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6月间，王禹卿在烟台接到公司的电报，要他继续北上，到辽宁的营口去开拓面粉市场。营口当时是北方著名的商业繁华区，是东三省农产品向外输出的总枢纽，市场人气很旺。又碰上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人与俄国人为了争夺在东北的利益，在中国的国土上你拼我抢。历来的经验是，越是打仗面粉越是畅销，因为各方都需大力筹备粮饷，兵荒马乱中老百姓也要储备粮食，这么一来，南方的面粉厂活儿就忙不完了。有王禹卿在北方卖力地推销，茂新厂每天可赚到五百余两银子，年底统计，茂新的总资产已达到八万多两银，基础渐渐稳固。
营口与烟台一水之隔，相距约七八百里，轮船一日可达。营口有个大德亨商号，当地人名其大屋子，有油坊，还兼营洋货布匹及杂粮，同时代客经理各种买卖。王禹卿到后，按照商场通例，即邀请该号掌柜的为之引导，遍访南来商帮的驻客（办货人），就像名角要到名票家里“拜客”一样。
广交朋友之后王禹卿逐渐明白了，这里的驻客以三江帮为最大。所谓三江帮，是指江苏、浙江和安徽一带的商帮，而这些商帮中又以宁波人居多，大多是来采买吉林人参及关东黄丝的，那都是当时出口的热门货，是购销业务的大宗。而商帮中握有实权者，是山东蓬莱和黄县的商人。王禹卿不敢怠慢，一一“拜码头”拜过来，与他们讲信修睦，广联声气，以期借助他们的力量，为茂新厂面粉的北上，挣得一块基地。这一回，荣老板还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即兼营汇兑。
销售面粉，王禹卿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不久，在营口的局面也逐渐打开了，但是汇兑事情非常复杂，让王禹卿颇费周折。因为营口当时还是旧商埠，相对上海来说非常闭塞，金融系统居然仍沿袭清初的一些传统做法，与上海有很大不同。上海市面早已是鹰洋、铜元和银元的时代了，而营口市面上流通的基本都还是单角，缺乏大洋；单角之外，还用铜板，每160文为一吊。银两的成色也有很大出入，营平银二千七百两才抵申规银一千两。计算起来非常麻烦，须用归除，数次折算。王禹卿不禁顿生感慨：“……沿袭清初旧制，历久未变。北方风俗之古，民智之塞，于此可见。”【注：王禹卿，《六十年来之自述》。】
王禹卿这次在营口呆了三个多月，在面粉销售方面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初冬时节南返上海，共计销售面粉达20余万包，公司获利二万余金，他本人也分到了红利一千余两。他再次把挣来的钱全部如数寄回老家，帮家里还债。其父收到钱后喜出望外，明白这个儿子可以做大事了。
海轮失事 天津顿起商务官司
1906年，王禹卿在天津任裕大祥号经理（荣宗敬投资的一家商号），同时兼任茂新面粉厂驻天津营业部主任，主要任务仍是推销面粉。虽说是身兼经理和主任，实际上他手下的“兵”只有两名，一是会计严少兰，一为秘书徐初九，第一线的生意仍是他亲自打理。很可惜，那年的生意不仅没有想象中那样安稳，反而翻了船，交不了货，还惹出一场长达四个多月的商务官司！
这是一桩期货生意，美国面粉十余万包，在上一年就已经抛售出去，卖给了天津的各家商号，约定在第二年开冻以后交货。谁知天有不测之风云，装载这批货的海轮，驶至日本北海道洋面时遭遇狂风，不幸触礁沉没，所有货物沉入海底！王禹卿宣告，这是天灾，无法抗拒，大家只好自认倒霉吧。而各方商家哪肯罢休，你收了钱而不交货，天下哪有这个道理？遂致诉讼。
天津的商会自然偏袒天津的商号，强令王禹卿按市价以每包六角洋钱之价予以赔偿，他们认为货船未必真的遇险，怀疑裕大祥商号从中捣鬼。王禹卿不从，法院的传票就来了。法庭调查过程中，天津地方法院承审官受贿，判按天津商会的意见照赔，而且勒令当堂具结。王禹卿不服，上诉于高等法院。
这时，经办美国面粉的拔维洋行及丰泰洋行大班相继来到天津出庭作证，证明该海轮的确是触礁沉没了，应按照国际惯例来处理。丰泰洋行的大班易孟士是美国人，过去曾任美国驻天津副领事，庚子事变时就在天津，在京津一带颇有些声望，而且与天津高等法院院长戚朝卿、天津知府凌福鹏等地方头面人物均相熟悉，由其从中斡旋，高等法院判下来，减免二角，令赔偿每包四角洋钱。但王禹卿仍不服从，要求调查事实。
俗话说，有福的人总归是有福气的，王禹卿遇到麻烦时常会有贵人出来相助，这回又是如此。天津法院的一个推事韩树梅是江苏镇江人，念及乡谊的份儿上，又可怜王禹卿年纪轻轻，一个南方青年只身经营于千里之外，陷于北方人重重包围之中，一任恶人欺负，于是下令检查科调查天津市内有无这种“三狐头”及“绿铁锚”商标之美国面粉，限日禀复。调查下来，天津的确没有这种美国面粉上市，证明装载这种牌子面粉的商船的确是失事了，遂改判每包面粉赔偿洋钱二角。
这回王禹卿没声音了，但各家津商不服，结队到直隶总督府告状。当时直隶总督是袁世凯，他不耐烦这种商业官司，往下一批，仍旧叫原高级审判厅复查。最终，这个案子终得以每包面粉赔洋二角结案。
官司打了四个多月，王禹卿成功地维护了公司的利益，而差旅费只花了五十多元，公司上下无不对其心悦诚服。王禹卿倒也打出了名气，商家均认为他一定是官府里有人，故能无往不胜，却不知他官府里根本没有人，只是在打官司的过程中，精神感动了上帝而已。
“橡皮股票风潮”中力挽狂澜
1909年，外国金融骗子在上海掀起了一场天翻地覆的金融狂潮——橡皮股票风潮。在这场风暴中，无数中国商人大受其害，不仅刮倒了一大批中小型企业和金融机构，就连有政府高官背景的企业和钱庄也纷纷落马，市面发生极大的恐慌。先是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宣布倒闭，接着又有一批钱庄宣布倒闭，就连著名的官商家族严筱舫家族（宁波人，李鸿章的幕僚，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任总董）的源丰润票号也被刮倒了。受其牵连遭灭顶之灾的还有李鸿章家族的义善源钱庄，这家钱庄在全国各地有二十几家分支机构，也不幸于一夜之间垮台……最后外国骗子溜之大吉，卷走了中国人的银子达数千万两，把中国的金融秩序捣了个乱七八糟，清政府不得不拿出钱来料理善后……
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喜欢投机的人都倒了大霉。裕大祥号的股东张麟魁、荣瑞鑫、荣宗敬等均卷了进去，亏银六七十万，裕大祥总号倒闭，津号也同时关门。清算下来，王禹卿分管的津号还结余二万两，为各分号之冠。这年冬天，王禹卿打道回府，结束了他北上闯荡的生涯，回到上海。
但是荣家的问题并没有完，因这时荣家自己的广生钱庄早已搁浅，此次“橡皮股票风潮”又大蚀其本，茂新面粉厂失去金融的依托，资金周转也发生问题。荣宗敬亏损甚巨，对外信用动摇，债主们坐不住了，纷纷上门讨债，天天门庭若市，客厅常满。在此危急时刻，荣宗敬见王禹卿在外威信颇高，处理棘手问题挺有办法，就把他搬出来当菩萨，请他出来处理茂新面粉厂的欠账事情。王禹卿细查了账本，发现共欠各钱庄的钱不足二十万两，于是与各庄家开诚布公地商谈，先把各家的尾数找零等结清，所欠整数等来年按月偿还，并以他本人的名义，立据担保负责，绝不赖账。众人熟知近年来王禹卿的商界地位和办事作风，于是签字画押，以静观来年。荣家由此才松了一口气，度过难关，维持住残局。王禹卿无疑为老东家又立下了一个大功。
王禹卿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不无感慨地说：“……可知天下无不了之事，只需开诚布公以信义相孚耳。余于茂新，（当时）既非股东，又非经理，只是受人之托，遂不惜劳心疲力，以忠人事耳。而日后个人信用之昭著，即基乎此也。”【注：王禹卿，《六十年来之自述》。】可知方才31岁的王禹卿，已是那场金融风暴中的荣家柱石了。
三洋泾桥 王乔松一语重千钧
俗话说“花无三日好，天无百日晴”，乱世中的百年中国，形势的变化起落常常是无法预料的。日俄战争和抵制美货期间，国产面粉大行其道，日本商人还趁机做转手贸易。一旦局势安定下来，行情骤然又起变化。外国商人瞅准了中国这个大市场，1909年后，外国面粉重又大量进口，国产面粉的销路受到很大冲击，致使国内面粉厂遭受巨大打击，茂新面粉厂也连续三年出现亏损，不得不靠贷款维持，这令荣家兄弟非常头疼。
荣家兄弟由于这段时间欠账太多，商业信用下降，资金周转发生困难，致使上海的钱庄与之往来者，只剩下南市的聚生和北市的庶康两家。荣老板深知这是最后的依靠，拼死也要保住，与两家钱庄的经理保持了最好的联系，尤其是聚生钱庄经理李裕成，他们堪称割头朋友，在最困难的时候帮忙最多。
自然，在内部鼎力支撑的也大有人在，就是销粉主任王禹卿。当时，茂新面粉的股票已经一跌再跌，跌至原先的百分之二十了，还是没有人问津，连一些股东也不相信这个厂子会有转机了，遂将股票卖出。每股票面价是一百两，此时仅仅十余两就卖掉了，可见人们已经失望至极，就像个“垃圾股”，赶紧抛掉完事。这时候，王禹卿非常仗义，他不能干墙倒众人推的事情，坚定地与荣老板站在一起。人家抛了他们就买下来，共费银二百两买下十四股，两人各半。王禹卿在茂新面粉厂最最不堪的时候，却成了茂新厂的股东。
为了增加面粉产量、提高质量、增强茂新面粉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荣德生先生非常注重更新设备，他喜欢收集国外的机器广告，对于各国的面粉机械非常熟悉，尤其对美国最新式的面粉机械羡慕已久，就是无力购买。他知道，此议拿到股东会上绝对通不过，眼下行情不好，现有面粉都卖不出去，还要提高产量干什么？一般人只看眼前，而荣德生先生着眼的是未来。他认为茂新面粉要上一个档次，必须更新设备，“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穷思极想，建筑无力，因需现金难借也。一面问明定机方法，一面计划厂屋地位，拆改一切办法。石磨拆除，打米机出售，改作麦间，粉间照样本计地方尺，一一算好……深秋至申，将此共同研究，心中悬悬，不敢即做”【注：荣德生，《乐农1909年纪事》。】。但大多数股东都认为，眼下的难关还不知道怎么过呢，谈何将来？茂新厂有没有将来？天知道！
于是他私下与王禹卿商量，此事到底该怎么办？王禹卿快人快语，回答很干脆：“我们请王乔松起一课吧。”王乔松是当时沪上一个有名的星相家，会算命打卦，预测未来，住在三洋泾桥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很有名望（《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也曾请他为自己的孙子卜卦）。他们即刻前去问课，结果占得“拔茅连茹”。王乔松问：“自己做还是帮人家做？”王禹卿说：“帮人家做。”王乔松说：“甚好，三年中必发财回来。”【注：荣德生，《乐农1909年纪事》。】他们两人心中大喜，发展的大计遂确定下来，急忙回来部署一切，筹借款项、订购机器、改建厂房、调兵遣将，诸事共议，分头进行。整个新的改建工程费银约十万，这在茂新几乎都快站不住脚的情况下，无疑是个破釜沉舟的大胆计划。
第二年（1910年）二月，茂新新厂新机落成，面粉质量又上了一个台阶，名声大振。正如王乔松所估计的那样，市场低迷几年之后，面粉生意又渐渐红火起来，以至于茂新厂又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了。自然，这与整个局势也大有关系，此时已经是辛亥革命的前夜了，大清王朝朝不保夕，各种矛盾一触即发，形势越紧张粮食就越紧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嘛。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整个面粉业再次腾飞。
荣家兄弟后来的事业发达，很大程度上基于茂新这第一桶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