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笋初出，当晓，则必有露珠数颗在其末，日出，则露复敛而归根，夕则复上。田间有诗云，“夕看露颗上梢行”，是也。若侵晓入园，笋上无露珠，则不成材，遂取而食之。稻上亦有露，夕现而朝敛。人之元气全在乎此，故《文选》二语，不可不时时体察，得诀固不在多也。余之所居，仅可容膝，寒则温室拥杂花，暑则垂帘对高槐，所自适于天壤间者，止此耳。
然退一步想，我所得于天者已多，因此心平气和，无歆羡，亦无怨尤，此余晚年自得之乐也。圃翁曰：
人心至灵至动，不可过劳，亦不可过逸，惟读书可以养之。闲适无事之人，整日不观书，则起居出入，身心无所栖泊。耳目无所安顿，势必心意颠倒，妄想生嗔，处逆境不乐，处顺境亦不乐也。古人有言，扫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读书，其无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
且从来拂意之事，自不读书者见之，似为我所独遭，极其难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于此者，特不细心体验耳！即如东坡先生，殁后遭逢高、孝，文字始出，而当时之忧谗畏讥，困顿转徙潮惠之间，且遭跣足涉水，居近牛栏，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无嗣，陆放翁之忍饥，皆载在书卷。彼独非千载闻人，而所遇皆如此。
诚一平心静观，则人间拂意之事，可以涣然冰释。若不读书，则但见我所遭甚苦，而无穷怨尤嗔忿之心，烧灼不静，其苦为何如耶？故读书为颐养第一事也。
吴下有石琢堂先生之城南老屋，屋有五柳园，颇具泉石之胜，城市之中，而有郊野之观，诚养神之胜地也。有天然之声籁，抑扬顿挫，荡漾余之耳边。群鸟嘤鸣林间时，所发之断断续续声，微风振动树叶时所发之沙沙簌簌声，和清溪细流流出时所发出之潺潺淙淙声，余泰然仰卧于青葱可爱之草地上，眼望蔚蓝澄澈之穹苍，真是一幅绝妙画图也。以视拙政园，一喧一静，真远胜之。
吾人须于不快乐之中，寻一快乐之方法。先须认清快乐与不快乐之造成，固由于处境之如何，但其主要根苗，还从己心发长耳。
同是一人，同处一样之境，甲却能战胜劣境，乙反为劣境所征服，能战胜劣境之人，视劣境所征服之人，较为快乐，所以不必歆羡他人之福，怨恨自己之命。
是何异雪上加霜，愈以毁灭人生之一切也。
无论如何处境之中，可以不必郁郁，须从郁郁之中，生出希望和快乐之精神。偶与琢堂道及，琢堂亦以为然。
家如残秋，身如昃晚（昃晚：傍晚。），情如剩烟，才如遣电（遣电：闪电。），余不得已而游于画，而狎于诗，竖笔横墨，以自鸣其所喜，亦犹小草无聊，自矜其花，小鸟无奈，自矜其舌。小春之月，一霞始晴，一峰始明，一禽始清，一梅始生，而一诗一画始成。与梅相悦，与禽相得，与峰相立，与霞相揖。画虽拙而或以为工，诗虽苦而自以为甘。四壁已倾，一瓢已敝。无以损其愉悦之胸襟也。
圃翁拟一联，将悬之草堂中：“富贵贫贱，总难称意，知足即为称意；山水花竹，无恒主人，得闲便是主人。”
其语虽俚，却有至理。天下佳山胜水，名花美竹无限，大约富贵人役于名利，贫贱人役于饥寒，总鲜领略及此者，能知足，能得闲，斯为自得其乐，斯为善于摄生也。
心无止息，百忧以感之，众虑以扰之，若风之吹水，使之时起波澜，非所以养寿也。大约从事静坐，初不能妄念尽捐，宜注一念，由一念至于无念，如水之不起波澜。寂定之余，觉有无穷恬淡之意味，愿与世人共之。
阳明（阳明先生：王守仁，明代哲学家。曾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举业：科举时代称应试的诗文为举业。），不为心累。
且如读书时，知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
有夸多斗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录此以为读书之法。
汤文正公（汤文正公：汤斌，清代理学家，曾任江苏巡抚。）抚吴时，日给惟韭菜，其公子偶市一鸡，公知之，责之曰：
“恶（恶：哪里。）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即遣去，奈何世之肉食者流，竭其脂膏，供其口腹，以为分所应尔，不知甘脆肥腊，乃腐肠之药也。大概受病之始，必由饮食不节。俭以养廉，淡以寡欲，安贫之道在是，却疾之方亦在是。余喜食蒜，素不食屠门之嚼，食物素从省俭。自芸娘之逝，梅花盒亦不复用矣。庶不为汤公所呵乎！
留侯、邺侯之隐于白云乡（留侯，汉张良的封爵。邺侯，唐李泌的封爵。白云乡，传说中神仙居所。），刘、阮、陶、李之隐于醉乡（刘伶、阮籍、陶渊明、李白都归隐于醉乡。醉乡，言其嗜酒。）。司马长卿以温柔乡隐，希夷先生以睡乡隐（希夷：陈抟，宋初道士，宋太祖赐号希夷先生。睡乡，梦中境界。），殆有所托而逃焉者也。余谓白云乡，则近于渺茫，醉乡温柔乡，抑非所以却病而延年，而睡乡为胜矣。妄言息躬，辄造逍遥之境，静寐成梦，旋臻甜适之乡。余时时税驾（税驾：停车休息。），咀嚼其味，但不从邯郸道上向道人借黄粱枕耳。
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菜根粗粝，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馔也。眠亦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足摄生也。放翁每以美睡为乐，然睡亦有诀，孙真人云：“能息心，自瞑目。”蔡西山云：“先睡心，后睡眼。”此真未发之妙。禅师告余伏气，有三种眠法：病龙眠，屈其膝也；寒猿眠，抱其膝也；龟鹤眠，踵其膝也。余少时，见先君子于午餐之后，小睡片刻，灯后治事，精神焕发。余近日亦思法之，午餐后于竹床小睡，入夜果觉清爽，益信吾父之所为一一皆可为法。余不为僧而有僧意，自芸之殁，一切世味，皆生厌心，一切世缘，皆生悲想。奈何颠倒不自痛悔耶！近年与老僧共话无生，而生趣始得。稽首世尊，少忏宿愆（宿愆：佛教谓生前的罪恶。），献佛以诗，餐僧以画。画性宜静，诗性宜孤，即诗与画必悟禅机，始臻超脱也。［文章小识］
唐代诗人李白有诗云：“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人们总是对人生苦短、生命易逝发出种种感叹。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阅历之后，再也不会像少年那样“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会对如烟的往事尽情回味，希望记住生命中那些深深浅浅的印记。沈复写《浮生六记》的时候已经步入中年，萦绕在心头的点点滴滴的回忆不可遏制地要求他把往事记录下来。所以说《浮生六记》是沈复的自传，他用生动的文笔记下了自己所经历的方方面面，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作者的审美趣味。这样详尽而生动的自传，在古代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沈复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人，他的这本《浮生六记》又不符合封建传统的审美规范，所以一直寂寥无闻。直至清光绪三年（1877），晚清著名文人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一冷摊上偶得苏州布衣文人沈复的手稿残本《浮生六记》，他与“武林叶桐君刺史、潘麟生茂才、顾云樵山人、陶芑孙明经诸人”，“皆阅而心醉焉”。杨引传遂以活字版排印，是即存于《独悟庵丛钞》中的《浮生六记》初刻本，时距沈复写就《浪游记快》的嘉庆十二年（1807），虽然已过去了七十年之久，但它终于见到天日了。遗憾的是，《浮生六记》在晚清时期并未获得人们太多的关注，到了光绪三十二年（1906）“小说界革命”期间，苏州《雁来红丛报》将《浮生六记》再次刊出之后，才在社会上逐渐流传开来。“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浮生六记》得到了一批现代学术先驱者的青睐，尤其是俞平伯点校本的刊出，使得《浮生六记》走进了学者们的研究殿堂，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直至今日仍为人们所重视。
《浮生六记》分为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养生记道，现存原作仅存前四记，后二记虽也有存本，但一般认为是伪作。文章将“闺房记乐”俨然置于首位，按古时风礼，此似乎不雅，而沈复自有理由：“因思《关雎》篇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于是文章如清泉汩汩涌动出绵绵不尽的温暖庸常。这是纯乎贴切生活的，那种烟熏火燎耳鬓厮磨的生活。
中国文人大凡心底都有一片宁静安和的桃源，那可以是黑暗挣扎中的一份慰藉，可以是山穷水尽处的柳暗花明，可以是求索不得后的一条退路。于是陶潜的东篱菊香浸染了中国文学史古旧的书页，林逋的月影梅魂感动了所有心存桃源的人。沈复一生游离于功名之外，洒脱飘逸，他理想中的桃源就是与他相濡以沫的女人芸娘身处乡野竹篱茅舍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儿女环绕，共相白头。
芸娘，是长沈复十月的表姐，二人自小青梅竹马，情笃意厚，是传统婚姻中难得的美眷良缘。二人婚后“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芸娘娴静清秀，鬓边常有小而白的茉莉花。她喜欢用麻油加些白糖拌卤腐，还喜欢用卤瓜捣烂拌卤腐。她会侍弄花草品茗制香，会刺绣女红相夫教子。一个平凡温柔的传统女子，非同于苏小小的淋漓彻骨，林黛玉的弱柳扶风，柳如是的狂傲放肆。芸娘的美是细水长流的，家常普通的，有一份把日子看长的从容恬淡。她拥有和沈复一样的理想，她理想中的桃源是：
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妪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常。布衣桑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
芸娘对于“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式的自然生活的神往，正体现她单纯澄澈的稚子之心。难怪连“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的林语堂也对《浮生六记》推崇备至，将其译作英文后还意犹未尽地叹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是的，芸娘的确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可爱的女人可以不十分漂亮，但是不可不兰心蕙质。芸娘颇有林下之风，从小就聪明非常，学语时成诵《琵琶行》，幼年时竟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等佳句。她和丈夫一样，对美有更敏感的感知领悟和痴爱，对闲适淡雅的生活有共同的追求。他们时常一起在沧浪亭内邀月对酌，在风帆沙鸟水天一色的太湖烟波里荡舟飘摇，在夏日菡萏初绽时烹泉制茶。月轮隐没可勾起他们的愁情，猫毁盆玩亦能使“两人不禁泪落”。
可爱女人也不可一味贞静贤淑，也能“动如脱兔”，灵动活泼。《闲情记趣》中有一节写到芸娘女扮男装与夫出游，尽得欢娱。古时深闺女子，是绝不可贸然出行的，女子强要出门不得不女扮男装。曾有柳如是于半野堂畔以男子扮相拜会钱谦益，名妓薛燕红作此装扮与恋人龚自珍同行。可见有此为者多为妓家，非良家闺妇耳。然芸娘天性纯良，抵不住企见“花光灯影，宝鼎香浮”的冲动，如幼童偷嘴般易装出闺，何等可爱天真！
正因为可爱天真，她能与船娘结为挚友，甚至满心欢喜地为丈夫寻妾纳妾。古时礼法对妇德规定中确有一条“不妒”，即不论丈夫娶纳几许，为人妻者皆不得怄气生妒。而芸娘却迥异于那些麻木于礼法、漠视真爱的“贤妻德妇”，一切只因她太爱夫君，她要给夫君最丰盛的爱。以至有一日原本答应给沈复做妾的憨园千金别聘时，芸娘竟终以为恨，血疾大发！
然而，一切终究是桃源之梦——桃源，本就是虚无。赤子情怀的芸娘，终因替公公寻找侍妾而触怒婆婆，为小叔借债而遭公公误解等一连串遭遇而失爱翁姑，以致被逐出家门，四处流离。也许她真的不该不知进退地卷入公公纳妾一事，不该多管闲事为三白的弟弟借债作保，不该忘乎所以地在给丈夫的信中称公公为“老人”，更不该庸人自扰和妓女结盟，为丈夫纳妾……总之，这一切的不该，都源于她天性的单纯，因此即使不做错这件事也会做错那件事，所以她会被公婆见弃也是在所难免。
所幸，在她在家中已无立锥之地的时候，她的丈夫毅然陪她一起流亡。古时，还有哪个女子能拥有与丈夫一起流离失所的经历呢？沈复冒着“忤逆”的罪名，放弃安适悠闲的生活，与妻漂泊扶持相依为命，心中分量最重者，唯情耳。芸娘真是何其幸哉！
流离失所的生活在第三篇章《坎坷记愁》中有详细的记载，它迥异于前两章的闲情逸致，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贫贱夫妻百事哀”的惆怅故事。他们先后两次被逐，第一次被逐借住在朋友的“萧爽楼”里，丈夫卖画，妻子女红，日子也还过得去；第二次被逐时芸娘病情已十分沉重，但她还是果断安排了儿女的前途，坚信“两三年内，必当布置团圆”；在锡山华氏家，她病体稍稍康复，又为丈夫筹划前程。可惜无奈命运的翻云覆雨，沉重的打击一次次接踵而来，芸娘终于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直至二人生离死别，病笃的芸娘“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阅卷于此，无不两泪茫茫！从此，谁伴三白月明风清，谁共三白花朝雪夕！现实与理想的极大反差和强烈冲突，留下的只是阴阳两隔泪水纵横。沈复只好和血蘸泪地叹息：“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
原本，那就是个无法“情笃”的年代，用情太深，便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便有空床卧听南窗雨，便有沈园偏多无情柳。美的诞生，注定其毁灭的命运。美的毁灭，永远是锥心刺骨的疼痛。而芸娘的悲剧将那种惊心动魄捣碎了、研细了，细细铺落于人心上。那细水长流的爱和怨恒久地蜿蜒绵亘于心灵最敏感温柔的水域。这是中国古典的哀愁，开在丁香花中，落在黄梅雨里。
《浪游记快》中的沈复，后期潦倒穷困，在扬州卖画度日。他问守坟者为何“邻冢皆黄，芸墓独青”，人说是芸娘的穴场好，地气旺。沈复只是暗暗祷告：“秋风已紧，身尚衣单，卿若有灵，佑我图得一馆，度此残年，以待家乡信息。”读之真令人心酸。何等凄凉的景况——孑然一身飘泊无依的他在寒霜冷露中瑟瑟不已。很难说此刻关于美好昨夕的回忆，终究是反衬萧索晚景的折磨还是安慰累累心伤的温暖。
最后两章《中山记历》、《养生记道》的真伪历来争论不休。1877年（清光绪三年）《浮生六记》手稿被苏州人杨引传在城中旧书摊上发现时只有前四记，以后便竞相传抄。不想到了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忽收有足本，当真凑成了“六记”，而第六记却改为不伦不类的“养生记道”。后两记的笔墨完全没有前面的灵动之气，语言也是民国时期报纸上常见的那种浅近文言的笔调。所以学术界也已认定是伪书，只是后人不成功的续作而已。这两卷真稿的缺失的确很可惜，但它也从侧面反映出《浮生六记》的影响之大、流传之广，以至于书商看准商机煞费苦心编撰后两记，以便满足那些迫切希望看到足本的读者的需要。
这篇文章的文笔也十分清新自然。作者志高行洁，崇尚自然，这种品质反映到文章中即是文字雅洁，即使描写新婚之夜这类易入俗套的情节，在沈复笔下也是细腻动情，情趣高雅，真是文如其人。近代文学家王韬赞其“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敦笃”；俞平伯则惊叹它“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而林语堂则盛赞为“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的记载。
重印《浮生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