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辱的童年
我的父亲王秉杰（字善甫），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农历三月初一）出生在梁庄村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里。父亲的童年，时局不宁。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穷苦的百姓家徒四壁，灶冷瓮空。几无炊烟，挣扎欲生。父亲幼年大都在外婆家（前百桃村）度过的。
父亲十岁开始要饭。那时经常打听着哪里有“过事”的。一旦听说，他就和几个讨饭的穷伙伴前去蹭饭吃。所以别人给父亲起个外号叫“枪响到”。过去谁家办丧事，要由专人放“三眼枪”。哪里有枪声，哪里肯定有席坐，就到那里去蹭饭吃。所以枪一响就到了。但被主人赶出酒席的情景也时有发生。
有一次，父亲和一个讨饭娃，乳名叫“六挠”的穷伙伴到“七圈”（村名）要饭。在村头上遇一恶狗。此狗向两个要饭的孩子扑来。父亲一边用要饭棍子与恶狗搏斗，一边倒退着走。正在这个时候，背后来了一辆马车，车主人二话没说，朝着父亲“啪”地抽了一鞭。把父亲吓了一大跳。把要饭碗也吓掉了。车主人骂道：“狗仔子，瞎了眼，没有看到马车要过来吗？”因为父亲正与狗搏斗倒退着走呢，岂能看到背后？车主恨恨地说道：“你这辈子要饭，下辈子还要要饭。”此言恶语对父亲幼小的心灵刺激极大。在他的一生中就铭刻在心里。父亲在世时，曾多次给我们兄妹讲述过此次受辱的经历。这对父亲后来的一生，发奋图强，治家创业，奠定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思想基础。
父亲回到家里，将这次要饭的经历讲述给祖母听。祖母听后禁不住潸然泪下。对父亲说：“儿啊！咱不出去要饭啦，就是饿死在家里，也总比在外边受人打骂好。”于是母子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
一九五七年，在濮阳县劳动模范大会上，父亲给与会代表讲述了他童年要饭的经历，与会代表深受感动。在会上，父亲还高声问道：“当年说我这辈子要饭下辈子还要要饭的那位先生是否还在？如果还在的话，我要带着我的四个儿子亲自登门拜访他去，让他看看我的儿子是否还要饭。”
父亲是个孝子。要饭时，如果哪家行善给点好吃的，他自己总是不舍得吃，总要带回家留给祖母。他回到家里吃那些干巴巴得棉籽窝头。因此常常大便干结不下，痛苦难忍。
摔瞎一只眼
父亲十二岁那年，遭受一场大春荒，家家户户断食断粮。眼看着家人饿的眼冒火星，生命危在旦夕。为解燃眉之急，父亲想上树捋树叶，以此充饥。一天，父亲爬上一颗榆树，正准备捋叶，但树是人家的，怕树的主人出来干预不让捋。所以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加之腹空肚饥，在高树上，头昏眼花，体力不支。一幌忽从树上摔了下来。一时间，觉得天晕地转，两眼漆黑，不醒人事。祖母得知后，急忙跑到出事地点，紧紧抱住父亲哭得死去活来。当时由于家境贫穷，无钱治疗，虽有幸保住了一条生命，但因左眼出血过多，终于酿成左眼终生失明。这是父亲童年一次最大的不幸遭遇。
十四岁结婚
我曾亲自问过母亲：“是谁介绍您和俺爹结婚的？”母亲说：是木家楼的一个种地人。母亲说我姥爷抽大烟，我爷也抽大烟，他俩经常在一块，都相互认识，两家又都是穷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母亲还说，我姥爷看中父亲虽年少，但干农活很踏实，不怕苦、不怕累。就这样，经人中间介绍就说成了。母亲还说，她与父亲结婚时，家里穷得叮当响，两间破屋七个窟窿。一张床三条腿。
其实，母亲结婚前两年就到我们家了，因那时年龄还小（母亲十四岁，父亲十二岁），不到结婚年龄。所以在我家童养了两年之后，母亲才与十四岁的父亲结了婚（详情在《我的母亲》一章里再述）。婚后两年就有了我的大姐——相芝。
扛长工十八年
父亲从十七岁开始当长工。开始他给他的一个近门爷爷辈的主户王东贵家种地，后来又到同辈的大主户家王秉森家里当长工。一共十八年。父亲劳动踏实，又能吃苦耐劳。为能多分得一斗粮食，他拼命地为掌柜家干活。麦收期间，他背后拖着一个几十斤重的乘麦网兜，双手抡一麦钐（收麦工具），一天下来要收麦七、八亩。自己却累得汗流夹背、腰酸腿疼。
父亲的勤劳，博得主户家们的称赞。他们家里有什么事情就主动让我父亲替他们去办，而且父亲干得又快又好，这使掌柜们对父亲更加信任。每年粮食收割之后，主户王秉森家都拉着粮车到外边去卖粮食。主户就亲自点名让我父亲跟车，他们不再派人。卖粮的价格等全由父亲定夺。可见主户们对父亲的信任程度。每次卖粮回来，父亲向掌柜一五一十交待地清清楚楚。父亲大字不识，但头脑却十分清楚。他打得一手好算盘，三里五乡都有名。算盘的加、减、乘、除法打得滚瓜烂熟。甚至高等数学的“开方”也尝试过（我们兄妹都有打算盘的基础，都是从小父亲教的）。父亲的办事能力和头脑的清楚，受到主户家们的佩服和夸奖。因此，大主户王秉乾之妹王金英，主动把她在娘家的几十亩土地让给父亲耕种。每年向她交出部分粮食，父亲留下一部分。这为后来我家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后来，王金英还把她的一个儿子叫“鸣”，认我母亲做“干娘”了。
千里背遗骨
我的曾祖父王东江有一恶习——吸大烟，致使家境窘迫、生活拮据。他又做买卖牲口的生意，欠下了一堆外债。讨债人不断登门催要，而自己又无力偿还。偿还不上，人家要办他“丢人”。王东江虽然贫寒，但很要面子。加之生活所迫，一怒之下奔赴长城以北，一个叫“胡北口”（可能是古北口）的地方，投奔一位长辈叫“二根”爷那里去了。二根爷为何到了古北口？据说，他因为扫树叶子与大主户家王秉森的前辈发生了矛盾，从而离家出走。发誓不混出个名堂不回梁庄。他在异乡他地，发愤图强、创业立业，经多年的苦心经营，确实积累了不少的财富。在古北口站住了脚。四里八乡的家乡人也远道而来投奔他。我的曾祖父王东江就是其中之一。
王东江到了古北口以后，他个人的生活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但数年之后，他客死在那里。按着中国的传统礼教，如果自己的先人死在异地他乡，就得将其遗骨启回老家安葬，叫做“落叶归根。”否则后辈子孙骂你不孝。启祖父王东江遗骨的任务本应由他的长子，我的大爷王文田（宗印哥的爷）来承担。只因我大爷已经过继给另一位王姓的先人，所以此事只能由我的爷（王文祥）来完成。但祖父年长体弱，又要长途跋涉，显然完不成这一重任。这任务落在父亲的肩上就成必然的了。
父亲十八岁那年，为了让他祖父的遗骨回到故里，在梁庄南边康屯村的一位知情长者带领下开始了千里之外的启遗骨的行程。
父亲曾不止一次的给我们兄妹讲述过这段艰辛的经历。
从河南老家到北京以北，长城以外的古北口有数千里。父亲出发离家那天，家里的一只老黄狗紧随其后。父亲发现后，就把它赶回家去。走到霸王集它又赶了上来。父亲再次赶它回去。这只黄狗绕了几个圈子之后，又跟上了父亲，父亲无奈只好让它跟着。当时出门带的盘钱都是铜钱。父亲每到一处，这只看家狗总是盯着父亲的钱搭子。后来由于路途遥远，没吃没喝的，这只狗就不幸饿死在路途中了。
父亲在回来的路上，历尽了千辛万苦，几乎是沿路乞讨。他祖父的遗骨是用一领草蓆打成一个草包，背在背上，每天都要行走几十里路。当时时局****，加之地生路不熟，每到一处，就提心吊胆。有一次，行走到河北境内，实在走累了，想赶到一家小店早早住下，好歇歇脚，明天再继续赶路。可是刚走进一家住店，还未安置妥当，背的人骨被店主发现了，说是死人骨头带进店里很不吉利，硬是把父亲赶了出去。父亲无奈只好找了一座破庙，住了进去。但住庙又怕得罪了神灵，所以后来，每次住庙先磕头祷告一番。父亲回来时，时值隆冬。北方时常是大雪纷飞。恶劣的天气给我父亲的行程带来很大的困难。路遥盘钱少，一路上父亲很少住在旅店。一是怕盘钱不够，吃饭困难，二是怕背的死人骨头被店主发现非打即骂，最后还要把你赶出。因此，沿途住在郊外的破庙里和村头的茅草棚里是常有的事。
父亲走到河北赵县“赵州桥”附近住下时，有一老人问父亲：“何方人士？”父亲回答说：“家在开州（濮阳）东南梁庄村。”这位老人又问父亲：“梁庄有一人你是否知道？”父亲回答说：“请您说出是谁？”“王东江”，此老人脱口而出。父亲一听祖父的名字十分吃惊，即刻回曰：“老先生我现在身背的正是我的祖父王东江的遗骨。”此老人听到父亲的回话十分的愕然。于是把父亲热情地招待了一番，还送些铜钱做盘钱。为了父亲行走方便，这位老人又把自己的一头小毛驴送给父亲，让其驮骨还乡。
赵州这位老人缘何认识王东江？现在无从考起。据分析，王东江喜抽大烟，或许是“烟友”，或许是经商在古北口相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清末民初，赵州、开州（濮阳）均隶属直隶（河北），濮阳归河北太名府管辖。太名离濮阳就不算太远了。
母亲曾亲口对我们兄妹讲过，父亲把他祖父的遗骨带回家时，两条腿肿得大碗口粗，穿的鞋不知磨破了几双。最后穿回家的那双靴子已经磨了好几个洞。为了以孝传家，教育后代，父亲特将这双靴子挂在家里堂屋的梁头上，以示后人。我的哥哥姐姐都亲眼目睹过这一情景。
古人云：“百善孝为先。”父亲徒步行走千里之遥，历经一百多了日日夜夜，经受了千辛万苦，最终将自己祖父的遗骨启回了故里。此举博得了全村长辈们的夸奖。父亲的大孝、大勇。真乃令后人敬仰和仿效。
死里逃生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间，濮阳境内土匪横行，骚民严重。匪团之间也相互恶斗。我家六爷（人称王六，大名王文基）也是当地有名的匪团之首，人称“王团”。他们经常活动在胡状、八公桥、杜固、白堽一带，对大户进行逼粮要款。他们勾结当地恶霸在马羡、白堽一带毁灭多个村庄。另一匪首黄建业（外号槐花子）欺民更甚，无恶不作。一次在文留一带抢掠民财，八个村庄尽烧。
有一次“王团”得罪了八公桥那边的“南团”。“南团”发誓要对“王团”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报复。“南团”做了充分的准备之后，一天，带领大队人马，手持枪支浩浩荡荡从南边直奔梁庄而来。“王团”深知对方的势力远远超过自己的势力，如果硬要对抗，必败无疑。所以闻讯后，就带领队伍速速撤离了梁庄。“南团”人马进入梁庄后，本想将一个村子一火焚之。但有人认为作恶的是一撮匪首，并非村民，故此意未行。
我父亲和王文基的继侄起喜（王秉顺），在“南团”进村之前，闻讯就跑到梁庄村西地麦颗里躲藏起来了。年轻的起喜叔害怕梁庄被“南团”给烧了，所以不时地从麦颗里抬头张望。一次张望时，被“南团”人员发现了目标，他们就朝着父亲和起喜藏身的方向奔去。结果两人被抓。起喜是王六的继侄，生活在那样一个家庭环境下，他从不参加过农村的劳动，长得年轻齐整，手掌上没有一点老茧，不像是个农民。更何况当时他穿的是一件长袍大衫。“南团”人员断定此人是王六的家人，不是好人，于是就地开枪打死。
打死起喜后，父亲高声大喊：“请不要开枪！我是好人，我从未做过一起坏事，请兄弟们问问……”“南团”的人员仔细把我父亲上下打量了一番。黝黑的面孔，粗糙的两手，破烂的布衣，却像是一个普通的种地人。但他们仍然带走了父亲。走到马坊村，大街上的人们认出了父亲，一看被人带走，纷纷为父求情，说是“这是梁庄的大好人，你们可不要把他带走，他真的是一个好人……”在村民的哀求下，“南团”的人员才把我父给放了。待父亲回到家，已发现王六的家院已变成了一片废墟，给烧了个净光。
这是父亲大难不死，死里逃生的最惊险的一次遭遇。梁庄的老人都知道此事。
创业史
父亲十七岁开始给主户家（地主）种地，种了十八年。这期间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只知道干活劳动，只知道买地要地。母亲说：“全家十几口人累死累活忙了一年，过个年只磨一斗麦，再多也不让吃。”为此母亲与父亲争吵过多次，也哭过多次。作为一位农夫，父亲深知土地的重要性。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有了土地就有了一切，父亲深知此理。所以能省下一个子、一粒粮食也要用在买地上。一九四三年，我家就有几十亩地了，到了一九四七年，我家的土地，加上给主户家王秉乾之妹王金英种她的地将近百亩。这个时期，我家的牲口不止一头。我就记得有一匹黄色的小马，有一头大个子的黑色草驴（雌性）。大车、小车、犁、耙等各种农具全都齐全。小农生活蒸蒸日上。
一九三五年—一九四八年间，是我父亲治家创业最兴旺的时期。有一次我去上海二哥那里时，二哥归纳出那个时期家庭进财的几条渠道。
一、种地的收入。父亲给主户家种地—十八年。为多分得些粮食，母亲又为其“打里手”（帮手）。不但自己有个几十亩地，还有给主户家种的地。大哥、二哥已成了家里的棒劳力。每年收的粮食，除自用外，还大大有余。多余的粮食卖出，再用来买地，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二、粮食交易所的收入。梁庄是个小集镇，是又与祖父王文祥同父异母的六爷（王文基）发起的。梁庄集上有个粮食交易所，每到逢集时，粮食小贩都到这里进行买卖交易。我父亲和我二哥都是交易所的成员。我父亲是经纪，二哥是“账先”（二哥十三岁开始学记账）。在交易里父亲和二哥分得两股。除此之外，另一种收益是在我大门口这块“宝地”上。逢集时，粮食买卖双方都在我家大门口进行交易。当时量粮食的器具是“升”和“斗”。“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经纪人把粮食快速倒进斗里，斗里冒出来的粮食再用挡板荡平，一部分落在簸箩里，一部分落在地上，掉落在地上的粮食称为“合子”。这“合子”就归我家所有了。因为交易场所占的是我家地盘。我还清楚地记得，有时粮食交易所行情好的时候，我家门口十分热闹，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出进家里都十分困难。有时落地的“合子”落得太多，让买卖双方看着不好，霸王集村的一个经纪人就催我前去扫扫，扫在一个簸箩下边盖住。那时我有十来岁，也感到不好意思了，也常常打“退堂鼓”，但也无可奈何。
五谷杂粮的“合子”，对我家起了救命的大作用。我二姐曾对我说过，一九四二年大灾荒时，饿死了很多穷苦百姓。但我家却安然无恙。就是靠吃这些“合子”使全家人平安地度过这一大灾之年。
三、“贱进贵出”的经营收入。父亲虽是一位大字不识的农夫，但头脑十分清楚，他打的一手好算盘，可为七里八乡无人可比。父亲年轻时就懂得“贱进贵出”的经营之道。每到农作物刚收割下来的时候，价格一般都比较低。此时，父亲在自己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多收购一些粮食和油料作物。等来年春季或其他季节价格上涨时，再即时抛出去，从中可获取价差之利。
我小时候，经常在我家西头路南的打谷场上（现四涛住地）参加搓花生的劳动。所谓搓花生就是把晒干的带壳花生放在一个用铁丝制作成的“搓床”里，用两手抓住“搓床”的把柄，不停地来回拉动，致使带壳的花生脱皮而成了花生米。经过这样一次加工处理，花生又可卖出高价。
四、酿醋的小作坊。我小的时候，在我家老院的厨屋里有两口大缸，是专门酿醋使用的。醋经发酵，勾兑酿成后，就可出售。每逢梁庄集时，或集会时，在我家大门西南角“老佛爷”庙前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放一坛醋，出售零卖。那时的量具叫“提子”，有一斤的提子，也三两、四两的提子。我母亲不识数，凡人家提着瓶子来买醋时，她总把人家带的醋瓶灌满为止。醋是百姓家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调味品。利润微薄，但也是一种家庭收入。
五、开药房。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在我家老院南屋临街房开了一个中药房。是由我父投资的，聘用荒庄的两位我称“大老爷”和“五老爷”的老中医为先生，由他们两位管理经营。
从上述情况看，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当时的条件下，竟有如此之多的发家治业进财渠道，真可为是了不起。家庭境况真的日新月异、众邻羡慕。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家境的兴旺并非父亲一人之功劳。母亲、哥哥、姐姐及嫂嫂的大力相助、辛勤劳作分不开的。母亲不仅和父亲一起给主户家做活，在家里还带领姐姐们纺棉织布保证家人有衣穿。嫂嫂特别是大嫂是家里后勤的总管，不但给十多口人做饭吃，还要参加地理的劳动（详情在《我的大哥》一章中再述）。我们兄弟姐妹八人，除三哥、我和我四妹从小读书，很少参加家里的劳动外，全家人都为家庭的兴旺各尽其力。
欲建四座大宅院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经日积月累，家庭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那时，父亲雄心勃勃、信心十足，发誓要赶超后街大主户王秉森的家业。并着手筹划为我们兄弟四人每人一片宅基地，拟在此兴建四座“五门”相照的大宅院。听母亲说，宅基地块已经分配好了。大哥的宅院建在路南打谷场的东边，二哥的宅院建在谷场的西边，三哥的在老院基地上扩建，我的将建在村西头路北的二亩条路地上。现在各家晚辈住的宅院，基本上是按照当年父亲规划的地方所建。
从父亲为四个儿子规划四座大宅院的设想，可以看得出当年父亲发家致富，要创奇迹的雄心壮志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这种壮志和毅力与他童年要饭时，受辱的那句“你这辈子要饭，下辈子还要要饭”的恶言刺激分不开的。此话一直刺激着他的一生。
后因时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此设想未能实现。
“客”的分配
农村有个传统的习俗。闺女出嫁后，如果她婆家的人来了，娘家要有人接待。闺女婆家的人包括女婿叫“客”。
我们兄弟姐妹共八人。也巧了，正好是四男四女。父亲早有安排，大姐家来人，由大哥家接待，二姐家来人，由二哥家接待；三姐家来人，由三哥家接待；四妹家来人，由我家接待。
这是父亲早就分配好的待客任务。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家庭状况的变化，待客任务也不可能全部照此办理了。
施舍穷人
父亲小时候要过饭，深知穷人的艰难和痛苦。所以对穷苦人一直怀有一颗可怜同情之心。从以下几个实例足以证明。
一、救济五婶子一家。西院的五叔（王秉建）他兄弟六个，与我父亲是亲堂兄弟。五叔早年去世，撇下一个年轻的五婶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阁姐和宗要哥）。在旧社会里，寡妇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更何况又带着两个孩子。五婶子一家生活上处处会遇到困难，尤其是遇到灾荒之年，简直是无法生活。在那十分难熬的日子里，五婶有改嫁的念头。当父亲得知后，即刻劝阻并首先伸出救济之手，送米面给她，使他们母子三人度过难关。两个孩子长大后，曾多次感激父亲的救命之恩。宗要哥不只一次地说：“要不是俺大伯当年的救济，俺这一家子可能就没有了”的感激话。
二、收留苏宗诗一家。不知何年何月，有一对中年夫妇，从山东曹县逃荒到了梁庄。当时这对夫妇面黄肌瘦，体力虚弱。吃无定时，住五定所。父亲看到他们的这种惨景，当年自己要饭的情景油然而生。对这对夫妇既可怜又同情。于是就把他们收留下来，安置在我们打谷场西南角的一间草屋住下。我还记得草屋前边还有一棵桃树。他们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这对夫妇，男的叫“双锁”，大号叫苏宗诗，他的老伴说了一口山东菏泽地方的方言，梁庄的人听不懂，所以村民都唤她“老早子”（说话听不懂的意思）。我小时总是叫她“老早子大娘。”
老苏大伯安顿住下以后，帮助我家做活。他会种瓜，我记得他在村西南的一块地上给俺种瓜。后来，他的一个弟弟苏九（苏宗连）也从山东老家来到了梁庄。
一九四八年土改时，苏宗诗、苏宗连兄弟俩和本村的村民一样都分得了土地，过着同样的独立农家生活。现在苏家的三代、四代已成了梁庄村的一支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和苏九叔一块出车的一段经历。我十三岁那年，小学毕业后在家呆了一年。这期间经常跟着苏九叔出车到外地送公粮或拉送别的东西。每次到濮阳城里送公粮时，公粮送到县社收购站后，总是到“四牌楼”东南角处“同乐剧院”大门口里喝碗豆腐脑，再吃一个白馒头。当时觉得真是美极了。
我清楚地记得，有次和苏九出远门。从濮阳县去滑县道口拉东西。马车行走到滑县境内，盘钱花完了。在马路边的一个饭店里吃饭没有钱付给人家了，不得不将一条麻袋作为抵押，押在人家饭店里。
到了道口，我们找到了在那里工作的“二斤姜”舅（宗经弟的亲舅）。他给了我们回来的盘钱，这才算顺利地回到了濮阳梁庄。
三、操办王文中的婚事。论辈分王文中还是我的爷爷辈。他的父亲王东亮逃荒到了北乡（清丰县境内），并在那里结了婚。王中文很小他就在外婆家生活。后来他的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回到了老家梁庄。长大成人后，因家境窘迫，生活困难，找不到一个媳妇。经父亲张罗，给他找了西炉里村的一位村姑，名叫香兰。他们结婚时的情景，至今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家西南角的谷场中间有一间茅草屋，是喂牲口的草房。经过收拾整理后，就成了王文中的“洞房”了。
王文中的辈分高，他结婚时，比他年纪大好多的而又是他下辈的人都前来看“花媳妇”，并拿“花媳妇”取笑。几十年过去了，王文中的后代已代代相传了。
四、救助郭相荣一家度灾年。郭相荣是濮阳城里人，是位医生。他和我父亲解放前就认识了，而且成了朋友。一九五〇年我三哥患病时，就是郭相荣给治疗的。
三年困难时期（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全国大灾荒，国人吃不饱饭，尤其是乡下的农民。郭相荣当时在文留集开了一个门诊所，也不景气。加之五六个孩子要吃要喝，生活难以维持。在郭生活极其困难的时候，父亲把郭一家大小全部接到了梁庄，并安排在我们西场的一座平房里。开始时，父亲向他家提供米面和生活用具，后来郭家和本村村民一样劳动，拿工分，分粮食。
父亲一辈子都可怜穷人，一辈子都做好人，做善人。我小时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年男人推着一布袋麦子从上堤（清河头一带）来梁庄找我父亲。起因是两年前，此人路过梁庄集遇到了困难，没吃没喝，难以回到家里，当时是我父亲帮他解决了困难，使他顺利地回到上堤的老家。此举，这位路人一直牢牢记在心里。这一年收麦之后，他就推着一布袋刚刚收下的麦子从“上堤”到“下堤”，来到梁庄找我父亲来了。行走几十里，为的是报答两年前的解困之恩。
母亲给我讲述过这样一件事。一九六二年秋，我父亲在咸城农场工作。荒庄村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因其父亲打他，自己就气冲冲的跑了出来。他的目的地是到他姥姥家去。结果走到咸城农场走迷了路。那时天色已晚，周围全是秋庄稼，四周找不到路，孩子害怕了就大声哭了起来。父亲听到哭声就顺声而去，走到跟前发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啼哭。父亲问他家在哪里？叫什么名字？要去找谁？孩子回答说：“去咸城，找姥姥家去。”父亲又问他姥爷的名字。孩子回答后，我父亲先领他到农场吃了饭。之后就将他送到咸城他姥姥家里。等父亲返回农场时，孩子的爸爸也赶到了农场。当问及此事时，父亲告诉他，他的孩子已安全的送到他姥姥家里去了。孩子的爸爸听了之后，十分感动。连声说：“谢谢大伯，谢谢大伯，这就放心了。”不论对大人还对小孩子，父亲都有一颗关怀照顾之心。
母亲还给我讲述过这样一件事。谷家楼的两位半老太太到咸城农场周边去拾柴，在秋天的大风里转来转去也拾不到什么好柴。父亲看到后就主动地让她俩到农场里把已经晒干的老树皮装两篮子提走。两位老太太装满篮子，还用别的东西盖上，怕人家说她们是偷的。这样就大摇大摆的回家去了。
过了两天，这两位老太太到梁庄赶集，见了我母亲（她们认识我母亲，我母亲不认识她们）说起此事一直夸赞父亲。对母亲说：“农场的俺大伯心眼真好。”
类似上述帮助穷人的事情，父亲一生不知做了多少。
组建穷人互助组
我父亲没有文化，但政治头脑清醒且十分敏感。解放前夕，我们的家业正处在蒸蒸日上、兴旺发达时期。本村村民普遍认为如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王秉杰定能成为大地主。但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执政了，时局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我父亲审时度势，随即改变了过去单打独拼、发家致富的思想，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组建了全县第一个生产互助小组，而且首批小组成员全部是穷苦人家和困难户。他们是苏宗诗、苏宗连、李进京、王秉然、王文中、王文钦和我家共七户。我父亲首任生产互助组组长。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父亲把自己的土地全部入到互助组里，家里的牲口、生产工具大家一起使用。为此我母亲与父亲不少生气。母亲认为，辛辛苦苦，累死累活，为种地买地几十年，好不容易治了一些家业，结果都被父亲入公了，她怎能接受得了？当时东西两院的大伯、叔叔们也反对父亲组织起来的互助小组。他们也根本不会参加生产互助组。但已经加入互助组的成员，个个情绪饱满、劳动积极。他们感到有了这个集体，生活有了依靠，有了保证。所以大家干活齐心协力，积极性很高。
父亲能与时俱进，看清形势，这对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一首民谣
梁庄集能人多热气腾腾，
它好似大战中一座军营。
王秉杰坐军帐全权指挥，
谷零三官“一品”身为“国公”。
王文钦赛诸葛能掐会算，
王秉连大将军点将领兵。
英雄汉王秉然南杀北战，
先行官少不了李姓进京。
四将军苏四季拼命四郎，
既会说又能道当属文中。
打一仗胜一仗仗仗取胜，
苏宗诗苏宗连执掌后营。
“穆桂英”王风英率领女军，
家里来地里去巾帼英雄。
党号召办钢铁又办粮食，
全官兵挎战马一齐出征。
五七年五八年两年跃进，
获丰收全民乐庆贺太平。
注：此民谣是一九五八年******年代，在梁庄流行的一首民谣。一九六二年我休学在家养病时，由村民王秉须口头传唱，后经我加工整理的。
写给郑州大学党委的一封回信
一九六五年的一天早晨，我从教室去学生食堂吃饭的路上，突然从广播器中听到从未想象到的一种声音：“现在播送外文系四年级毕业生王宗俄的家长王秉杰给校党委的来信。”当听到父亲的名字时，我十分愕然，即驻足细听。
敬爱的校党委：
您好！您的来信收到了，我的学生王宗俄自幼上学，没有受过剥削和压迫，也没有受过艰苦的锻炼，虽然经过党和学校的教育培养，但还需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让其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要无条件的服从组织上分配。让他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越南也好，当解放军也好，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此致
敬礼王秉杰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
紧接着又播出了：“外文系四年级毕业生王宗俄的家长王秉杰给王宗俄的一封信”：
宗俄儿：
要牢记我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你祖父给主户家种地，你奶奶被饿死。
千万不要忘记我和你娘给主户家扛活近二十年。
千万不要忘记在旧社会我捋树叶从树上摔下来，差点没摔死。
父
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日
说明：
一、父亲在信中提到“到越南也好”，是指当年美国还在侵略越南，全中国人民都在“抗美援越。”所以说：“到越南也好。”
二、父亲给校党委的回信，印发各系毕业生。我至今仍保存着一份。
三、后知此信是由我三哥代父写成的。
县里的一代名人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在濮阳稍有名气。早在一九四四年，当时梁庄属昆吾县第三区，父亲就任梁庄集交易所的管理员。一九四六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五〇年任梁庄交易所主任。一九五一年任梁庄西头生产互助组组长。一九五三年任梁庄初级生产合作社社长。一九五七年任高级生产合作社社长。一九五八年任梁庄人民公社副社长。一九六一年任梁庄公社咸城农场场长。父亲是濮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县里的劳动模范，濮阳县模范军属代表。他曾两次出席省里召开的劳模大会。一九五六年八月一日，在郑州召开的全省军属代表大会上，发给他的一本纪念册，他送给了我，我至今保存完好。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六四年十多年间，父亲受到县里各级奖励近四十次。
隆重的葬礼
父亲晚年患病久治不愈，于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七日（农历九月初九）病世，享年七十八虚岁。
因“文化革命”刚结束不久，批判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阴影尚未驱散。我大哥和母亲同意二哥（在部队）和我（在北京）不回老家参加父亲的葬礼。
据王文玉（王振卿）回忆说，当他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就马上找时任的县委晁书记去了。见到晁后就问：“你还记得梁庄公社的王秉杰吗？”晁说：“怎么不记得，他不是县里的劳模吗？”王说：“他昨天去世了，后天就要出殡下葬了。”晁即刻回答：“我现在就通知办公室，让他们准备送花圈去。”
九月初九那天，县委派人带着花圈到了梁庄，首先到了梁庄公社所在地。这样引起一连串的反映。公社一见县委派专人送花圈前来给王秉杰吊唁，公社岂能落后？所以马上通知公社所属各机关、各企业，以及各村生产大队都要送花圈。不到十点，各式各样、五彩缤纷的花圈，铺天盖地摆满了梁庄西头整个街道。家里的孝子为父亲送葬扎的“花纸楼”也多。“支伺妮”“支伺小”“花轿”“花车”“花楼”等等，大小各异，错落有致，十分壮观。梁庄西头简直成了五光十色的缤纷世界。
我村王姓的家族多，闺女多，来客也多。加之父亲生前结友又多，出殡那天，从四面八方，十里八乡前来吊唁的人成群结队，一拨又一拨。两班“响器”（唢呐）不断地吹着迎接来宾。一筐一筐的馒头，一块块的猪肉，四班人员接待不暇。
母亲后来亲自对我讲，父亲出殡那天，真是人山人海。抬扎的“花楼”、“花圈”，孝子已远远不够用了，不得不把村里数十名小学生叫来抬“花楼”和“花圈”。母亲还说：抬“花楼”的人已经到了坟地，而抬花圈的人还没有走出村头。过去大主户家的丧事也没有这么热闹。可见当时父亲丧事的隆重场面非同一般。
因那天前来吊唁的人员太多，据我外甥女运竹回忆说，当时我大哥担心饭菜准备不足，影响不好。运竹说，这不怕，客人送来一簸箩一簸箩的馒头，一大块一大块的猪肉，还怕不够吃的？那天父亲入土为安之后，人们从地里回到村里，共开桌一百三十八桌，可见人员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