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城江南区街边的小型出租公寓四楼，挂着白底绿字的“滨岛学习教室”招牌。这个被学生昵称为“滨塾”的补习班，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就有一位专任女老师李贵子，她五十三岁，是当时住在千美新城西栋二O二五号李信治的姐姐。
滨岛学习教室的教学方针和一般升学补习班不同，专门接收跟不上学校进度、受到校园暴力伤害、不满学校老师而拒绝上学的中小学生。他们在这里接受配合自己学习步调的教育，师生相当亲近。学生遭遇急病、意外、家庭纠纷或离家出走时，学生家庭或本人都会打电话来求助，直接上门求助的情形也不少。因此，六月二日凌晨两点半过后，枕边的电话铃响起时，李贵子本能地以为又是这类事情。
因为时间较不寻常，她想可能是事态紧急。当初在卧室设置分机，也是为了能及时应对这类事情。但她毕竟刚从熟睡中惊醒，眼睛一时睁不开。她伸手摸到话筒。
贵子听到的是个平稳的中年男人声音，对方先确认了她的身份。贵子还来不及问是怎么回事，他已主动报上姓名。
“我一听说他是警视厅荒川北局刑事科的警察，脑袋里便一片空白，我想一定是我们的学生卷入了什么案件。”
但是再听下去，似乎不是这么回事，好像是关于她弟弟信治一家的事情。
“我问他我弟弟发生什么事了，对方说目前还不太清楚，只知道我弟弟家好像出事了，几个人倒在那里。”
这个电话是荒川北局的警察根据西栋住户名册，打给李家的紧急联系人的。贵子这才知道弟弟把她的电话登记为紧急联系电话。
“警察问我信治现在的住址是不是千美新城西栋二O二五号。他搬家时是通知过我，所以我说是。其实我们姐弟好几年没见面了，而且也没联系过。”
贵子追问信治一家出了什么事，警察还是含糊其辞。贵子并不知道二O二五号死了三个人——加上从阳台摔下的那个，一共死了四个人。警察只说“倒在那里”。
贵子一直问不出个名堂，决定亲自去一趟。但是她只去过一次，当初就是为了买这套房子，姐弟俩几乎绝交。
“我说要自己开车去，对方就告诉我怎么走。整件事情毫无头绪，我不但担心信治和静子，也担心孝弘，心情很沉重。
从江南区到荒川区的路程很远，而且天气极坏，一路走来极度疲劳。贵子想起四年前的新年，也是半夜三更时信治打来了电话。
“姐，不妤意思，半夜三点了还打电话吵醒你。是这样的，我买了新房子，还差一点钱，你能不能借我？”
贵子和信治两姐弟相差八岁。他们的父母在埼玉县越谷市经营洗衣店。由于母亲忙于工作，贵子从小就帮着照顾信治，因此很了解他的个性。
“信治胆子很小，性子又急，他一想到什么，如果不及早确定能不能成事，就会担心得坐立不安。我常为这事骂他，可他怎么也改不了。这种个性用在工作上，做事情自然巨细靡遗。在业务部，客户评价尤其好，他自己也很得意。”
可是他半夜三更打电话来借钱，贵子很光火，骂他还是这副德行。信治只是笑，还不停地问：借不借嘛，很急呢。
“他说那房子真的很好，静子也很喜欢，嚷着一定要买。可是算来算去，还差五百万，问我能否借他。他说得轻松，我可是气得头发都竖起来了。五百万是笔大钱，不是一下子就能筹出来的。”
贵子更气的是——“还差五百万，怎能说还差一点点呢？他又不是不知道赚钱辛苦、养尊处优的少爷。事情其实正好相反。小时候我们家开洗衣店，生活可算小康。爸妈在我二十四岁时相继去世。他们生病后，洗衣店差不多处于歇业状态，几乎没有收入。他们死后，保险给付也只够拿来还债，家中的经济情况相当困难……那时我已经当老师了，薪水连供信治读书都很勉强，所以他大学三年级时就休学了。后来信治到东京的一家机械制造厂上班，搬进公司的单身宿舍。他老说薪水少，常向贵子要零用钱。
“他老说没钱，但不是穿着五万元的毛衣，就是拎着他们经理也没有的高级公文包，真是胡来。”
贵子一再骂信治挥金如土，老是训他，叫他要过合平身份的生活。
每次挨训时，信治多半笑着听听，要零用钱时也会说以后发达了一定会回报姐姐。贵子感到不安：如果不经历一次铭心刻骨的教训，他怕是不会彻悟。
不过那时候，他们的感情还算亲密，毕竟是相依为命的姐弟。信治也忧心姐姐三十多岁还没嫁人，常常劝她去相亲，还帮她打听哪里有好对象。
直到今天，贵子只要讲到这件事就会面带笑容。有一次他说要介绍公司的同事给我，约在银座的餐厅见面。那家店很贵，我一直担心该怎么付账。我当然没和他的那个同事交往。不知为什么，一看到他那副熟悉葡萄酒和餐点，过惯奢侈生活的态度，我就恼火。”
那天晚上的餐饮费是信治刷卡付的，可是后来他还不了钱，又来找贵子借。当时贵子就非常担心他那种奢侈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
“何况物以类聚……”
信治二十七岁、贵子三十五岁的那个春天，他突然告诉贵子说自己订婚了，对象是二十六岁的同事金静子。
贵子突然听他说订婚了，大吃一惊，再听他说见过了静子的双亲，连婚期都决定了，更是惊骇。更何况她对静子的第一印象不好。
“静子那时候就爱慕虚荣……”
静子身上穿戴的名牌服饰，在贵子眼中不符合身份地位。
“信治既然是那种性格，最起码该找个朴实顾家的太太，好平衡一下。可是静子让我大失所望。我打听过，她家也只是普通家庭。难道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吗？还是有踏实一点的人吧。我想来想去都睡不着。”
幸好信治擅长业务，工作顺利，收入也渐渐增加。静子婚后还继续工作了三年，直到怀孕时才辞职。儿子孝弘出生后，信冶从业务部调到企划部，做了企划部副理，带领一个企划小组。
随着信治的工作渐入佳境，贵子为他担心的事情虽然少了，但是又有了新的烦恼。那就是侄子孝弘。
“静子说要尽量让孝弘接受优质教育。我自己是老师，不能说父母热心教育不好，然而教育不是只要花钱就好啊。”
在孝弘一岁生口以前，从玩具到衣服，他们常有不同意见。静子和她父母只在意外观和价钱，不往乎安全性和实用性。最初的根本性矛盾，源于孝弘一岁零四个月时静子说要让他去上幼幼园。
贵子很不认同这种为了能进著名私立幼儿园或小学，而让孩子读莫名其妙的幼儿学校的行为。她不停地质问静子：去那里学什么？经营幼幼园的人有什么资格？贵子身为小学老师，当然不能漠视这些问题。
但是静子和她父母的态度很强硬，反驳说很多名人的小孩都读幼幼园。一年五十多万元的学费也由静子的父母支付。
“从那时开始，我就清楚地看出很多事情越来越怪。”
结果，孝弘还是进了那家幼幼园。同园的小朋友很多后来又考进私立保育园或幼儿园，连上小学也都考几次试挤进私立名校——全都是将来可以直升至大学的一体化学校。
“孝弘要上小学的时候，他们也嚷着说会进庆应，结果进了泷野学院。老实说，那只是三流的私立学校。站在老师的角度，我觉得孩子特地去读那种学校，还不如念当地的公立学校。可是静子就是要让孩子读私立学校，那样她可以在邻家太太面前炫耀。她根本就不是为了孝弘着想，只不过是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关于孝弘的教育问题，都由静子和她父母出面，实际上，由于信治随着职位的升迂而越发忙碌，家里的事情自然都由静子主导。
“就只有那么一次，信治打电话向我抱怨，说回到家里也不能放松，如果不再升迁多拿点薪水就完了。他对静子唯唯诺诺，把我的话当耳边风，活该！可是他毕竟是我弟弟，我也觉得他可怜。”
没想到几天后，姐弟的这番谈话让静子知道了。大概是信治在夫妻吵架时说溜了嘴，静子勃然大怒，打电话给贵子。
她竟然跟我说：“大姐，你是单身觉得寂寞，才忌妒我们吧。你最好别管我们的事！”’
这件事后，贵子和信治一家骤然疏远，直到他在平成四年新年的半夜打电话来借钱。
“静子我是不管的，但是信治和孝弘，我一直挂在心上。我还来不及问候他们好不好，他冷不防就来了一句‘借我五百万’，真是叫人傻眼。”
贵子破口大骂：你还是这个样子！还缺五百万，就表示那根本不是你们能力所及的房子。别妄想向别人借钱买，放弃算啦……
信治毫不气馁，不停地说那房子有多好，对孝弘来说是多理想的环境。
李信治想买的“很好的房子”，就是千美新城西栋二O二五号。
贵子虽然生气，还是耐心地问了楼盘名称、所在地、价格、手上现有资金与打算贷款的额度。
“他越说我越觉得可怕，七千二百五十万呢！信治傻傻地说，原价是一亿，现在跌到七千二百五十万，真是便宜货。我说，管它是一亿还是七千二百五十万，对我们一般小老百姓来说，都是天文数字，认为这是便宜货的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信治听了大笑。“姐，一般小老百姓这个词已经过时啦！你当老师太久，和社会脱节了。”
当初贵子辞掉小学老师的工作来到滨岛学习教室，信治就常常说：到那种专教跟不上进度的小孩的补习班教书能赚钱吗？还是去教升学补习班的好。贵子从此明白，自己和弟弟是活在观念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里。
信治说那七千二百五十万也不是都要他们夫妻自己筹措不可。
“静子娘家多少有一点财产。他说，直到今天，孝弘读书也都靠静子娘家资助。这次买房子，她娘家还是愿意帮他们。”
静子的父亲说要卖掉名下的土地，再以赠与的形式送给静子。
“他们夫妻俩早就嫌继承遗产还要等很久，要求静子娘家改以赠与的方式提早给他们。我以前就听他们说过，可是静子的父母再疼女儿，这么做还是有点困难。”
静子有个弟弟，他将来是要继承家业的，因此大力反对将财产赠与姐姐。
“如果她娘家能早给，他们老早就买房子了。”
但是这次，他们倒成功地说服了难缠的小舅子。
“大概是一九九二吧，泡沫经济破灭，土地价格崩趺。信治和静子一起劝她弟弟，说土地神话已经结束，今后即使拥有土地也发不了财，趁现在早点卖掉好些，如果不卖，他继承的遗产数字只会一再减少。他们本来就能言善道，还会讲歪理。”
李贵子对弟弟夫妻俩的批判颇为尖锐。她为什么说得这么苛刻，后面详述李一家的情况时再作说明，在此我们先继续跟踪李贵子眼中的事态发展。
“我不知道他们具体的交涉如何，最后她弟弟让步，静子得到了赠与。可是她弟弟后来又反悔了。”
贵子现在想起这些事情，似乎还是难以抑制激动的情绪，嘴角颤抖。
“再回到房子的问题上吧。我问他岳父家给了多少钱，他说三千五百万。他还说本来以为有四千万的，但因为税金太高，地价又下跌，所以少了五百万。
信治夫妻手上没有一毛钱，他打算用这三千五百万当首付款，剩下的办贷款。
“他说要办住宅金融公库贷款、银行贷款、厚生年金贷款，还有公司退休金的预付款等等，反正能借的全部借，但还是差五百万，所以要向我借。
贵子实在很难接受他的请求，她认为风险太大。
“难得他岳父家愿意给这么一大笔钱，就该好好用这笔钱买套合适的房子。现在花五千万不就可以买到很不错的房子吗？这样贷款不就少很多吗？信治是上班族，虽然薪水高，但是背上近四千万元的房贷，简直是胡来。他为什么非得买那样高级的豪宅不可呢？”
当信治知道不可能从贵子那里借到钱后，就挂掉了电话。
“挂电话前他小声说静子让他别来找我，可是他想来想去睡不着，最后受不了，还是打了那个电话。我听了，觉得很难过：信治真要误了自己的人生吗？我望着电话发愣。”
可是一个星期后，信治又打电话来，说是钱已经凑齐了，要贵子忘掉上次借钱的事。
“我问他从哪里借到的，他没回答，只是轻松地说问题解决了，已经签约了。”
贵子怎么也不觉得“问题解决了”。她买了一本住宅信息杂志查阅，发现千美新城有两套房子出售，都是二十五楼的。一套是三室两厅，另一套是四室两厅，价格分别是七千八百万和八千九百五十万。信治买的可能不是这两套中的任何一套。杂志上也登了这一带房子的租金行情，光是一室两厅的月租就是二十三万，管理费另计……
这些都是贵子“可接受范围之外“的价格。此外，二十五楼这个楼层也让她心神不宁。孝弘才十岁，在那么高的楼层生活，不会对身心有不良影响吗？
坐在家里担忧也不是办法，隔周的星期天，贵子决定亲自去千美新城看看。她查阅了荒川区的地图，知道那是地图上也有标记的大规模小区。
那天是晴天，她一下车，站在北千住车站的月台上，就看见千美新城的东西双塔像超现实的门柱一般阻隔了天空耸立着。贵子第一眼看到它就心想：我才不会住在这里，就算求我也不住。她在车站前坐上出租车，越接近千美新城，这种心情就越强烈。
“出租车司机很熟悉该地，告诉我那里先前是化学染料工厂，却改建成这么豪华的小区。他的语气充满了赞誉。”
确实很豪华，可是贵子不喜欢，包括那突兀地浮现在周围市镇景色中的高楼风格，围绕着小区的灰色围墙，从小区通往北千住车站特别铺设的瓷砖步道。
“看到那条步道，我就想起《绿野仙踪》里的黄砖路。”
通往乌托邦的特别步道…“
“真是俗不可耐！“
通往千美新城小区的道路两旁，还可以看见灰泥建筑的独栋式老屋、生锈的防火梯上吊着盆栽的旧公寓、挂着工作服和粗棉布手套的铁皮屋顶店铺、杂草茂密的空地。千美新城处于连绵的低矮屋顶和电线杆之间，以这个被暴跌的经济折腾得筋疲力尽的工厂小镇梦寐以求的理想姿态昂然耸立。
贵子去的时候小区对外开放，她自在地走进小区绿地。像是住户的年轻主妇把自行车停在花丛旁聊天，满载青菜的卡车流动摊贩在中栋的前面摆摊，小孩在这里玩球或溜直排轮。
看着这洋溢着生活朝气的景象，贵子稍稍感到安慰，心想在这么宽敞的中庭绿地里，孝弘或许不用担心车祸，可以安心玩耍……
但是，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呢？孝弘现在是乘电车上学，住进这里以后，还要转好几趟车。上学时间增加，在家的时间就会减少，在小区里交朋友的机会也会减少。就算小区里有这么漂亮的公园，如果没有一起游玩的朋友，又有什么意义呢？
想起信治夫妻，贵子就心烦，他们说要给孝弘营造理想的环境，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是以什么做基准的呢？
贵子那晚回到家里，打电话给久不联系的信治。星期天晚上信治在家，他听贵子说白天到千美新城看过时，口气突然变得很慌张。
他是介意在旁边的静子。贵子了解静子不让信治找她借钱的心理——那也是当然，贵子老是指责他们奢侈得不合身份，即使往“买房子”这种一辈子很重大的事情上还是一样。静子当然是被打死都不愿意向贵子借钱。
贵子知道这情形，但她那天有话要说。听到信治支支吾吾的口气，
她干脆要他把电话递给静子。信治迟疑着，静子从他的模样察觉出是贵子打电话来，已主动凑到话筒边。
“静子还假惺惺地跟我寒暄，我说：‘不必客套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打这个电话吗？’她的态度立刻改变了。”
李贵子说她实在很不愿意想起当时和静子的对话。静子听到贵子说拒绝借钱给信治以及亲自去小区看过时，突然发怒，不停地言语
攻击贵子，那一句句话直到现在还是不愉快的记忆。
“她不停地说：‘大姐，你一直单身，对家庭和小孩一无所知，没有孩子的人不会懂得父母为孩子的将来着想的心情。’我不是说他们买房子不好，只是担心住那样高的楼层是不是真的为孝弘着想，而且他们会背上沉重的房贷。我说我担心的是这两点，但静子完全不听，到最后甚至说‘大姐是因为我抢走信治才恨我，想要拆散我们夫妻’，然后像女学生似的哇哇大哭。我觉得真是自讨没趣。”
他们最后也没谈出个结果就挂断了电话，贵子忧郁心情丝毫没有得到纾解。连着冷静几天后，她决定亲自上门找弟弟。
“那时他们还住在世田谷的上野毛，是民营的出租公寓大楼，房租由公司支付。孝弘出生后就一直住在那里，我们平常虽然不太来往，但我也去过几次。那天我选在下午三点左右过去，静子那时还不必忙着准备晚餐。我去时又再次仔细观察了整栋建筑，确实是栋管理完善的漂亮公寓大楼。他们其实不用那么急着搬走，住那里不是很好吗？”
意外的是，按电铃后没人应答，静子好像不在家。贵子心想她是出去买东西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于是在大门口等着。可是快一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回来。
“我左思右想的时候，孝弘回来了。他穿着制服，背着书包，从公交车站走过来。”
孝弘看到姑姑，立刻飞奔过来。
“他问我怎么了，还一脸担心的样子。他虽然是小学生，但从上次通电话的情形大概察觉了一些事情。我说我来看他妈妈，他说她回
来还早呢。”
原来静子最近到新宿的百货公司服装专柜上班了，平日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当班，孝弘回家时她当然还没回来。
孝弘开了门让贵子进屋。
“好乱啊！厨房里盘子堆成山高，微波炉里黏着油渍，浴室里到处是水垢，洗衣机上也积满了灰尘。我不觉脱口问他：‘你妈妈都不
洗衣服吗？’”
孝弘说静子上班以后每天都累坏了，根本不洗衣服，都送去洗衣店洗。孝弘过一会儿要去朴习英语口语，身心还不能放轻松。
“去上英语口语课和学游泳要挨到晚上九点，上课的地方都必须乘车去。我问他谁帮他准备点心和晚饭，肚子一定饿坏了。他说静子把东西放在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就可以吃。我听了眼泪差点掉了出来。”
冰箱里有买来的三明治，孝弘配着快餐汤吃完后就要出门。
“我很想帮他煮点热乎乎的东西吃，可他说来不及了，急着出门。送走他后，我不禁大怒。”
贵子独自留在屋里等静子回来，怒气也化作了精力，她把屋里大
肆清扫一番，将厨房和浴室的每个角落都擦洗干净，把堆在浴室角落的脏衣服洗完烘干。她正在熨衣服时静子回来了，这时已经过了八点。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她穿着鲜黄色的套装，该说是金丝雀黄吧，妆化得很精致，还搽了香水，提着像公文包的皮包。光看外表，还以为她是电视新闻的主播。”
静子一看到贵子整理干净的房间便大发雷霆，质问她凭什么擅自跑到别人家里乱摸乱动。贵子也提高嗓门反问她：“你都干什么去了？”
结果这又引发了一场比上次电话争执更激烈的争吵，邻居甚至还担心地跑来打探。两人骂来骂去，最后贵子在静子“你别再来我家”的骂声中冲出李家。
那天晚上贵子没有见到信治，但是稍晚他打来了电话。
“他说他都听静子说了，还说这都是我不对，他错看我了，觉得我们姐弟的情分就到此为止。贵子强调说，“我们也就姐弟两个人呢！他却要和我断绝关系。我是为了信治、为了孝弘着想，可是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翌日，贵子想直接跟信冶谈谈，就趁午休的时候去公司找他。信治在会客室见了贵子，却不愿意跟她谈。
“连信冶都说出‘姐姐没有家庭，不理解做家庭主妇和妈妈的人的心情’这种话来，还说：‘别人擅自乱动你家的厨房和浴室，你会怎么想？你可以想象静子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吗？’对此我可是有话要说。静子算是哪门子的‘主妇’啊！家里灰尘堆积，连内衣裤都送去洗衣店洗，也不帮孩子准备晚餐，她有哪一点像个主妇？她那天晚上自己在外面吃饱了才回家，她想过孩子吗？还好意思张扬！”
贵子一说完这些，信治就回答说他和孝弘对静子都没有不满，而
且这种事也不容外人插嘴。
“他还说我们已经断绝姐弟关系，他已经没有姐姐了。我知道挽回不了他了。”
就这样，贵子和弟弟夫妻俩处于关系断绝状态。就贵子记忆所及，信治四月中旬寄来一张明信片，通知她他们已经搬到千美新城西栋二O二五号。
“当时我只认为那张明信片是个纯粹的讽刺，我们姐弟的争执就始于这套豪宅，他们也知道我反对买这套房子，还故意寄搬家通知给我。”
这是一九九二年春天的事情。四年的杳无音讯后，责子深更半夜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弟弟住的屋子里“倒了几个人”。
“我稍微平静以后，脑子清楚了些，边开车边思考。最先想到的是：他们一家不会自杀吧？我想起四年前信治要借五百万的电话，忍不住这么想。是因为还不出钱被逼急了，只好走上绝路吗？顿时，我感到呼吸困难。”
她想当初没有坚持到底反对他们贷款四千万元买房子，如今发生了这种事，自己是不是也有责任？
“想到孝弘尤其难过，差点掉眼泪……那孩子已经上初中二年级，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我也太好强，力了赌气，他上中学时也没给他贺礼，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如今他也死在家里……那时我只能这样想。如果说有人死在弟弟家里，我自然会想到是弟弟和他的家人。”
贵子抵达千美新城时已近凌晨四点。闪为暴风雨再加上路不熟，她走错了好几次路，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看到栅栏外停着一辆警车，警察拿着手电筒站在车边警戒。我不知能不能开进去，便过去问他。他说这边是东侧门，西栋在另一边，车子不能开进去。我把车子停在这头，撑着雨伞走到西栋。”
她在路上遇到荒川北局的警察，警察知道她是李信治的家属后，立刻带她去西栋的管理室。
“大楼周围到处停着警车，雨下得很大。大楼旁边的空地上搭起一个塑料棚，警察都集中在那一带。”
她那时还不知道，那是为了保护坠楼男子的尸体不受风雨吹打。
“我在管理室见到了荒川北局和警视厅的警察，也见到了管理员佐野，那时他们才告诉我详情。”
警方在二O二五号屋内发现一对中年男女和一个七八十岁老太太的尸体，共三具。另外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坠楼身亡，但目前还无法断定是从哪一户摔下来的，也无法断定是摔死的还是摔下来以前就死亡了。就情况来看，警方分析是从发现其他尸体的二O二五号阳台摔下来的。
“我说想看看遗体，他们说现场还在勘查，暂时不能进去。佐野非常担心，看起来比我还惊慌。”
贵子到了现场，反而比先前开车迷路时还要冷静，甚至可以说是沉着。
“我立刻问孝弘在哪里。他应该是十四岁，就算发育再好，十四岁的男孩也不可能被错认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孝弘不在就奇怪了，而且那个老太太——我能想到的就是静子的母亲，可是她应该没那么老啊，不过六十多岁吧。”
警察问了信治的身高、体重和外貌特征，贵子就记忆所及尽可能地详细回答。
在接受询问的过程中，贵子感到警察似乎怀疑住在二O二五号不是李信治一家。也或许是贵子自己这么认为，而产生了这种心情。
“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事后问到的——警察在我赶到以前就已经听同一楼层的住户说，最近二O二五号住的好像不是我弟弟一家，而是别人。但是也有邻居完全不知道这件事。因此警方还是无法确定真相。”
从展开搜证到尸体全部运走，大约花了一个小时，警方收工时已过了清晨五点。
“我问警察能不能认尸，他们说现在不行，要我到警局去。于是，我坐着警车翻了荒川北局。”
从千美新城到荒川北局的车程约十分钟。此时，风势更强了，但雨势慢慢减弱。
荒川北局的停尸间在地下室，房间很小，尸体摆得很拥挤，贵子感到同行的警察有些局促不安。
“我的心情很复杂，还抱着一点怀疑，不会是信治他们吧……警方似乎也有这种感觉。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强烈地期待如此。我不愿接受可能发生在弟弟身上的悲剧，我想逃避这个事实。”
停尸间很小，棺木紧紧排列着。贵子开门进去时，心想原来是这样整齐地入殓了。
“我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尸体包在白布单里，放在停尸间突出的台子上。明知不是该想那些事情的时候，但人就是这么奇怪。”
贵子最先辨认的是在二O二五号屋内的中年男性尸体。警察帮她掀开了棺盖。
“那一瞬间，我闭上了眼睛。”
她说，在那一刹那，她真怕认出弟弟的脸庞，让这音讯不通的四年突然变成巨大无垠的空白。
她睁开眼，像孩子一般紧握双手，望向棺内。
里面是一张完全陌生的脸。脸色惨白，双眼紧闭，嘴唇有点歪斜。那人虽然已死，表情却很奇妙。但，那不是贵子认识的人。
不是李信治。
“我说：不是！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一跳。”
警察问她有没有弄错，她数度摇头。
“警察说他头部遭到重击，脸部有点变形，不易辨认，要我再看仔细点。真的没错嘛！而且那时我根本没看到他头部的重伤，只看到那张脸，并不感到害怕。”
另外三人贵子也都不认识。总之，这四人都不是李家的人。
“我感到放心了，但脑袋发晕。我扶着警察的手到一楼的会议室，喝了一杯水。”
对警方和贵子来说，这件事都没有结束，只是弄清了基本事实：那四具尸体不是李家的人。但他们是谁？登记在千美新城西栋住户名册二O二五号的李一家三口——信治、静子和孝弘，现在又在哪里？
“警察知道那四人不是信治一家后，问我是否清楚他们现在在哪里。其实我自己也很想知道啊。”
幸好贵子有随身携带亲朋好友住址和电话号码的习惯，荒川北局立刻获知了信治公司的电话号码和静子娘家的地址。
天色渐亮。六月二日是星期天。
“信治公司的人大概都没上班，即使有人值班，也该在八点以后才去。于是警察先打电话到静子娘家，虽然大清早的，但六点多了，也还好吧。”
贵子守在打电话的警察旁边，又感到一阵不安。弟弟怕是真的出了，为什么没住在那里呢？
“他为什么把我的电话登记为紧急联系电话？从种种因素来看，他登记静子娘家的电话更自然啊，因为他已和我断绝姐弟关系了。”
她不觉想：他毕竟是我弟弟，或许还想着有一天和我和解。用我的电话当紧急联系电话，或许就是出于这个打算。
电话通了。警察先抱歉一大清早就来打扰，再确认对方确实是静子的娘家木村家。
“静子娘家听到对方报出‘荒川北局’，想必也大吃一惊。警察没说命案的事情，只是很客气地说想联系李信治一家，打听一下他们现在何处。”
贵子双手放在膝上，倾听着电话对答。她听到警察问：“在吗？李静子在那里吗？”
不久，像是静子来接听电话了。贵子拼命压抑着想从警察手上抢过电话的冲动。
“警察说抱歉打扰她好眠，我可是一肚子火。我为他们的事情焦急慌乱地四处奔波，她却在家里安稳地睡太平觉！不过她既然在娘家，孝弘应该也在。想到那孩子平安无事，我又感到释然。”
事实上，孝弘是在静子的娘家。难道他们一家三口都住在静子娘家吗？贵子只听到警方这边的说法，听不出个端倪。
“打完电话后，警察说他们一家都平安无事，他们没住在小区里的原因好像很复杂，必须问清楚。我真希望能把信治他们找来，可是警察却要亲自过去一趟。静子的娘家在日野市，我问他们我要不要一起去，警察说后面都是查案的事情，让我回去，还要派警车送我。我说不必麻烦了。”
贵子的脸上露出苦笑。
“我一直担任教职，滨岛学习教室就是打着反对现行学校教育****的旗帜，怎么说呢？对了，就是意识形态。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不一样了。
“当然也有绝对不变的地方，那就是：我永远都是老师。老师在学校的地位最高，不管发生什么事，老师都不会置身事外。因此这时我感到非常遗憾，我虽然是家属……
“可是客观来想，警察的处理也对。在警方确认我弟弟一家平安无事的瞬间，他们也从被害人变为命案关系人了。毕竟，他们被登记为屋主的房子里有四个人遇害。”
李贵子这时的看法完全正确。只是没隔多久，她就发现李信治一家不仅没住在千美新城西栋二O二五号，甚至也不是该房的房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