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进展得很顺利，暑假结束了，我的小说也写完了。一开学，我就在《千帆》小报上进行了连载，这一连载再一次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一部描写年轻人寻找梦想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缩影。同学们看了，感动得一塌糊涂，纷纷表示说出了压抑在他们心里的愿望，展现出了那种敢想敢做、敢爱敢恨的年轻本色。这以后，我的信件更多了，他们都说“你竟然能写长篇小说，这在我们学校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这件事情很快传到了班主任那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先是把我夸奖了一番，然后就是一番“但是”。其实，我早就料到班主任想要对我说些什么。我也不否认，考大学对我来说也很重要，现在正处于关键时期，但我认为考大学与我的写作并不矛盾。但我没有与班主任理论，这是徒劳的，对错都是为了爱，班主任的出发点是好意，希望我能考上名牌大学，所以当着他的面我答应他暂且把写作搁在一边，事实上，私下里，我依然我行我素。
有时候，人是需要疯狂一点。
长篇小说的完成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大学，我的梦想终于实现
现在想来，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当你说它不可能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具备了可能性，只是潜伏在地下等待某一天的爆发。我以前认为出书对我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在出版前的一个月我仍然这样认为，然而，不可能却变成了可能，还变成了现实——我的长篇小说《爱在忧伤的日子》出版了，就在大三那一年。
与初中高中不同的是，我一进入大学，系里的同学们就以“才子”称呼我，虽然我觉得很别扭，但也无法封住他们嘴。我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多少多少的文章，尤其是在高二就写出了长篇小说被他们传得神乎其神，他们惊讶地说，没有想到这样的人就在他们的身边。如果现在回想起来估计他们一定要笑话自己当年的少见多怪了，因为这样的人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稀罕。
我学的是出版专业，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机遇。在我对“出版”这两个字有了较深的领悟之后，在同学们的鼓励下我开始有了把我在高中写的长篇小说《年轻本色》投给出版社的念头。我记得那是大一的下学期，我不知天高地厚，直接打电话给作家出版社的总编室，要来了地址。然后抱着我的手写稿找到出版社，敲开总编室的门，说明了来意，一个女编辑看都没有看我一眼就把我支开了，说总编室不受理自由来稿，要我去别的编辑室。我忐忑不安地敲开了另外一个编辑室的门，还好，这一次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他叫我把稿件放下，一个月后给我消息。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月后我的稿件被退了回来。但我至今仍然感激那位老编辑，他不仅实现了一个月给消息的诺言，还给我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回信。在无法满足我出版愿望的这一点上，他用了一个巧妙的比喻，他说像郁秀这样的作品他们接了太多，只可惜我不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之后，鼓励我不要放弃，就像我的小说题目一样，年轻本色，就是要敢想敢闯，不怕失败。
我真的很感激作家出版社的那位老编辑，因为他的那封信我坚持了下来。在现在这样一个浮躁的年代，那样敬业的编辑实在太少了。后来，我又找了几家出版社，都没有消息。也许是我的稿件在质量上还没有达到要求吧，再找下去也是浪费时间，于是我放弃了。由于这部小说我原本就没有打算要出版，所以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失望。
虽然放弃了投稿，但我并没有放弃写作。大一的暑假我又开始了创作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后来正式出版的《爱在忧伤的日子》，原名是《我的荒谬今生》，为什么改成这个我想大家的心里都清楚。
这是一本融进了我很多思考的小说，关于青春，关于忧伤，关于残酷，关于爱，关于死亡，关于荒谬。那个暑假，我在湖南永州经历了一场我有生以来从未碰到过的酷暑，在那段酷暑里，三年来积压在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开始蠢蠢欲动，终于，一发不可收拾赤裸于世。于是就有了这本《我的荒谬今生》实验体的小说，一本把鲜血、死亡涂抹在雪白的墙壁上的小说。一个懵懂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带有叛逆性格的血性青年，以少年忧伤的目光图解成人世界的现实和悲哀，那个偏僻而充满诱惑力的藕香村，遥远而似乎近在眼前。藕香村的那些男男女女，那些风俗尘世，那些观念思想，整个的被“我”
少年忧伤的目光解构和重建了。玉珠奶奶和爷爷违背人伦的真爱，少年与少年之间的血案，涛哥与几个女孩的情感纠葛以及与“我”似是而非的兄弟情谊，执著追求与无奈拒绝的矛盾，一次又一次的死亡，残忍的、温情的、荒谬的、正常的、偶然的、必然的，一切的一切都充满了悲伤、悲哀、悲壮的色彩。我企图用重复叙事和极端体验来叩开人性之门。
作家社的张老师说，我不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所以，这一次我想做一回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小说写完后，我投给了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个朋友介绍的一个年轻的编辑。三个月没有回音，我打电话过去问说他已经辞职了。我只好自认倒霉，又给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一个月后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的小说文本确实很独特，尤其是对加缪的荒谬主义哲学有些思考，可惜的是我以前没有出过书，他们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替我的小说做实验。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言下之意，怕我的小说没有人看，卖不出去。挂了电话之后，我开始感到迷茫，一个鼓励我创新，一个又说没有市场，真是左右为难。《我的荒谬今生》和《年轻本色》一样被几家出版社拒绝之后，又被我束之高阁了。不得不承认，有那么一刻，我感到很绝望。
虽然投稿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可是，我的表达欲望反而越来越强烈。大三刚开始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个大三学子的自白》。文章发在网上，迅速流行，网友们说，那是一篇血泪之作。后来这篇文章被评为2004年度大学校园里最为热门的帖子，再后来《大学生》杂志选发了这篇文章，接着《青春》也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我把杂志寄给我高中最好的同学，她看了，用短信回了两个字：想哭。随后又说，写一篇小说吧，就关于这方面的。
我答应了我的同学。小说历时四个半月，艰苦而幸福。我发给我的同学，他们说，真实得让人落泪。是的，很真实，炽烈而真实的情感。我写的时候，眼泪经常大滴大滴地掉下来，我的稿纸现在还有泪水的痕迹。小说在网上连载后，很多网友给我留言，他们说我的风格很像郭敬明，很像，很像，简直就是他的翻版。甚至有人问我是不是郭敬明的兄弟。对每一个读者的评价我都很感激，我想说的是我不是郭敬明，我没有他那么有才华，那么的幸运。我也从来没有模仿他的想法，我已经过了模仿的年代。但我仍然很喜欢他的小说，他是一个用感情写作的人，我喜欢有感情的作品。同样我也是一个用感情写作的人，天生是这样的，这可能与我的经历有关。我只是把最真的事，最真的情写出来。所以，那么多的读者喜欢我的小说，不是因为我的写作天分有多么的高，而是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这部小说当中寻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只不过是说出了他们想说的话。
机遇总是青睐那些时刻准备的人，这一次，出奇的顺利，我把稿件发给现代出版社，第二天他们就给了我回复，说愿意出版我的小说。我记得当时我的手颤抖得很厉害，握笔都握不住了，有窒息的感觉。两个月后书出版了，我再一度成为大学里的焦点人物，我们系专门在图书馆给我做了宣传和作品讨论会。那一阵子，我的手机，我的电子邮箱，还有QQ等等到处都有读者的留言，还有的读者深夜打电话给我，一说就是几个小时。这样的喜悦来得太快，我有点承受不住，我记得拿到书那一天，我在扉页上写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的日子似乎好运不断，《爱在忧伤的日子》卖得很好，第一个月就登上了北京图书大厦的畅销书排行榜，出版方也加印了。在这本书的带动下，我的另外一本小说《我的荒谬今生》也被华龄出版社相中了。只是发生了点小分歧，编辑认为我的书名不好，想改为《爱在忧伤的日子2》，因为本书的风格和《爱在忧伤的日子》很相似，改了以后市场会更好。我和编辑理论，但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说如果不改的话就出不了。最后，我想起这本书的坎坷命运，我不得不妥协。这是我感到最为悲哀的一件事情，不仅仅为自己悲哀，为出版社也为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作者悲哀。对于一个不知名的作者来说，他永远处于弱势地位，为了获得在文学上的话语权，只得一次又一次向出版社妥协。不是我们懦弱，而是现实太残酷，我们无法改变环境，只好改变自己。我们这样屈辱地活着，就是为了以后能真实地表达自己，创作是一件很自由的事情，我们希望有一天不再看出版社的脸色写作。可事实上，有这一天的人太少。
在大四的时候，出版社安排我去了一趟贵州，在贵州的高校和同学们交流，顺便做现场签售。我记得有一位大一的学生问我，在大学期间就出版了这么多书，我的写作的动力是什么，是对文学的追求还是为了名和利？假如在面包和写作面前要我选择一样，我会如何选择。大一的学生确实很单纯，这个问题有点幼稚，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我不是一个纯粹理想主义者。我写作的动力是表达的欲望，但我不排斥因为写作而带来的名和利，如果要我在面包和写作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我会选择面包，然后继续写作。那位同学听了我的回答似乎很失望，我从他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他把事物看得太完美，他把写作看得太神圣。当然我丝毫没有看轻他的念头，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选择。
还有一位同学这样问我：“在这个文学还不如一只苹果的年代，作家成了一个落寞的群体，风光不再，更有甚者，有人将作家跟落魄潦倒划了等号，我想知道对于你的未来是如何看待的。会继续在文学这条道路走下去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首先否定了他的看法。我说：“你过于偏激了。如果真正有志于创作事业的人并不会因为收入的低而放弃。而且作家从来就不是一个落寞的群体，你看越来越多的人企图通过网络而一举成名。创作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回报也是对等的。在中国没有落魄潦倒的作家，如果他真是一个作家的话。作家这个职业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是最大的驱动力，财富也并不会比一般人少，你说的那些应该是极少数。”
至于我的未来，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未来太遥远，我无法把握，我只是把现在的每一件事情尽力做好。这件事情就是写作。
是的，这是我惟一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