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朝通过跟炎帝和蚩尤的战争巩固政权之后，开创了后世“一乱一治”的政治格局。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黄帝朝之前，是没有这个规律存在的。因为“乱”的根源必是武力，没有大规模的武力夺权，也就没有所谓的“乱”。但从东西方的政治来说，西方的“治”往往是昙花一现，只有东方的政治格局中，才会存在持续长期的“治”的格局。在这一点上面，黄帝功莫大焉。
首先来看看黄帝对战败者的处置。战争本身虽然可怕，但从政治上来说，可怕的不是战争，而是战后对敌对者的处置。西方战争以及一部分中国早期战争中，战后都是把战败者沦为奴隶，以血腥的镇压来对付政治对手。而黄帝则开了善待战败者和俘虏的先河。这一点一直被后世卓越的军事家采用为战争政治手段。这个手段对于人心的归附，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前面说过，蚩尤战败被杀，而蚩尤族的另外一个首领，则被黄帝任命为“兵主”，从精神上来说，“兵主”相当于“战神”，是一种非常高的荣誉。而从官职上来说，“兵主”则相当于“兵马大元帅”，是领军作战的主帅。这不由让人想起吕布被曹操所擒之时，对曹操说，以曹操的智力和他的武力，合在一起就能天下无敌。吕布最终被刘备的谗言害死了，而善战的蚩尤族却在蚩尤被杀死之后成了黄帝的兵马大元帅。这一点不难理解，蚩尤族从肥沃的中原被赶到苗疆边陲，急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这种政治劣势。为了整个部落计，他们非常需要通过发挥自己的长处获取功名，以图重返中原。只不过从此之后，无论蚩尤族怎么努力，他们在苗疆的命运一直延续到现在，数千年间，基本上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原。
但黄帝在当时，对于继任的蚩尤的重用和尊崇却是让人讶异的。不仅继任的蚩尤作了兵马大元帅，打仗的时候还将死去的蚩尤的画像高高地悬在旗帜上，各部落一见到蚩尤的旗帜，就望风而逃。蚩尤族成了黄帝镇压各部落反抗的急先锋。
对蚩尤族的这种任用，正是反映了黄帝的“新道德”。这种“新道德”并没有完全打倒原来的“旧道德”，却对“旧道德”进行了有机的改造。道德本身的作用，加上对人性弱点的利用，让黄帝朝的精神文明，在一个旧道德已经崩溃的时代，重新焕发了生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帝对于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有一种“重建”的意义。
首先，黄帝从一定意义上保留了原始道德的“顺应自然”的部分。后世道家将自己的学说叫做“黄老之学”，医家将自己的学问叫做“岐黄之术”，这中间都包含着黄帝族的贡献。黄帝不仅是一个旧道德的破坏者，也是旧道德的总结者，更是新道德的筑基者和建设者。当各部落为了旧道德和新道德的分歧而无所适从的时候，黄帝族不失时机地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黄帝族发扬了旧道德中与人为善的部分，又放弃了旧道德中迂腐机械的陈腐教条，老百姓喜欢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同时尽量将老百姓往善的道路上导引。可以说，后来大禹治水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黄帝这种超然精神的影响。
所谓“黄老之学”，就是注重人民本身的需求，“治大国如烹小鲜”，通过智慧而不是摆在那里的干巴巴的教条来治理国家。最大的善就是让人民快乐。而也正是在“黄老思想”的指导之下，也才有“岐黄之术”的诞生。如果不是这种“顺其自然”的思想的指导，黄帝族就不可能超越于中药学之外，独立地提出经络学说，以人体的内部运动作为研究对象，找出一条“不靠天不靠地全靠自己”的医学之路。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黄帝建立了一种公私兼顾的国家体制。这种国家体制的核心就是“井田制”。将每八户作为一“井”，每“井”0地划为九块，中间一块为“公田”，归领主所有，其他八块则为各户的“私田”。这样就在社会的基层确立了土地的私有制，而且耕者皆有其田，人人都不饿肚子。
为了避免部落之间的争战，黄帝深感部落的存在正是战争之源，所以为了淡化部落利益，他对行政格局进行了改革。以“井”作为基本单位，每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州”，全国共分九“州”。通过这样行政的划分，基本上打破了从前以氏族和部落为基础的原始政治格局。全国老百姓都是国家的人民，人民都只为国家负责，而不需要为氏族和部落负责。而各级官吏则是联系这种体制的纽带。这样，就形成了以国家的官僚机器代替旧时的部落体制的格局。
这种政治格局也许并不是黄帝的首创，早在燧人氏的时代，就曾经在部落内部进行了类似的实践。但像黄帝族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实践，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部落战争虽然还是时时发生，但国家观念却不断深入人心。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化中第一次出现了“天下为公”的概念。富有意味的是，“天下为公”的出现正是在私有制得到完全确立的基础上出现的。这说明“天下为公”这个观念本身，反对的是氏族和部落的集体所有制，提倡进行全国性的利益划分，财产集中到私人，只有国家有权对私人进行征税。人民成为国家的人民而不是部落的人民，部落战争失去了正当性。
从此以后，国家的“大道”得到推行，人民用“信义”和“和睦”的纽带联结在一起，尊老爱幼，帮扶弱小，关心弱势群体的观念得到奉行。而这也是黄帝朝建立的“礼”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黄帝是中华的“人文始祖”，一点也不过分。因为只有黄帝，才第一个将这种“大道”推行到全国范围内，氏族和部落失去了以氏族利益和部落利益侵扰其他百姓的合法性。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当然，以“大道”为核心的“新道德”，尽管有着黄帝朝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推行起来也是有着重重阻力的。各个部落不甘心失去部落利益，数千年中一再发起抗争。但抗争的结果，要么是被代表“大道”的国家镇压下去，要么是胜利后不得不成为“大道”的新的代理人。对于黄帝朝形成的这种制度，谁也不能从根本上进行动摇。
而以“大道”为核心的“新道德”，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新道德”的维续，是必须以官僚机器作为基础的。中国从此也形成数千年的官僚体制，随着官僚之间长期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的形成，最终必然从体制内部对体制本身发起冲击。但官僚体制内部的冲击之后，又必然爆发对于关系网的反动，通过改朝换代，官僚体制得以重建，关系网被打破，“大道”重新回复到良性。
而这也正是“一治一乱”形成的原因。历代知识分子为了制约官僚体制内部的腐败，想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办法，最终总是治标不治本。这一点直到引入西方的相关制度之后，才能够得到改善。
不过在黄帝朝，这种“一治一乱”似乎表现得并不明显。因为在官僚体制的基础上，黄帝还进行了另外的努力，那就是“以德治国”。黄帝朝虽然为“家天下”打下了基础，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天下”。黄帝是第一个“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典范。后世明君仁君无不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黄帝的治国方略。不过，自从“家天下”成为事实开始，就决定着任何一朝的君主都不可能将黄帝朝的体制彻底实践下去。因为“家天下”是跟黄帝朝“天下为公”的核心道德价值根本违背的。
黄帝的“以德治国”，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早期的原始道德，又对后期私有制产生之后的一些原始道德进行了拨乱反正。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六禁重”，也就是去掉六种过分的行为，这六种行为包括：奢靡的音乐；奢靡的装饰；奢靡的衣着；奢靡的香料；奢靡的食物；奢靡的住宅。这六种奢靡的排场都是在私有制产生之后形成的，也是贵族区别于平民的最大标志。黄帝为了限制贵族对平民的压榨，从根本上摒弃了贵族的生活方式。这样，黄帝就受到了民众的拥戴。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黄帝朝末期。直到黄帝的子孙也开始逐渐背离黄帝的制度，这种“六禁重”的制度才被打破。
除了“六禁重”之外，黄帝还专门设立了道德教化的官员。这些官员以节俭、爱民、信义等“新道德”来教化百姓，进一步加强了百姓的道德修养。什么样的百姓养出什么样的官，黄帝朝数百年的繁华，也由此奠下了基础。
除了“以德治国”之外，黄帝还采用了“以法治国”的方略。黄帝的法制既不同于后世的“法治”，也不同于后世以法家思想为核心的专制法制，而是跟今天的法制比较相似的一种制度。他任命法官和狱官，对违反道德和法律的人进行审理，情节严重的，被判为流放甚至斩首。黄帝的法制跟道德息息相关，法制的目的同样是惩恶扬善。而这样的法制，又对黄帝朝数百年的繁华有了更多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