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艺术在周秦汉唐时期达到了繁荣、鼎盛阶段。中国三大画类——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已各自独立成科，技法日臻成熟，名家辈出，影响深远。书法各体：篆、隶、楷、行、草各具面目，并出现各领风骚的百代宗匠和不朽作品。雕塑艺术在青铜器、石刻、陶俑等方面更是达到后世无法望其项背的艺术境界。大量乐器的出现，乐谱的产生，中国古代音律理论的形成，则是音乐艺术发达的标志。
—、绘画
周代绘画周代对于绘画十分重视，并设官分掌其事。据《周礼》记载，帝王贵族冕服上的图案，邦畿的舆地图等绘画设色之事，都由专人负责。周代绘画最重要的形式是壁画。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曾看到周代明堂的门墙上画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还有“周公相成王”的故事画。汉代王逸在屈原《天问》序注中，也谈到楚国的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里，墙上绘有古代圣贤，还有天地山川神灵，琦玮県眎。可惜这些遗迹已荡然无存，绘画的构图、技法已不可得知。
留存现在的周代绘画艺术主要表现在青铜器上。青铜器造型优美，纹饰丰富。纹饰有幻想中的动物形象：饕餮纹、夔纹、龙纹等；现实中的动物形象：鸟纹、象纹、鱼纹、蝉纹等；几何纹饰：三角纹、弦纹、菱格纹、云雷纹、圆圈纹等。用平面浮雕或高浮雕、刻画手法装饰在青铜器上，瑰丽多姿。
真正意义上的绘画人物画像类纹饰，出现在春秋晚期，盛行于战国。河南汲县山彪镇墓葬出土一对铜鉴，外壁嵌错纹饰，内容为“水陆攻战”。有图像四十组，二百九十二人，表现出格斗、射杀、划船、击鼓、送行等场面。形象逼真，情节连贯而富于变化。四川成都百花潭中学墓葬出土一件铜壶，颈部和腹部纹饰分为三层，内容为采桑、宴乐、弋射、狩猎、水陆攻战等，场面宏大，形象生动，构图活泼，嵌错精美。装饰手法突破了单调、呆板的格式，采取写实手法，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场景。
战国时期，帛画有了很大发展。长沙陈家大山和子弹库各出土一幅帛画。一幅是龙凤仕女画，这是两幅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绘画，最能代表中国当时绘画艺术的成就。
东周时期漆器上的绘画很多，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内棺漆画、木盒漆画《乐舞图》，长沙颜家岭出土的漆奁，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锦瑟漆画等，风格多样，是古代绘画的珍品。
西周时期，虽然统治者重视绘画，但从事绘画的人，不过是工匠而已。降及东周，画工的身份地位有了变化，有以能画而称名于世者。如《说苑》中的齐国敬君善画，竟震动了齐王。《韩非子》记载一位画家为周国君作画，三年才画成，而且只有清晨放在窗口，才能看出竹片上面画有龙蛇车马人物等各种形象。由此可见当时画家不但艺术技巧高，而且在鉴赏时讲究光线与方位。《韩非子》还记载有画客为齐王图画，齐王问什么东西最难画，答道：“犬马最难。”又问什么最容易画，答道：“鬼魅易。”这是关于写生画与意象画难易的理论，极为确切，可算是中国最早的画论了。
秦汉绘画秦代短祚，留存下来的绘画作品极少。所幸1976年以来，在咸阳一、三号宫殿遗址发现了壁画残块。一号宫殿遗址的壁画内容是装饰性的图案，构图规整而又多样化，色彩鲜艳，风格雄健，给人以庄严、典雅而又华丽纷繁的感觉，显示了秦文化的艺术特色。真正写景状物的壁画在三号宫殿遗址的廊墙上。绘制了车马出行、仪仗人物、台榭楼阁、宴饮百戏以及动植物等七类彩画。题材内容突破以前神秘诡谲的程式，描写全新的现实生活。所绘人物、马匹，形态各异，逼真而具神韵。表现技法已采用晕染法和没骨法，着色或细线勾勒，或直接点染。秦代的“龙凤纹砖”也别具风格，造型及构图设计均十分精美。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漆扁壶上，绘有牛马、飞鸟等，笔力遒劲，形象生动，与战国时漆画风格相近。
两汉时期，统治阶级十分重视绘画艺术。汉文帝效法古制，以绘画点缀政教，在未央宫承明殿画屈轶草、进善旌、诽谤木、敢谏鼓、獬瞕。汉武帝命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之图》，赏赐霍光。黄门画者是精于绘画艺术的画工，属黄门令。黄门令可视为后代画院滥觞。汉武帝还创制秘阁，搜集法书名画，以为鉴赏，开后代鉴藏书画之先河。元帝时，特置尚方画工于宫廷。东汉明帝雅好丹青，在宫廷设立画室，命专人管理画工。邓后诏令中，提到被罢免的画工就有三十九种之多，可以想见当时画工的数量以及分工之细。
两汉时，出现了很多著名画家。据文献记载，两汉有尚方画工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东汉有张衡、蔡邕、赵岐、刘褒、尚方画工刘旦、杨鲁等。
汉代绘画艺术的发达，首先是装饰性壁画非常流行，传世的实物是墓中的壁画。这一时期有壁画的汉墓很多，遍及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内蒙、甘肃、江苏。著名者如洛阳西汉卜千秋墓壁画和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等。特别是2004年初在西安理工大学新校区发现的西汉墓壁画，更具有典型意义。
汉代的帛画也极有名。在长沙马王堆一、三号墓和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墓都出土了帛画，尤以马王堆一号墓帛画典型。帛画呈“T”字形，全长2.05米、上部宽0.92米、下部宽0.477米。四周缀有飘带。其画面情节连贯，气势恢宏，线条流畅，描绘精细，对比强烈，绚丽而和谐，反映了汉初高超的绘画艺术成就。
汉代的漆画艺术也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蒙古、朝鲜等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漆器。在墓葬的棺木上，保留着精美的漆画。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外棺上所绘流云漫卷、神怪逍遥的天国图，江苏连云港西汉墓出土漆奁上的彩绘人物像等，均堪称代表之作。
此外，两汉铜器、陶器、木板上的绘画，千姿百态，五彩缤纷，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唐代绘画唐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在人物画日臻完美的同时，青绿山水画与水墨山水画先后成熟。花鸟与走兽作为独立画科崭露头角。画种纷呈，画法多样。名家辈出，各擅胜场，风格多样，争奇斗艳。
唐代初期，人物画有了很大发展。唐太宗明确提出用绘画形式来表彰功臣勋将，反映了重大政治事件。一时歌颂国家强盛、政治统一的作品纷纷涌现。如阎立本、阎立德兄弟的《古帝王图》《王会图》《职贡图》《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步辇图》等。当时中原风格的人物肖像画，在继承南北朝人物画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现。画家除了准确把握其造型外，更注意通过面部和眼睛流露的神情来反映人物的心理状态，凸现人物的气质风度。而以尉迟乙僧为代表的边陲作风的人物画，用笔紧劲屈曲，用色浓厚鲜丽，立体感强。留存下来的作品有《胡僧图》《番君图》。
唐初山水画的代表画家是李思训。在他笔下，青绿山水趋向成熟，并开始运用比较简单的斧劈皴。他的代表作是《江帆楼阁图》。
初唐已出现专以花鸟闻名一时的画家，如薛稷、殷仲容。薛以画鹤见长，殷善画花鸟。
盛唐时期，出现了影响千年画史的巨擘和全新的绘画风格。吴道子和张萱是这一时期人物画的杰出代表。吴道子绘制了大量的宗教壁画，所塑造的形象“奇踪异状”，无一相同者。千余年来他被奉为“画圣”，对后世绘画影响极为深远。
张萱工画人物，以描绘贵族妇女、婴儿、鞍马，名冠当时。他的代表作是《韩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弈棋仕女图》。
山水画发展到盛唐时期，已取得独立地位。一方面是以李昭道为代表的细密工致的青绿山水，带有装饰味。另一方面是以吴道子为首的泼墨山水画，讲究笔墨情趣，趋于粗放而简赅。自此以后，山水画不但与人物画分庭抗礼，而且分为南北两大宗派，互相辉映。此外王维的山水画也很有特色，他的名作《辋川图》，山谷郁盘，水云飞动，意出尘外，为世人所叹赏。宋元以后画家多宗法王维。
花鸟走兽题材中，以马、牛题材最盛行。曹霸画马为唐代之最，杜甫曾作《丹青引》赠曹霸，推崇备至。韩眏画马重写生，代表作有《照夜白图》《牧马图》。韩眐以画牛著名，《五牛图》是他的传世名作。韦偃善画群马，曾在一幅画中绘骏马一千二百匹，姿态各不相同，且前后呼应，气势磅礴。
中晚唐的绘画，在盛唐基础上日渐完善，且有新的创造。以周眑为代表命名为“周家样”，代表作如《簪花仕女图》。画面透出宫廷妇女内在的孤寂、迷惘情绪，震慑人心，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中晚唐时以主笔墨情趣的山水画取得了一定成就。著名画家有王宰、张眒、王洽等人。所画山水或烟霞翳薄，风雨飕飕，或高低秀丽，咫尺重深，生动自然，从而完成了对山水画的变革。
花鸟画也获得重大发展。一是题材更见广泛，山花、园蔬也出现在画面上，标志着花鸟画已由表现珍禽异兽，转向描绘田野、园圃中的花草、蔬果。二是画法的变化，在工细的花鸟画日臻成熟的同时，简洁疏淡的花鸟画粗成规模。这种疏淡的写意技法正适合表现浓郁的田园意趣，抒发画家乡土情怀，为五代以后花鸟画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代表画家有边瞖、滕昌礻右、刁光胤等人。
二、书法
周代书法商代书法的代表是商代甲骨文，而周代书法的代表则是青铜器铭文，即金文。大部分甲骨文是用刀契刻在甲骨上，笔画多为直线，转角多呈方折，难以反映原本粗细不一的墨书笔意。而金文是把文字先书写模刻在范上，再翻范铸造出来，由于泥范的软和，因而较多地保留了原来的笔意。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大量出土，使我们得以窥见周代丰富多彩的书法艺术成就。
西周金文的书法风格可分为早、中、晚三期。西周初年金文尚存殷商遗风，内容多为族徽文字或器主名字等，字数较少。这一时期书体的显著特点是笔画有明显的波？和粗细变化，可称之为“波？体”。代表作品如武王时的《利簋》和《天亡簋》，成王时的《保卣》，昭王时的《召卣》等，而以康王时的《大盂鼎》为代表书体风格可称为西周早期风格的典型。
进入西周中期，金文多长篇巨制，而且风格也有很大变化。早期书体的波？与肥笔现象渐趋消失，字体大小较为一致，笔画均匀，行款整齐。最具代表性的如共王时的《墙盘》，是玉箸体的典型作品。
西周晚期金文较之中期字体更为规范，字与字、行与行间距一致，还有打成界格书写的，可以说中国的方块字自此发育成熟。总的特点是体势纵长，笔画圆腴，章法严谨。其中《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眂簋》都是佼佼者，被后世奉为大篆的典范。金文发展到西周晚期，进人了它辉煌的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侯国不同的发展道路，文字书体的特点是相互歧异，地方色彩浓厚。春秋早期的金文与西周晚期金文相似。自中期始，差别渐次显现。总的特点是一改西周金文凝重浑穆、遒劲秀美的风格，笔画趋细，形体飘逸娟秀，其中以秦、晋、楚、越等国金文最有特色。春秋早中期，秦国金文字体方正，笔画瘦劲，别具一格，如《秦公钟》《秦公簋》等，更多地继承了宗周文化的特点。东方诸国则不同，齐鲁等国盛行细长之体，清新秀丽，如《陈曼瞗》。晋国一度盛行所谓“蝌蚪文”，形体尖头肥腹，形似蝌蚪，如《智君子鉴》。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南方的吴、越、楚、蔡等国崇尚“鸟虫书”，笔画某些部分用鸟形来装饰，或加鸟头，或拖有长尾，奇诡多变，极难辨识。代表作有越王勾践剑等。其他如曾国金文《曾侯乙钟》，笔画故作曲折，吴国金文《吴王光鉴》笔画纤瘦，蔡国金文《蔡侯尊》工整隽秀。此外如栾书缶、鄂君启节金文是错金篆书，熠熠闪光，精美华丽。一些兵器上的刻款，纤细挺拔，草率多姿。总之风格多样，异彩纷呈。
西周的甲骨文，堪称书法一绝。与殷商甲骨文不同，以细微见胜。在指甲大小的一片甲骨上，刻有三四十个字。最小的字仅一毫米见方，被誉为我国最早的微雕作品。风格多样，或豪放雄恣，或端庄整饬，或飘逸洒脱。
石刻文以战国时期秦国的石鼓文最负盛名。与《虢季子白盘》《秦公簋》等一脉相承，稍异于西周金文而保留有金文古朴的风貌，不同于后世小篆而近于小篆，是籀书向小篆过渡的一种形态，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石鼓文结字严谨，用笔首尾圆合，粗细一致，布局匀称，气质浑厚古朴。著名的石刻文字还有秦诅楚文。
这一时期的墨迹实物则是近年大量出土的简牍帛书。这些珍贵的墨迹上，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周书法艺术。1966年在山西侯马发现了大量盟书，习称“侯马盟书”。这些是用墨或朱砂写在圭形玉石片上的文字。字形见方，笔画中肥末锐，锋芒毕露，近似蝌蚪文。结体生动，书写便捷，与同时期金文有异。如果将金文称为当时的正体字，盟书上的文字可能是俗体字吧。
帛是白色的丝织品，在战国时期是一种高级的书写材料。20世纪40年代在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一件楚帛书，计有九百余字，字体是楚国文字。竹简和木牍是当时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因而战国简牍发现较多，在湖南长沙、湖北随县和江陵、河南信阳、四川青川均有出土，近年来此类竹简又有大量面世，如《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在简牍帛书上写字，富有弹性，笔画清晰，起笔和收尾尖锐而中间稍粗，因而显得流美飞动。为了便捷，书写比较草率，且形体趋于扁平，接近后世的隶书。隶体在本期萌芽，具有重要的书学史意义。
秦汉书法秦汉时期是我国书法发展的重要阶段。秦统一中国后，第一次用行政手段，下令“书同文”，统一文字，将大篆省改为小篆，作为秦代的官方文字，并沿用于汉代。同时隶书在社会中下层被广泛使用，日臻成熟。在章草形成，隶书和草书发展的推动下，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秦汉时期是中国文字书体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对后世书法艺术影响深远。
秦代小篆结构较大篆简化，笔画更线条化，故而书写便捷。代表秦篆风格的是秦代刻石。计有泰山刻石、琅邪刻石、峄山刻石、会稽刻石和碣石刻石等，相传均为李斯所书。其中泰山刻石、琅邪台刻石留存至今。泰山刻石现存山东泰安东岳庙（岱庙），仅剩九字。存世拓本以明代无锡安国藏北宋拓本为最，存一百三十六字。谨严工整，雍容朴厚。琅邪台刻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漫氵患严重，较清晰者仅存八十六字。用笔圆转舒展，端庄凝重。
除石刻遗迹外，显示秦篆水平的还有虎符、度量衡、诏版上的文字。现能见到的秦兵符已有数种，其中作于统一后的阳陵虎符字体“当为秦书之冠”。秦权、秦量和诏版上的文字，形体较正，线条瘦硬，质朴率直，是秦小篆中另一种颇具风格的作品，渐生向隶书过渡的态势。
秦代的墨迹，保留在简牍上。睡虎地秦墓竹简，书体熔篆隶于一炉，是未臻成熟的隶书，即篆隶嬗变过程中的“古隶”。对于研究篆书如何向隶书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汉承秦制，在严肃庄重的场合往往沿用篆书，但占统治地位，代表汉代书艺风貌的还是隶书。西汉的隶书，逐渐从秦代的“古隶”中蜕变出来，结体突破了篆书一律纵长的体势，趋向于扁平，上下紧严而左右较舒展。石刻代表作有杨量买山地记、五凤二年刻石、瞕孝禹刻石、莱子侯刻石等。墨迹实物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遣策”、帛书，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以及居延汉简等。
隶书发展到西汉晚期，已步入成熟期。作为隶书主要特征的波挑姿态的笔势已经确立。点画的俯仰呼应已安排妥当。河北定县40号墓出土的竹简，青海大通县115号墓出土的竹简，甘肃敦煌出土的新莽天凤元年的木牍，是这一时期隶书的代表。
东汉是隶书发展的全盛时期。其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娴熟，篆意完全消脱，点画波挑分明，提按顿挫、蚕头燕尾清晰，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书法的美观。结构上注意疏密安排，点画呼应，形成多姿多彩的隶书艺术风貌。代表这一时期隶书艺术成就的是碑刻。
两汉时期，篆书在继承秦篆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著名篆书碑石如开母石阙铭、少室石阙铭，体势方圆结合，用笔遒劲，堪称典型。两汉青铜器铭文不少是汉篆。其书体有的是纯正的小篆，有的非篆非隶，亦篆亦隶，其笔画有的细如毫发，有的则肥腴丰厚。
两汉是中国古代草书的初创期。汉代早期的草书，被称为“草隶”或“隶草”，是隶书（古隶）的简易、快速的写法。这时期的草书没有波？。进入东汉，草书出现波？，并具有隶书体势。两汉的草书与后代的草书不同，被称为“章草”。特点是字字独立，不相连属，末笔多作捺脚。其体势留存隶书的波？，但流转活动，有很强的艺术性，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
秦汉时期是古代书法不自觉时期的结束和自觉时期的开始，即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主要是在秦汉时期确立起来的。书法成为一种艺术欣赏品，并产生一大批创造它的书法家。秦代著名书法家有李斯、赵高、胡毋敬等，其中以李斯最为出名。代表作有泰山刻石、琅邪山刻石等。汉代著名书法家有：曹喜、杜度、王次仲、崔瑗、崔眔、张芝、蔡邕等人。其中曹喜创“悬针篆”，杜度、崔瑗、张芝善章草，王次仲善隶书，蔡邕创“飞白书”，代表作有《熹平石经》。他们的书法成就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代书法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楷、行、草各种书体都取得重大进展，且各种书体方面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家。
初唐时期的楷书几乎笼罩在王羲之父子的书风之下，风格大抵以遒丽俊美为主流。书法家以晋人书法为基调，同时借鉴汉碑及魏碑，形成各自的面貌。初唐杰出的书家有四位、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
盛唐时期，书法出现突破性发展，楷书彻底摆脱了王家书派的约束，创造出具有盛唐气势的艺术风格。楷书的结构趋向方正宽博，用笔雄壮朴厚，法度森严，更加规范化，充分体现了唐代书法“尚法”的特点。书法巨匠颜真卿是一位伟大的革新家，他摒弃了以姿媚为尚的风气，一变古法，创造出一种雄强博大、浑厚刚健的新书风。其楷书大气磅礴，多力丰筋，以筋胜，故有“颜筋”之称。
盛唐草书成就亦不亚于
楷书。在章法上变今草为狂草，在用笔上刚柔相济，点画飞动，恣意所为，竭尽变化，将草书的抒情性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代表书家是张旭与怀素。张被誉为“草圣”。怀素书学张旭，但又有发展。张主颠，素主狂，张妙于肥，素妙于瘦，“张颠素狂”既概括了他们颠狂的共性，又指出了两位草家的不同风格。
盛唐行书的新风貌开始于李邕，而至颜真卿完全树立。李邕的行书一反初唐书坛端庄妍美之风气，结体似欹反正而行，用笔遒劲舒放而生，锋颖凌厉，笔势雄健，纵横自如。颜真卿的行书遒劲郁勃，天真发露，极具个性。
自中唐始，书坛繁荣局面渐趋凋敝。书法大多因袭前人风范，很少出以己意，故著名书家少，佳作亦少。为矫正时弊，柳公权异军突起，鼎力革新。他以学颜为主，而不宥于颜书。用笔则去筋留骨，变颜氏的“内蕴”为“外棱”，专尚“清劲”。唐人“尚法”在柳楷中体现最为完美，人称为“柳体”，和颜真卿书体并誉为“颜筋柳骨”，书风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代在书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主要有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盳的《书断》，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等。
唐代是中国书学繁荣昌盛的时代，书家之乡，书法作品之精绝，翘楚百代。且书家个性之突出，造诣之高超，是为后世楷模。其影响之深远，宋元明清诸代难以比肩。
三、雕塑
西周的雕塑西周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雕塑是青铜器。其中动物雕塑占相当比例，有象、龙、虎、马、牛、羊、猪等。大部分器物崇尚写实，逐渐摆脱神秘色彩，贴近现实生活，变森严为温和，峻利为柔美。陕西眉县李村出土的《眕驹尊》，完全是现实中的马驹形象，线条简捷，造型准确、传神，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另一件陕西岐山县贺家村出土的《牛尊》也极具艺术魅力。尤其别致的是牛背上开一方口，口上加盖，盖上铸一立虎，虎四足向前，后身微缩，作捕食状。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出土的《鸟盖壶》更别具一格。盖上的鸟，双翅轻扬，如在水中拍打，生动地表现出水鸟游弋的动态。
西周的青铜人像雕塑也是比较写实的。河南洛阳北瑶出土一件人形铜车辖，人屈膝而坐，两眼直愣愣注视前方，显出一副苦相。这是一张看过之后难以忘怀的有个性的脸。
青铜器上的浮雕纹饰，也很有特色。如丰卣上的垂冠大鸟纹，线条粗细宽窄变化丰富。三年眖壶的环带纹、颂壶的蟠龙纹，流畅柔美，富有动态感。
西周的玉石雕塑也有不少佳作。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号墓出土一件玉人，裸体，直立，是被俘的少数民族奴隶形象，造型准确、神态逼真。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玉质动物雕塑造型丰富多样，是难得的精品。
陕西扶风出土的两件蚌雕人头像十分罕见。长脸、深目、高鼻、薄唇、高颧骨，可能是生活在中亚的欧罗巴人种。
总而言之，西周雕塑艺术是静中有动，朴素而不失典雅，形态与神情具备，较之商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东周的雕塑东周青铜艺术的辉煌成就得力于铸造工艺的根本性变革。东周以前，青铜器均用块范法铸造，限于工艺条件，无法制造出非常精细的青铜器。自春秋中期开始发明了失蜡法，解决了这一难题。属于春秋中期的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出土了一件铜禁，其纹饰之精细与透空程度，令范铸法望尘莫及，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失蜡法铸件。到了战国时期，失蜡法铸件更多，艺术成就更高。湖北随县擂鼓墩出土的《曾侯乙尊盘》，望之如繁花盛开，珊瑚重现，富丽繁缛，令人眼花缭乱，真可谓竭尽巧思、鬼斧神工之作。
东周雕塑在表现内容上也有了可喜的变化。出现了贵族、武士、侍从、舞女等具体而身份不同的众多形象。面部表情也不像西周那样呆滞、单调，而较复杂、生动。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的银首人形灯，人物形象很有特点。尤其是脸部，浓眉大眼，炯炯有神，微露笑容，从容不迫。这是东周以前从未见过的雕塑形象，说明制作者已能细致刻画人物的神情心态。
东周的动物雕塑也具有很高的价值。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生动活泼，充满生机，正如郭沫若所言：“时代精神之一象征”。陕西兴平豆马村出土一件错金云纹犀尊，其犀牛昂首前视，眼睛乌黑发亮，极有神情，是青铜雕塑的优秀代表作品。
另外，东周时期的漆器、镇墓兽中也有很多上乘的雕塑作品。总之，东周雕塑对于博大沉雄的秦汉雕塑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秦汉雕塑秦汉雕塑以其气势雄壮恢宏而在中国雕塑史上占居重要位置。
秦代具有代表性的雕塑作品是举世闻名的秦始皇兵马俑。其规模之庞大，形象之丰富多样，被国际友人称作世界第八奇迹，在世界雕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和真人真马相似的陶俑陶马数千件，排列整齐，气势浩大。武士俑一个个人形体高大，神态各异，陶马一匹匹昂首挺胸，跃跃欲驰。秦俑高度在1.78～1.98米之间，体魄强壮。陶马头高1.54米，肩高1.30米，身长2.0米，结实而矫健。高大、健壮，这不仅反映了秦代巨大的军事威力，也是雕塑力度美的体现。
秦代的青铜雕刻也很发达。1980年在秦始皇陵封丘西侧发掘出两乘铸造精致的铜车马。两车均有四匹马，一驭手，大小约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马佩带光彩夺目的金银络头，装饰华丽。铜车结构精密，车窗开合自如，图案色彩艳丽。融精巧与典型于一器，体现了秦代高超的雕塑艺术与冶铸工艺。
汉承秦制，那种博大沉雄的气势更多地表现在大型纪念性石刻上。其中以陕西兴平市茂陵东面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雕群保存完整而具代表性。这批石刻，形体庞大，均用花岗岩雕成，更凸现粗犷豪迈的气派。雕塑者巧妙地运用循石造型的艺术手法，借助石质的特性，用非常简练的线条，生动地表现了人与动物的形态。无论是捕食前的饿虎，怒气正盛的卧牛，憨厚狡黠的小象，个个神态毕现，不能不令人惊讶作者以简驭繁的创造力。
西汉时期的兵马俑也不少。主要有陕西咸阳杨家湾和江苏徐州狮子山出土的兵马俑。形体没有秦兵马俑高大，但造型优美，别有韵味。1966年西安姜村出土的立式侍女俑，眉目清秀，坐式侍女俑姿态恬静，表现了西汉宫女端庄俊美的形象。1990年在汉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的裸体俑，不失为汉初雕塑艺术的杰作。
西汉青铜雕塑数量远逊于西周，但也不乏佳作。广西贵县出土的青铜大马，造型与同时期陶马相近，惟刻画更加细致。
铜俑很多，无论是博戏俑还是跪坐俑，形象都很逼真。即便是一件灯具，设计也很讲究。如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便是一件实用与艺术高度结合的雕塑作品。
东汉的雕塑艺术继承了西汉以来豪迈壮阔的风格，大型纪念碑之类的石刻不少，但最有代表性的雕塑艺术要数早已名满天下的“画像石”“画像砖”。它们产生于西汉，盛行于东汉中叶。东汉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河南南阳地区、陕西北部。山东嘉祥武氏祠的作品艺术风格浑朴雄健，题材广泛，有狩猎，出行，神仙怪异，乐舞百戏。沂南的作品，画面饱满，刀法变化多样，其中乐舞百戏图引人瞩目。河南南阳的画像石采用起地平雕法，着重抓住人物和动物的神态，因而显得粗犷古拙。如一幅斗牛图，只用寥寥数笔即刻画出牛的壮硕有力和人无所畏惧的情态。陕北画像石，分布在米脂、绥德、榆林等地。风格质朴，造型生动，常见有牛耕图。
画像砖分布在河南、陕西、四川等地，以四川的画像砖最有特色。一般运用浅浮雕手法，将所刻画形象凸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内容丰富，有自流井盐场的生产过程，有市井交易的场面，也有泛舟于江上、垂钓于水面的情景。
骏马是东汉雕塑的主要题材之一。比之西汉，艺术表现有了新的突破。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铜奔马，是汉代雕塑艺术中罕见的珍品。制作者没有采用静止直立的姿态，而是选取了凌空飞奔这一瞬间。马三足腾空，昂首扬尾，呈现出一种快速奔跑的动态感。又别出匠心，让马左右足踏一飞燕，意喻其速度超过飞鸟，使人产生奔马如闪电般飞驰的意念。
唐代雕塑唐代气象恢宏，国力强盛，为把中国雕塑艺术推向巅峰创造了条件。
有唐一代，佛教兴盛，寺庙、石窟、造像遍布全国各地。当时塑像名家几乎都以塑造佛教造像著名，如韩伯通、安生、宋法智、王温、刘爽、方辩、杨惠之、程进、王耐儿等。而最负盛名的雕塑家是盛唐时期的杨惠之，他曾创造壁塑技法和造千手千眼观音像。所塑人物造型，合于相术，故称古今绝技，与绘画名家吴道子齐名，被推为雕塑“天下第一”。
盛唐是唐代造像的巅峰期，菩萨造型尤为优美。现藏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尊菩萨立像，虽然已无头部，两臂及双膝下已残，但作者精湛的雕刻技术，无处不显示出来。
唐代的彩塑像，其艺术成就也达到了后世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步。彩塑像在敦煌石窟及一些寺院中多有保留，以五台山南禅寺最为出色。其未经后世大的修饰，较好地反映了唐代风貌。
唐代讲究陵墓前的装饰雕刻，代表作是享誉海内外的“昭陵六骏”，它们是唐太宗为纪念立过战功的六匹阵亡坐骑而下令塑造的。六骏是：飒露紫、拳毛眘、白蹄乌、特勒骠、什伐赤、青骓。作品高度写实，刻画简洁，结构准确，线条洗练。飒露紫是昭陵六骏中的佼佼者。它与拳毛眘现陈列海外，国内补刻的作品，形与神均远逊于原作，对比中，更可以体会到这绝代雕塑的艺术魅力。
唐代陵墓前的石雕像很多，如献陵的犀牛，乾陵的龙马、侍臣立像，顺陵的狮子、天鹿，桥陵的鞍马、鸵鸟等均为杰作。
唐代随葬器物尤以俑类制品出色。现藏国家历史博物馆的一件女立俑，身穿开领窄袖衣，下着蓝色拖地长裙，蛾眉，丰颐，头稍侧，面带微笑，右手举至胸前，左手向后，手指微翘。动作灵巧，神情优雅，形神兼备。
唐代明器中的骆驼，制作艺术水平很高。西安西郊中堡村出土一件三彩釉骆驼载乐俑，造型奇特。骆驼立于方形板座上，正曲颈昂首，张口呼啸。颈毛、腿毛以及驼架上覆盖的毡布的毛质感，都细致而生动地刻画出来。毡上中央立女舞俑一人，正挥袖起舞。四周环以乐俑六人，男性，皆盘膝而坐，手执乐器演奏。构图紧凑，塑作精细，色彩明快，堪称杰作。
四、音乐
周代音乐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音乐在周代受到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有了长足的发展。
乐器种类仅见于《诗经》就达二三十种，如金属的钟、铙，石属的磬，丝属的琴、瑟，竹属的管、箫、匏属的笙、竽，陶属的埙、缶，革属的鼓、眛，木属的眜、眝等。而考古出土的青铜乐器之多，更令人大开眼界。其中尤以钟的出现最有意义。在礼乐制度中，它以其组成数量与悬挂方式的不同，起着在贵族阶级中分阶层定名位的作用。
青铜钟最先出现约在周康王时。西周时代的钟常以多个成组的形式出现，构成一定的音阶关系，按大小次第悬挂起来，敲击以奏乐。这种构成形式的钟叫编钟。西周早期到中期，编钟一般是三件一套，西周中期以后到晚期，发展到八件一套，如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春秋时期编钟数目最多达二十六件，如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王孙诰编钟。战国编钟最大规模者当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的编钟。
编钟数目由少增多，是编钟音域逐渐宽阔的标志。西周早期三件一组的编钟，音阶是羽、宫、角、徵。西周中晚期八件一组的编钟，其音序为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角、徵、羽、宫，即起于羽者，止于宫音，音域已较宽，达到三个八度的地步。至少在春秋晚期，完整的五声音阶徵、羽、宫、商、角已告形成。同时在中鼓音为徵与商时，可将侧鼓音调成大三度音程的“变宫”“变徵”，构成以“徵”为首的七声音阶结构。关于五声音阶的确立，最先见于《管子·地员篇》，《国语·周语》也有记载。征之文物资料，信然。战国初期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次大发现。经测音，这六十四件编钟总音域跨五个八度之多，在中心音域只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域平均各少一个八度。在中心音域部分约占三个八度的范围中，十二个半音（即传统音乐术语中的“十二律”）齐备。并已具备旋宫转调的能力，因此能演奏采用和声、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乐曲。在编钟的中鼓与侧鼓音发音部位都刻上了定位定音的标音铭文，表明十二律的音律体系已经完成，中国音律理论至此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周代设有音乐机构并进行音乐教育。《周礼》地官司徒属下有鼓人，春官宗伯属下有大司乐、乐师、大师、小师、磬师、钟师、笙师、瞘师等，管理军旅或日常祭祀、宴乐时所用乐器及教育。有些官名也见于出土青铜器铭文。
周代的史伯、子产、医和、伶州鸠、师旷、孔丘等，发表过一些有价值的音乐思想。据说是公孙尼子所著《乐记》，记述了音乐的起源，音乐与政治、生活的关系，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理论所取得的成就。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性自命书》篇中亦有成熟的有关音乐教育的论述，与《礼记·乐记》相似。
秦汉音乐1976年在秦始皇陵西北一处建筑遗址内，出土一件青铜钟，上有“乐府”二字，证实早在秦代就有乐府了。乐府的设立，是秦代音乐高度发展的产物。秦人原本以缶、瓮作为乐器，“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随着秦扫灭东方六国，于是“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秦二世时，尤以郑音为娱。1996年西安北郊出土秦封泥，共有三枚封泥“乐府丞印”“左乐丞印”和“雍乐左钟”与乐府有关，应是秦太乐令属官。“乐府丞”是“太乐丞”的别称，“左乐丞”为“太乐丞”之同级臣僚。“雍乐左钟”是秦始皇为在雍五眞祭祀天地及五帝时专设的乐官。由此可见，至少在秦代已有一套详细的管理音乐的机构。
汉承秦制。西汉管理演奏雅乐的是“太乐署”，东汉改为“大予乐署”，属太常寺领导，有官员、乐工、舞人约四百人。西汉管理俗乐的机构是“乐府”，东汉时改为“黄门鼓吹署”，极盛时有官员、乐工、舞人八百多人。
乐府在汉武帝时得到扩大，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担任协律都尉（乐府的领导者），著名词赋家司马相如负责雅化乐舞。乐府主要任务是采集民间歌谣、乐舞，经过整理、改编、配乐，供宫廷演奏之用。它所收集的民间音乐，范围十分广大。如鼓吹曲来自北方，横吹曲出自西域，而鼓吹乐中的角、笳、横笛等，也来自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具有特色的少数民族乐器与华夏的鼓、箫以及汉族民歌的结合，形成风格不同的鼓吹乐。鼓吹乐首次被作为军乐使用，后来进入宴乐、郊祀、丧葬、仪仗等场合。横吹曲以鼓角、横笛为主，一直用于军队。它原有二十八首乐曲，系李延年根据由西域传入的乐曲改编而所的。由于各民族间音乐的的交流，丰富了我国的音乐文化。当时被奉为正宗的雅乐、雅舞，缺乏生命力，而这些俗乐、俗舞成为表演艺术的主流。无论是乐器、乐曲乃至舞蹈，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乐器演奏出现了新面貌，《广陵散》《胡笳十八拍》就是其中的名曲，排箫、笛、羌笛、笳、角、筚篥、箜篌、琵琶等乐器被普遍使用。《汉书·艺文志》
载“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的“声曲折”就是当时为了收集民歌，把曲调记录下来而创造的一种记谱法。乐谱的出现，对于记录、储存曲调，发展音乐发挥重要作用。
汉代管乐器也有很大进步。如埙，根据《风俗通义·声音篇》记载，有六孔，比商代出土实物陶埙多一孔。《说文·竹部》：“羌笛三孔”。但西汉时已有四孔笛，西汉今文经学家京房增至五孔，东汉时更增为七孔。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墓所出竹笛为八孔。孔的增加，表明演奏技巧和效果的提高。
西汉的琴，承袭战国琴旧制，其尾部用实心木，共鸣效果差。东汉琴的制作技术提高，四川三台县东汉墓出土的琴，其共鸣箱已延至琴尾，音量和音色都大为改善。
筝起初只有五根弦，到了汉代，有了很大发展，增至十二根弦。
琵琶于东汉时经西域传入内地，因其音域广阔，表现力度强，很快在中原流行，成为主要的旋律乐器。
竽在器乐合奏中地位重要，为诸乐定音。故为校正竽音，汉代有专门的竽律。马王堆一号墓出土明器竽律，竹制，共有十二管，上用墨笔书写有十二律名称。
唐代音乐唐代经济高度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为音乐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各民族音乐风格多样，名目繁多。隋开皇初，置七部乐：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大业中，隋炀帝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为九部。唐太宗时平定高昌，乐部增至十部（其中以“燕乐”代替“礼毕”）。唐玄宗时，又依据表演方式，分音乐为“立部伎”和“坐部伎”。“立部伎”有八种乐，演奏时立于堂下；“坐部伎”有六种乐，演奏时坐于堂上。坐部身份稍高，舞的人数较少，数人或十数人。立部身份较低，舞的人数较多，六十人至八十人不等。
唐朝统治者十分重视音乐，建立起庞大的音乐机构。除太常寺、太乐署外，还设立专门管理乐舞的机构——教坊。任命管理教坊的官吏为教坊使，直属宫廷。唐玄宗时进一步扩充，单独成立四个教坊和三个梨园。盛唐以后，地方府、县也普遍建立“衙前乐”的音乐机构。教坊的乐工达数万人之多。从各地征调来的乐工，必须在长安或洛阳的太乐署进修学习一年至三年，成绩卓著者可以得到官职。这种音乐教育制度，对音乐艺术的提高与普及有积极意义。
唐朝著名的音乐家很多，如李龟年、李鹤年能歌，李彭年善舞，李睶以吹笛闻名，中亚曹国人曹保及其子曹善才、孙曹刚一家三代善弹琵琶，安万善以吹奏瞙篥擅名于世。唐代文人学士通音律、善演奏者亦不少，如名臣宋眡、杜鸿渐善羯鼓，李勉能自制古琴，撰有琴谱；诗人王维会演奏琵琶，且能创作琵琶乐曲。有些文人以深谙音律而升迁高官，飞黄腾达。
唐代音乐风格多样，舞曲很多。剑器、胡旋、胡腾等舞曲与姿势雄健的健舞相配，而姿势柔软的软舞，则辅之以凉州、回波乐、乌夜啼等舞曲。盛唐时流行霓裳羽衣舞，是由西凉传入的。舞者穿戴华贵，服饰艳丽，一般在宫廷和大贵族家中演出。
唐代音乐理论，主要见于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和《论礼乐》等文章中。认为音乐是现实政治的反映，主张歌曲应道出人民的疾苦，指责现实社会的弊端。还指出音乐的根本目的是起到“和人心，厚风俗”的教育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