆！你们根本不能理解，这棵树对于我的意义是什么——那就像你们是我的爹地、妈咪一样的意义！呜呜呜呜……”
用中文记录下来女儿的原话，已经流失了孩子本来的那种童真、真切的痛楚意味。端端描述的．确实是每日家门前重复了多少年的人树相亲的真实图景啊。女儿若树，树若女儿。我紧紧搂着女儿，“知女莫若父”，“有其父必有其女”。——我才发现，此乃人生最大的一种安慰哪。
旧游时节好花天
——爱乐琐忆：那个年代的那些故事
“像回忆‘五四’一样回忆八十年代”。这是近期海那边的中国大陆文化知识界流行的一句熟语。没有想到，我们这一辈人遭逢的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与老辈人同在上个世纪身历的“五四”时代，二者都同在一个历史的关节点上开启了全民族、全社会的生机，如今都一统被称为“经典年代”了。于是，各方编辑先生的约稿坐言起行，打头的就是这个“西方音乐与八十年代”的话题，朋友们软硬兼施的，又是寄刊物又是发电邮，非要我说出一点自己的子丑寅卯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看来，这既隔洋又隔行甚且隔了“热”的“爱乐”稿债，是非提起笔来还不可了。
先说这“隔了热”。曾经或许是京城某个圈子里排得上号的古典音乐“发烧友”之一，这大概是编辑先生没有把我忘记的原因。但这么些年下来，出洋、海归、再出洋的，人生不知打了多少个转转，说“沧桑”还真挺”沧桑”的，那种为了淘一张新到的限量唱片，发着烧下着雨还要从京西双榆树蹬车一个半小时跑到东单，跟店家泡蘑菇的“烧”劲儿，想想都觉得奢侈，早和“青春期躁动”的回忆搅扰不清了。音乐倒仍旧是爱着好着，但也并非独沽西洋古典一味——迷过一段民乐尤其是古琴（没法子，那是“出门人”的乡愁解药），现在还在发誓要写一篇跟古琴有关的不朽文字；流行音乐则一直从崔健、罗大佑听到赛门与戈芬科尔、约翰丹佛和“后街少年”，有时可以跟女儿一起听着同一张热门片子而手舞足蹈却也毫不为耻；美声作品和西洋歌剧呢，仍然是最大的沉迷，但好几回，也被百老汇音乐剧的片片断断感动得轰然欲泪……总之，爱乐还是爱乐，却爱得不如以前热烈、纯粹、专一和煽情了。
但是说句自我安慰的话，这个隔洋隔行与隔热之“隔”，还是有一点好处——就是距离感造成的一种观照上的独特视野。不独看社会、看人生如此，看文学、看艺术、品评音乐也如此，时间上、地理上的距离感，有助于我们拉开、扩展对某一沉迷之物在情感上、心理上的观照纬度，反而就有助于我们更贴近历史的真实、人生的真实与情感的真实了。这样想着，也就犯上了近年来大为流行的“中老年症候群”——“怀旧病”了。或许，追溯一下我们“文革”成长的这一代“爱乐人”的来路，会是一件有意思也有一点意义的事情？天晓得呢，反正柿子拣软的捏，既然“隔”之众多，先从这容易下笔的回忆追溯入手，至少是偿还稿债的易行之路吧。
“如歌的行板”：“中国式的西洋经典”
这个题目也可以是：“西洋式的中国经典”。有许多西洋作品，在中国如雷贯耳、妇孺皆知，在西洋本土产地却默默无闻或者无人问津。这种例子在文学上尤其多，以至上海陈思和教授曾在一次研讨会上指出：有许多中国人熟知的西洋文学名著，与其算“西洋经典”倒不如算“中国经典”——它成为中国几代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却是西方本国、本土文坛的“陌路人”。比如，被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代中国人几乎作为人生启蒙书的英国小说《牛虻》、法国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牛虻》及其作者伏尼契女士，当今的英国人完全一问三不知。法国的罗曼？罗兰稍好，大概也只有文学行当中人才略知其名。几乎被上世纪40、50、60年代的几代中国人视为“年轻人的圣经”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别说今天的法国年轻人完全不识不知，对于一般西方弄文学的人也几乎是子虚乌有之物。同样的例子，其实也发生在“西洋式的中国经典”上。前不久耶鲁大学一次中国古典诗词的研讨会上，唐代诗僧寒山曾在其中占了相当重要的讨论篇幅。“寒山”是谁？相信今天一般中国人莫名所以，而在西方，这可是几乎与“李白”、“王维”齐名的中国古代诗人的伟大代表（“王维”在西方的诗名也远比在中国为大）。我曾在上述研讨会上举出了《牛虻》等西洋小说与“寒山现象”作有趣的比照——这是中西作品在各自“经典化”过程中，由语码转换和文化误读造成的一种值得研究的有趣现象。
我的话题扯远了。引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想起一个自己的西洋古典音乐的启蒙作品——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我相信直到今天，《如歌的行板》的旋律都是中国年轻爱乐者们的“经典记忆”。它曾为王蒙一部中篇小说的题目，也足资证明此曲在几代人的音乐记忆中的分量。可是，1982年我头一次出洋留学，曾花了两年时间淘唱片店，而遍寻老柴的《如歌的行板》不着。问遍店家、行家，用英文翻译曲题证明是无效的，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张口哼唱老柴的旋律，但这一旋律在美国并不算为人熟知。我是折腾了好一段时间才发现，这段在中国的音乐天空如泣如诉历久不衰的《如歌的行板》，原来很不显眼地藏在老柴一个并不流行的早期弦乐四重奏作品里面。当年在中国乐迷心目中紧跟“老贝”（贝多芬）后面的“老柴”，连同他的那个弦乐作品片断，在西方乐坛的地位也完全是一般中国爱乐者的想象之外的。好多年前李欧梵教授就跟我开过玩笑：一谈西方古典音乐，你们大陆作家就要跟我谈《如歌的行板》，开始听得我一头雾水！
大概是1978年的早春，那时我们“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大学的“77级”学生才刚刚入校不久。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在自己平日用来听学英语节目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段老柴的《如歌的行板》，电台播的好像还是60年代初期由俞丽娜领衔的上海四重奏小组演奏的录音。刚刚从“雄赳赳、气昂昂”的样板戏和革命进行曲的多年浸淫里醒过闷儿来，这样忧郁隽美的旋律，实在有着勾魂掠魄的力量。那种不是纯粹来自听觉的兴奋，而仿佛轻轻拨动你的灵魂之弦、潜入你的冥想深处的音乐感受，是以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柴可夫斯基的名字，自然早就从“文革”中偷听的《天鹅湖》里知道的，但《如歌的行板》给我掀开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全新帷幕，却让我忽然生出一种渴望：渴望一种“全新”的音乐，能够穿透自己灵魂上结起的硬壳，可以不断享受那一种穿出悠长的黑暗隧道而世界为之豁然—亮、一变的奇妙感觉。我就是从《如歌的行板》启蒙，发誓要一探西方古典音乐的堂奥，从而开始成为改革年代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爱乐”发烧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