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洛克和斯塔克写过一本讨论宗教学的好书，可以作为一种对这一类型原子论的和特定的思维的相当高明而又合格的描绘，特定的思想家，刺激反应思想家，因果思想家，“一因到一果”的思想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两位作者可以做为先驱。首先，他们当然觉得必须给宗教下定义。当然，他们不得不下定义说宗教是纯粹的、分立的，说它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进而把它孤立起来，和其他每一事物分割开，然后开始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和“非A”绕来绕去：“A”是所有“A”，不是“A”以外的任何东西，它是纯粹的“A”；而“非A”是纯粹的其他事物，因此两者没有交迭，没有融合，没有结合，没有熔接，等等。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进并陷入一种绝对的、全盘的混乱——但这是从未见过的一种美丽的混乱。
他们钻进了死胡同，停留在那里，使宗教行为和所有其他行为完全分开，以致他们全书所讨论的都是外部行为，去教堂或不去教堂，节约或不节约小片的木料，对某件事或另一件事表示或不表示敬意，这样便把我称之为宗教的宗教完全排除在全书以外，我所谓的宗教指那些有深刻宗教思想而又可能和宗教机构、超自然现象、偶像崇拜无关的人的宗教态度和情感、情绪等。这是原子论思维的一例，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在任何生活部门中，一个人都能进行原子论思维。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定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创造性。我们能把创造性弄成一种主日行为，它出现在一间特定的室内，一座特别的建筑物中，比如在一个教室里，并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如星期四。它只有在那间室内和那个时间内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时间和地点才是创造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只有某些领域和创造性有关，如绘画、作曲、写作，而不是烹调或驾驶出租汽车或做管工。但还想提醒一下，创造性是几乎任何行为都包含着的一个方面，不论是感知的、态度的，或情绪的、意动的、认知的、或表现的。假如你以这样的方式研究它，你将能提出各式各样有趣的问题，如果你以另一种两歧化的方式研究创造性，将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如同你刚开始学习跳舞时一样，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都要经过亚瑟摩雷学校的训练，先出左脚然后迈右脚走三步，这样逐渐地你经历了大量外部的、有意的运动。有助于学会跳舞的心理疗法就在于使你懂得有成千的效果可以使你学会很好的舞蹈动作，就是说，要更自由地跳，更优雅、不拘束、不抑制、不自觉、不渴求，等等。同样，我想，好的成功的心理治疗（而我们都知道也有大量蹩脚的心理治疗）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性而无须你有意去培养，甚至无须你提及这个词。
另外，有一些完全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被一个学生的一篇论文揭示出来。它的开端是关于生孩子的高峰体验，来自母性的欢乐等等。但它接下去转了话题，因为谭泽夫人曾发现，当生孩子是良好或伟大体验的时候，会有各式各样其他奇妙的改变发生。那时，许多事情在那位妇女的一生中都将改变。它可能有宗教转变体验的一些味道，或有类似伟大启蒙的效果，或类似伟大成功的体验，它强烈地改变了那位妇女的自我意象，因而也改变了她的一切行为。
另外，这种一般的研究在谈论“气氛”时肯定是既高明而又富有成果。由此我们可以制定非线性系统组织的体制并找出这种组织中出现一切良好效果的原因。
那么，这种创造性气氛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我们不能拣出某一种主要的原因盖过其他。有一种一般性的自由，像大气一样，弥漫全身，无所不在，而不是如同你在星期二做的某一件小事——一件特定的、可以和其他事件分割开的什么事情。能增进创造性的正确气氛、最佳气氛将是一种理想王国，或优美心灵的组织。那将是一种社会，它是特地为促进所有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设计的。在此范围内并以此为背景，我们然后才能用一种特定的“轮廓”，一种特定的格局，用特殊因素使某某人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匠，而另一个人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但没有那个一般的社会背景，在一个不良的社会中（这是一种一般的制度论述），创造性就会较少可能出现。
我们也需要治疗方面的类似物的帮助。我们从那些对这一研究和思想领域有兴趣的人那里可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们必须正视他们提出的什么是同一性，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什么是治疗和教育，在帮助人趋向同一性时应该做的等等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某种自我、某种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想为生物性的，它是体质的、气质的“类似本能的”。我们是一个物种，我们不同于其他物种。假如是这样，假如你能接受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为纯粘土可以铸造或强化成为任何预先设计的形状，像某一专断的控制者所要求的样子，那么你也必须接受作为揭示、解除束缚的治疗模型，而不是作为铸造、制造和塑造的治疗模型。这对教育也适用。由这两种关于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构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学习，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么，创造性是否是一般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呢？它确实经常会丧失，或被掩盖，或被歪曲，或被抑制，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碍，那么任务就在于揭示什么是所有婴儿与生俱来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个我们必须讨论的基本哲学基础问题。
最后，再说一点，一个特殊问题，而不是一个一般问题。问一问，什么时候我们不想要创造性？有时，创造性能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它能成为一种麻烦的、危险的、混乱的事情。马斯洛曾从一位“创造性的”研究助手那里理解到这一点，她把他曾研究了一年以上的课题搞乱了。她变得“有创造性”了，中途改变了全部事务，甚至连个招呼也没跟他打。
她搞乱了所有的资料，浪费了他一年的时间，把工作弄得乱七八糟。我们要求火车基本上正点运行，要求牙医一般不要发挥创造性。一个人有一次要动手术，还记得当时他一直感到不安和担忧，后来他见到了他的外科医师。很幸运，医师是一位精细专心型的人，非常干净利落，一丝不苟，这显然是一位十分正规、有节制而清醒的人。这个人宽慰地长出了一口气——这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这是一位能进行规范的、惯常的、平凡手术的人，不会玩任何花样或试验任何新方法或进行任何新的缝合手术实验等等。
这不仅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重要的，我们的分工要求我们听从命令，执行计划，不出意外。而且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仅就我们作为有创造性的工作者来说是如此，而且作为研究创造性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神化创造性的一个侧面的倾向，神化热情、顿悟，神化启示、高明的主意，神化夜半灵感的来临，并往往会低估随后几年的艰辛劳动，那是任何美妙想法要成为有用的东西都不可缺少的。
站在时间的角度上，那些美妙的想法其实占有我们的时间是很少的，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艰苦的工作。马斯洛认为：“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些麻木的孩子更多出在我们的门下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常常同意我的某些看法，因为我写过有关高峰体验和灵感等等的文章，他们就觉得这是惟一的生活方式。生活没有每日或每时的高峰体验就不能算是生活，因此，他们不能做任何枯燥的工作。
“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不，我不想做这件事，因为它不能使我感到愉快。’于是，我涨红了脸，怒气上升：‘什么话！你干，不然我开除你。’然而他认为我在践踏我自己的原理。我也认为，要对创造性进行更有分寸和更平衡的描绘，我们研究创造性的人必须对我们给予他人的印象负责。”
显然，我们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是，创造性像闪电在某一伟大而光荣的时刻击中你的头脑。
能创造的人也是优秀的工作者这一事实往往被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