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能知道你应该进行什么样的选择，什么样的选择最有利于创造你想象中的自我，并实现幸福生活呢？随着你达到了心理的自由，你的直觉就变得越来越可信，因为它们反映了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你真正的愿望和你真实的自我。当我们受到内外强制力对我们自己的阻碍时，我们的直觉就会受到曲解，其结果常常是自我毁灭。如前所述，你需要对自己作明晰的思考，有一个乐观的解释风格，因为它能使你尽可能地用最有成效的方式来对待生活。当你达到了这种思想明晰和精神和谐的境界时，“感觉不错”——你的反映意识和常识的证明——就是对你应该进行的选择的一个有力的和可信赖的指导。在这种良好的状态中，所进行的选择将有助于你创造一种丰富的、令人振奋的、具有挑战性的、有激励作用的、有意义的和有所作为的生活。它将使你不断地发展自己，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良好的心态是成功的标志
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例如霍尼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断波动之流的运动，任何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极度的神经症依赖必会受到预期的阻挠。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可能就是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他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而且，这些心理状态原来正是造成对完全依赖的因素之一。
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不断波动和彼此加强的长河中。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同样的，所有的因素都既是因又是果。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地位。除非他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否则他决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表露出很多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但这些厌恶性种族的性格却恰恰又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上。在此注明一点：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时动力学。
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决定的问题，首先是循环决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
即使这样一种发生分析证明一个个别因素在链条中一直处于首位，也根本就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用更熟悉的因果理论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是双向关系——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相互补充的变量。
不管安全的水平如何，但要想将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抗拒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
在健康的人中，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健康人身上发现坚持某种既定生活方式的倾向，倾向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
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程度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在最惊人的外部改变条件下，人格症候群有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恒常量。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却仍在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
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这种资料通常都受到误解，既然它们常常被用来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
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被提出来的真正观点是：精神病症是内部冲突和威胁，而不是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涉及个人的主要目标和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会对人格产生动力学的影响。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德国有一位极为富有的人，移居美国后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然而根据诊断证明，他具有安全感的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最根本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认为，如果能给予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各种龌龊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为一种外部引起的现象。通过了解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财政失败之前差不多也是完全同一类型的人。
从病人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得知这一点，还有许多其它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概念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
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即使这样，人们也只能暂时注意到这种变化。例如，一种遭受创伤的体验，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会出现一种自发性的重新调整，继而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它症候群趋势。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知识贫乏的妇女嫁给了一位性知识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性经验使她受到了很大震动。她的整个安全症候群的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安全感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侧面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如在她的外部行为、人生观、梦幻生活、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
当有人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法讨论了这一情况，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给予她一些简单的指点。于是，她受到鼓励，消除了疑虑。她慢慢地复了原，也许是因为这些交谈吧，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感，但她却再也没有达到她从前的安全感水平。
她的不愉快的经验遗留下一些轻微但却是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部分是因为她丈夫的自私。比这一永久的后遗症所更令人惊奇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婚前的思维模式和内心坚定的信念始终如一。
在第一个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妇女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伴随着缓慢然而却是彻底的恢复感的急剧变化。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是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也说明这种倾向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财政上的崩溃，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创伤性经验，可以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一般都可以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假如想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的变化，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除此之外，其它的因素都不会产生如此后果。
复原的倾向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假如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伴随同方向的变化。很普通的是，这种伴随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述的所有其它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决不会成为一种终局。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就极为罕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