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的总构成中，交通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各个文化系统所影响的区域规模，受到交通条件的制约。不同文化圈所实现的文明水准，也为交通条件所规定。文明的进步，通过交通条件可以成千成万倍地扩大影响，收取效益，从而推动历史的前进。周秦汉唐文明的成就，包括交通建设的显著进步。这一进步对于整个文明史的进程，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周人的交通贡献
周人经营的早期航运中国航运史年代最早的文物资料，有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出土的两件船形陶壶。而史籍中所见最早的反映河渭航运的资料，大约即《史记·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张守节《正义》：“公刘从漆县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取材为用也。”所谓“诗人歌乐思其德”，司马贞《索隐》以为“即《诗·大雅篇》‘笃公刘’是也”。《诗·大雅·公刘》有“乃陟南冈，乃觐于京”句，郑玄笺：“山脊曰冈。”“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见其可居者于京，谓可营都邑之处。”说公刘择定居地，曾经南渡渭水“升其南山之脊”，据高勘察渭北原地。
又《诗·小雅·南山有台》所谓“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反映周族当时的主体经济形态除农耕而外，交通运输即所谓“行”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当时水上交通运输形式的作用，显然已经受到特殊的重视。
渭水在公刘初时居地邰所临河段，水面已经相当宽阔。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成果，当时气候较现今温暖湿润，渭河水文状况必然与今不同，“南渡渭水”运取材木，一定要有完备的航运设施和丰富的航运经验以为条件。
《诗·小雅·小弁》：“有？者渊，萑苇淠淠。譬若舟流，不知所届。”又《诗·小雅·采菽》：“泛泛杨舟，？？维之。”郑玄笺：“杨木之舟泛于水上，泛泛然东西无所定，舟人以？系其？，以制行之。”这些诗句反映了渭水上下航运已经开通。诗句记述周人熟练应用水上航具的情形，反映了早周航运的技术水平。
周文王时代，曾经架设渭河浮桥。《诗·大雅·大明》：“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的诗句。毛亨传：“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造舟然后可以显其光辉。”郑玄笺：“天子造舟，周制也。”联结舟船以架设渭河浮桥，显示出周人经营的航运事业的发展，已经具备了充裕的航运工具和丰富的水上经验。
除了渭水航道为舟人所利用而外，泾水、洛水的航运，也得到开发。《诗·大雅·？朴》：“淠彼泾舟，？徒楫之。”毛亨传：
“淠，舟行貌。楫，棹也。”郑玄笺：“？，众也。淠淠然泾水中之舟顺流而行者，乃众徒？人以楫棹之故也。”可知泾河航运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
《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举师伐商事：“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这是一次对商王决战前的重要的军事演习。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可能就是盟津之渡。两年之后，周人推翻商王朝的统治，借助了强大的水运实力。
史念海先生曾经指出：“周人利用河谷以之作为交通要道，渭河河谷可能是最重要的。”渭河较早有舟楫之利，“所以利用渭河河谷实际是浮船上下，而不是戎马的驰骋。”运程由雍到绛，“渭河当然是必经的漕运航道。那时上距周室东迁才一百多年，渭河的水位当不至于有很大的涨落。周有浮船往来是不会有若何的困难的。”
“周行”与“周道”周王朝是依靠在各地分封诸侯，设置政治军事据点以为藩屏，来维护中央政权的统治的，这种政治体制要求各地与周王室保持密切的联系。以车兵为军队主力的特点，也要求各地有平阔的大道相通。
西周青铜器铭文和文献称当时由王周室修筑，通往各地的大路为“周行”或“周道”。
《诗·小雅·大东》写道：“佻佻公子，行彼周行。”“周道如砥，其行如矢。”又《诗·小雅·何草不黄》：“有栈之东，行彼周道。”西周晚期青铜器散氏盘铭文也有“封于周道”的文句。《左传·襄公五年》引《诗》，也说：“周道挺挺，我心扃扃。”
“周行”与“周道”开筑平直宽阔，两侧植有树木，据说每隔一定的路段还设置供应食宿的设施。
周王朝控制的交通网的规模，随着远征的胜利和疆域的拓展又有所扩大。
东周交通的进步春秋时期，交通建设有了新的进步。大致在这一时期，太行山、秦岭等险山峻岭都已经开始有车路通行。以交通道路为主体的交通设施是否修整，当时已经是体现政府行政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晋平公当政时，晋国道路馆舍失修，也曾经受到郑国政治家子产的批评。
以交通干道的建设为基础，相应的交通设施也得以进一步健全。
《周礼·地官·遗人》说，贯通都市和村野的交通大道上，每隔十里，设置有“庐”，“庐”可以提供行旅饮食；每隔三十里，有可以止宿的“宿”，“宿”设有“路室”，并且有服务于行旅的粮草储备；每隔五十里有“市”，“市”有住宿条件更为优越的“候馆”，行旅消费品的储积也更为充备。当时，中原各国政府普遍沿交通干道设立交通站，置备车马和专职管理人员，遇到紧急情形，则乘传疾驰，次第相继，使军情政令能得以迅速通达。
公元前486年，吴国完成了“沟通江、淮”的工程。邗沟的开通，是中国古代运河建设史上的创举，邗沟通航，实现了南北水路的连接，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后，吴王夫差为了引舟北上，称霸中原，又把邗沟向北延伸，进一步沟通了淮河以北的水路。
战国时期，力战争强、激烈兼并的列国都十分注意交通道路的建设，国际交通的条件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据《荀子·荣辱》，当时，各个地区之间，有“巨涂（途）”“小涂（途）”等不同等级的道路相互联系。见诸史籍的已经形成定名的交通干道，有由成皋通往函谷关的“成皋之路”，由楚国南阳东北出伏牛山直通中原的“夏路”，由关中经汉中南下入蜀的“石牛道”，赵国、魏国、齐国之间的“午道”，由上党通达河内的“太行之道”等。
大约开通于魏惠王十年（前360）的鸿沟，是继邗沟之后又一条著名的运河。鸿沟沟通黄河水系和淮河水系，进一步便利了南北往来。
安徽寿县曾经出土著名的“鄂君启节”，共四件，其中三件是本节，一件是舟节，每节都有错金篆书文字。就铭文中车舟所经过的城邑看，车节经过九个城邑，舟节经过十一个城邑。舟节文字规定，“屯三舟为一舸，五十舸”，所通行的水路以长江、汉水水系为主，东至邗沟，西至汉江上游，南则循湘、资、沅、澧、庐诸水，也分别可至上游。可见，在当时的水路交通体系中，运河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交通事业的空前发展为条件，当时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就是“士”阶层的兴起和游说之风的盛行。士的活跃，与旧有宗法关系走向没落相联系，标志着束缚社会文化活力的血缘和地缘的羁绊逐渐被斩断。他们通过游历四方的交通活动，促进各个地区之间相互的文化交往。
经过累年争战，在交通方面居于优势地位的秦国终于一一翦灭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王朝。
二、秦王朝的交通建设
秦国交通的发展与秦的统一在《诗经·秦风》中，我们可以频繁看到反映秦人喜好车马出行的诗句，体现出秦人健勇豪迈的文化风格，也反映了他们重视交通的传统。
秦人早期习于游徙生活，传说中秦先祖的事迹多以致力于交通而著称于世。据《史记·秦本纪》记载，费昌曾经为商汤驾车，孟戏和中衍曾经为帝太戊驾车，而“蜚廉善走”，曾经以材力服务于殷纣王，此后造父更是交通史上的著名人物，据说以善于驾车而受到周穆王信用，曾经西行至于西王母之邦，驱车行进的速度，可以“一日千里”。后来居于犬丘的非子，又以“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的畜牧专家的身份为周孝王在千河与渭河之间驯养马匹。
随着秦人国势的发展，其交通文化的影响不断扩大。例如蜀地风习，讲究车骑队列规模，《华阳国志·蜀志》认为，这是受到占领蜀地的秦人风习的影响。
秦人拥有较高的桥梁建筑技术。秦晋之间黄河水面架设的第一座临时的浮桥，是春秋时期秦人设计修建。第一座常设的黄河浮桥，也是秦国工匠于秦昭襄王五十年（前257）建造。
秦国交通发展达到较先进的程度，还可以从车辆制作技术的进步得到体现。我国早期车辆都是单辕车，就是车的前面用一根直木系驾牲畜，控制方向。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双辕车的模型，出土于陕西凤翔战国初期秦墓，这也是世界最早的标志双辕车产生的实物资料。双辕车的出现，体现了交通工具史上的重大进步。
秦人除了拥有双辕车这种先进车型的发明权而外，当时所使用的运输车辆数量之多，也是惊人的。《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秦后子？前往晋国，随从车辆竟然有“千乘”之多。《左传·僖公十三年》记述，这一年因晋国遭受严重灾害，秦国调集粟米援运，运输过程从秦都雍城到晋都绛城，舟车相继，而以渭河转行黄河、再折入汾河的水运为主，历史上称作“泛舟之役”。
秦国军队善于“远攻”，在秦的统一战争中，常年调动数以十万计的大军南征北战，必须凭借强大的运输力量保障后勤供给。以秦灭楚的战争为例，秦军出兵60万，可以想见秦国的交通运输能力经受了何等严峻的考验。
秦国的交通的发展，有利于秦人能够全方位地接受和吸收其他地区文化的积极因素，使秦文化具有较为开放的富有进取性的特点。在交通建设方面的优势，也是秦国能够顺应历史的大趋势，连年乘胜东进，在秦始皇一代终于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基础之一。
驰道与直道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实现统一之后，立即致力于建立以全国为规模的交通网，经过修整和沟通，将战国时期各国原有的道路都纳入统一规划管理的交通系统之中。
秦王朝交通建设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是驰道的修筑。
“治驰道”，也就是经常驰道的修筑，是秦始皇统一后第二年就开始进行的宏大工程
对于驰道的形制，西汉人贾山曾经有过记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
我们从《史记·孝景本纪》中所谓“伐驰道树殖兰池”又可以知道，驰道两侧除了贾山所谓“树以青松”外，还有杨柳一类易于扦插繁殖的树种。通过其他资料分析，当时用来作为行道树的，还有柏树、梓树、槐树、桧树、檀树、榆树等等。
贾山还说，秦王朝修筑的驰道，东方通达燕地和齐地，南面行抵吴地和楚地，江湖之上，以及海滨的宫观，都可以一一连通。驰道，当时实际上已经成为全国交通网的主纲。
秦始皇时代，还曾经修筑由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直抵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大道，这条道路全长“千八百里”。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只有直道是在秦统一后规划施工，开拓出可以体现出秦帝国行政效率的南北大通道。司马迁曾经行经直道全程，他感叹道：“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秦始皇直道遗迹在陕西淳化、旬邑、黄陵、富县、甘泉、榆林等地及内蒙古毛乌素沙漠中都有发现，保存到现今的路面，有的地方宽达50米至60米。
北边道秦统一后，出于战争的需要，北边交通系统具有更完备的结构，不仅有与长城并行横亘万里的主要干线，也包括出塞道路和与内地联系的许多条大道，以及保证北边新经济区正常生产与流通的疏密相间的道路网。
长城作为军事防御设施也必然要以交通道路作为辅助结构。自春秋晚期起，车战作为主要作战方式走向衰落，但在秦汉之际，兵车在战争中仍发挥一定的作用。大队兵车的通行必然要求交通道路的平整和畅通。
帝王出巡，常常随行大队车骑。秦始皇多次出巡，曾巡行北边，北边道自当有可适应帝王乘舆通过的规模。皇帝出行，“郡国皆豫治道”。《盐铁论·散不足》也说到帝王出巡时，“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资佐，贫者筑道旁”。秦始皇巡行北边，必然会促进北边交通道路的建设。
并海道《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凡五次出巡，其中四次至海滨，往往经并海道巡行。秦二世东巡郡县，也曾经并海而行。“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又“遂至辽东而还”。
显然，当时沿海滨有一条交通大道，由秦始皇出巡路线的选择，可推知这条道路具备可以通过帝王车舆的规模。
秦王朝最高统治者沿并海道巡行的重要目的之一，是祭祀天地山川鬼神。而滨海地区强大的经济实力，也使一心“临察四方”，“存定四极”的帝王不能不予以特别的注视。
由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仅决定于资产多寡和一代经营人才的命运，优越的地理条件和工于管理的传统也对生产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于是滨海地区在西汉初年仍然不失为东方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田肯说刘邦语所谓“此东西秦也”，肯定滨海地区能够与关中地区并列，成为全国经济东西遥相对应的两个重心之一。
在这样的形势下，并海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车同轨，书同文许慎《说文解字·叙》在分析战国时代的文化形势时曾经写道：“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这一情形，在秦王朝建立之后已经开始改变。秦始皇《琅邪刻石》所谓“匡饬异俗”，《之罘刻石》所谓“远迩同度”，《会稽刻石》所谓“人乐同则”，其实都可以理解为克异求同的文化统一的宣言。
《礼记·中庸》有“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说法，所谓“车涂异轨”已经被看作文化一统的重要障碍。人们看到，除了发起修筑驰道、直道等大规模的交通工程之外，秦始皇本人多次风尘仆仆巡行东方，其实也可以看做追求文化汇同之理想的一种交通实践。
秦王朝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是其交通建设的突出成就，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三、两汉交通
交通进步与汉文明的成熟汉代帝王也同样将交通建设看作执政的首要条件。
汉武帝时，“治南夷道”，“治雁门险阻”，“通回中道”等事，都录入《汉书》帝纪。做褒斜道，通漕渠，也由汉武帝亲自决策动工。王莽“以皇后有子孙瑞，通子午道”，汉顺帝“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等，都说明重要的交通工程，往往由最高统治中枢规划组织。
在汉王朝开边斥地的事业中，交通事业的意义尤为显著。交通建设的成就，使大一统帝国统治的广度和强度均达到空前的水平。
汉武帝时代，是于交通建设用力殊多的时代。这一时期不同的地域文化，实现了进一步的融汇。
汉武帝开通了多处交通干线，凿通了漕渠，使渭河水运达到新的水平。又打通了西域道路，令汉王朝的威德播扬于中亚。发“楼船军”浮海，更是交通史上的壮举。他还曾经多次组织大规模远征和数以十万计的移民运动。其“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行旅活动，成为他多所作为的政治实践的主要内容之一。
正是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曾经多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西汉初年各地尚多见的秦式墓葬，这时也已经不复存在。也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隶作为统一的文字书体终于为全国文化界所认可。先进的文化阶层多年来天下“书同文”的理想终于实现。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推进儒学空前普及并且确立其正统地位的文化政策，结束了“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于是“今后学者有所统一”，中国文化史从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转变的完成，也是与几代学人千里负笈，游学求师的交通现象有关的。
驿传系统两汉交通系统的功能对于政治稳定的意义，还表现在其效率之高，可以使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够迅速及时地传达到各地基层，因而大多可以有效地落实。政务军务紧急时，还可以通过驿传系统提高信息传递的速度。
赵充国自金城申奏军事计划至汉宣帝批复后颁下，往返不过七天，驿递行速达每天四百公里以上。《汉旧仪》关于汉代驿骑的形式，也说到“昼夜千里为程”的行程定额。
云梦睡虎地秦简《田律》中有政府要求各地及时上报农田降雨、受灾以及作物生长情况的内容，规定近县由“轻足”专程递送，远县通过邮驿系统传送，必须在限定时间内送达。中央政府于是可以凭借交通条件，严密注重生产进度，进而实施必要的管理与指导，进行具体的规划与部署。驿传系统在两汉时代更为完备，这一系统除了主要服务于军政而外，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也相当显著。
驿传制度曾经是中央政府良好的行政效能和坚强的统治力量的交通保障。而东汉末年，随着交通系统的衰落，政府的行政效能也相应受到影响。
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自汉王朝大一统体制建立及巩固之后，政府移民实边，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生产与消费都冲破了原来的地域界限。《史记·平准书》所谓“农工商交易之路通”的经济形势的形成，正是以交通建设的成就为条件的。而两汉文明的经济背景，也因此发生了变化。
高度集权的专制政府可以调度各地的运输力量及时转送当地农产品以满足军国需用。汉武帝当政时，开始推行体制全新的均输制度，以往重复运输、过远运输、对流运输等不合理运输所导致的“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的现象于是有所扭转。交通运输的进步，愈益使各经济区都融并入“财物流通，有以均之”的经济共同体之中，经济意义上“海内为一”的局面终于形成。
在以发达的交通条件为基础的这种经济体制下，当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政府可以调度运输力量“转旁郡钱谷以相救”，同时统一组织安置灾民。正如《盐铁论·力耕》所说，“均输之物”的作用，可以“流有余而调不足”，“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
秦汉时期交通成就对于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突出体现为商运的空前活跃极大地促进了物资的交流，“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因而使得经济生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差异于是缩小了。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船车贾贩，周于四方”，以繁忙的交通活动为基础的民间自由贸易，冲决政府抑商政策的重重限遏，对于秦汉经济的繁荣表现出显著的历史作用。
从“关东·关西”到“江南·江北”两汉时代包括交通条件演变在内的历史变迁，确实使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各地区间，不仅文化冲突得以消弭，其文化差异，也已经较前代逐渐淡化。
黄河流域在西汉晚期至于东汉时期所形成的关东（山东）、关西（山西）两个基本文化区，东汉以后由于军役发动、灾民流移、北戎南下，边人回迁等特殊的交通活动的作用，又进一步实现了新条件下的文化融合。魏晋以后，江南、江南两个文化区相互并峙的局面，已经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文化形势。
由“关东·关西”到“江南·江北”之文化区划的演变，其实有交通条件的作用。
正如孙毓棠先生曾经指出的：“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运的畅通，和驿传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
四、隋唐交通事业的成就
大运河的开通在尚没有过江灭陈，统一全国之前，隋政权的主持者就以古邗沟为基础，“开山阳渎”，沟通了山阳（今江苏淮安）与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的运道，后来又整治取直，使江淮间的航运不再绕行射阳湖。
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以渭水水量大小无常，组织力量另开漕渠，引渭水，大略循汉代漕渠故道，东至潼关入黄河。当时名“广通渠”，因为关中赖此以通利，又名“富民渠”。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又改名“永通渠”。
隋炀帝即位之后，都城由大兴（今陕西西安）迁到洛阳。政治重心与东南经济区的联系得到充分的重视。
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诏令动员河南、淮北民众前后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淮河水运。同年，又动员淮南民众十余万人疏浚、改造邗沟，取代山阳渎，沟通了长江、淮河水运。运河宽四十步，两侧修筑“御道”，栽植柳树。从长安达江都（今江苏扬州），沿途修建离宫四十余所。又指派官员督造龙舟和各种杂型船只数万艘。
隋炀帝数次行幸江都。大业五年（609），又命令开凿“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河道宽十余丈，也可以通行“龙舟”。隋炀帝计划由江南河乘舟直抵会稽（今浙江绍兴）。
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命令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抵涿郡。
大业七年七月，隋炀帝诏令发江、淮以南的民夫及船只，运送黎阳仓和洛口仓的储米前往涿郡，一时舳舻相次千余里。据说负责载运兵甲和攻取之具，平时往返于途中者常常达到数十万人。
在隋炀帝当政时代，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到余杭的大运河终于全线建成。这是中国最长的运河，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长的运河。全长四千华里的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对于当时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除了满足帝王消费需要和军旅战备物资需要而外，大运河航道的利用，事实上还使得整个社会原先潜寂无息的表象之下的充沛活力得到激发。
隋炀帝是一位历来经常受到史家否定的帝王。然而，他开发交通的业绩，也和秦始皇相似，尽管当时使全社会承受了沉重的负担，但是却对于中华文明的进步表现出久远的历史影响。
隋代在隋炀帝主持下开通的大运河，使后来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向东南地区的转移能够成为现实。借助大运河以转输，中央政府于是得到东南地区强劲的经济供应。唐代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一》中说到隋炀帝时代开通运河航运的意义：“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焉。”大运河提供的交通条件，被历届政府用以发展漕运，也被民间私人用以从事商旅、大小船舶往来不断，隋人经营运河开凿时虽然艰苦备至，但是后人却享受了交通的便利。
自隋代以后，我国东部地区依托运河河运和近海海运，经济文化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全国经济地理和文化地理的总体形势，也因此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隋炀帝时代交通建设的成就，除了大运河的开凿而外，也包括陆路交通条件的改善。例如，大业三年（607）通“驰道”；同年修了从榆林北境长三千里，宽百步，直达涿郡的“御道”；又曾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
唐代漕运隋代运河，唐王朝统作“漕渠”或“漕河”。“通济渠”的东段，当时称为“汴渠”。“邗沟”和“江南河”，当时称作“官河”。
唐代主要依靠运河支撑的粮运，即所谓“漕运”，构成由各经济区向中央政权提供滋养的经济命脉。
唐高祖、唐太宗时代，每年通过漕运运输到长安的谷米约二十万石，自唐高宗以后，国用益增，天宝年间每年漕运二百五十万石。
天宝元年，陕郡太守兼水陆转运使韦坚又浚通关中漕渠，并在长安城东凿“广运潭”，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可以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创造了唐代漕运的最高纪录。
唐代漕运的主要方向，是由东南输往西北。当时扬州地区的经济地位居于全国首位。当地往往“商贾如织”，集聚了各地商人，这里地当运河和长江的交汇处，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于是有“天下之盛扬为一”的盛名。
唐代为了适应南北各地商品流通的需要，水陆运输能力有显著的提高。运河不仅运送东南地区的物产，巴蜀和闽广的货物也可以通过长江和运河转输北方。中唐时代主持漕政的刘晏所谓“漕引潇湘、洞庭，万里几日，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就反映了这样的情形。漕粮船队泛水扬帆，驶行万里指日可达，因为漕运的充备及时，关中的民众没有饥馑的忧虑，军中的将士也得到相应的补给。
广运潭《得宝歌》天宝二年（743），韦坚在长安城东长乐坡下凿成大潭以通舟楫，于是在三月丙寅这一天，于潭中盛陈舟舰，请唐玄宗登上潭畔望春楼观看庆贺盛典。当时取东京、汴、宋等各地运船三二百只，各船均置牌标明由来地点，船上堆载当地名产，例如：广陵郡船载广陵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载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载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载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载玳瑁、真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载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载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载蕉葛、蚺蛇胆、翡翠；吴郡船载三破糯米、方文绫。
驾船人都着宽袖衫，戴大斗笠，足踏芒鞋，如吴、楚地区装束。又集合妇女，合唱道：“得宝弘农野，弘农得宝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宝歌》。”唐玄宗大喜，嘉奖韦坚，赏赐船夫，以外郡进呈的当地名产分赐贵戚百官，并赐名“广运潭”。
“广运潭”的这次盛会，其实可以看作一次全国物资博览会，也是一次漕运能力的检阅。这一仪式告诉我们，唐王朝的漕运系统，已经把全国各地风格不同的地方经济，联系在一个共同的国民经济的宏大体系之中。
商业的繁荣唐代的商业已经相当发达。
行商千里奔波，所谓“年年逐利西夏东”的生活，在诗人张籍的《贾客乐》中，有生动的体现：“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欲发移船近江口，船头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说远行期，入蜀经蛮远别离。金多众中为上客，夜夜算缗眠独迟。”元稹的《估客乐》诗，更是当时经商者真实生活的写照。诗人写道：“估客无住者，有利身即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鹰。炎州布火浣，蜀地锦织成。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经营天下遍，却到长安城。”商人经营的内容丰富多样，基本的原则是只要“有利”则“身即行”，山南海北，不辞艰辛。
商人的活跃，促成了特殊的交通现象。大的都市，往往商船四方荟萃，远帆云集。《太平广记》卷四四引《河东记》说，萧洞玄周游天下，到扬州时，看到众船在水道中拥挤争行的情景：“于时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者移时，舟人尽力挤之，见一人船顿，蹙其右臂且折，观者为之寒栗。”可见在较大的商港，商运力量之集中。
《旧唐书》卷九四崔融奏文提到了当时的商运形势：“且如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洪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全国各个交通要地，都聚集有大量的运船，其航向或西行蜀汉，或南指闽海，或北上河洛，或东向淮海，来往于诸泽薮河湖各个水系。各种船型，万千会集，装卸往还，繁忙以至不分昼夜。
唐人李肇所撰《唐国史补》卷下记载说，江湖上通常流行这样的说法：“水不载万”。就是说最大的舟船，也不过装载八九千石。可是唐代宗大历至唐德宗贞元年间（766—804），有所谓“俞大娘航船”形制最大，船上“居者养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间”，甚至可以在甲板上种植菜圃，操驾之工多达数百人。“俞大娘航船”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每年往返一次，载运利润十分可观，其运输能力是绝对不止“载万”的。
当时陆路商运也十分发达。服务于商运的附属辅助性的经营形式，如客舍、邸店、车坊等，生意也非常兴隆，甚至许多官吏也纷纷参与争利，朝廷不得不严令限制，例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禁九品已下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唐德宗大历十四年（779）六月，“禁百官置邸货鬻。”同年七月，唐德宗还颁布诏书，严令王公卿士不得与民争利，指出各节度观察使在扬州“置回易邸”的情形，命令予以罢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