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的说法还有很多，不过另外进入过名单的部落酋长也就只有“天皇”“地皇”“人皇”和“泰黄”了。这四个部落酋长分别以“天地人”和“天地泰”的顺序排列。“天地人”是根据三才学说，而“天地泰”的排列则比较有意思。其实这几个部落酋长都没有什么传说故事，只是根据推测，大约在神农之后，黄帝之前。而“天地泰”的提法更有代表性，大约是这期间比较著名的三个部落酋长。
传说在“天皇”“地皇”和“泰皇”中，以“泰皇”为最尊。这不由让人有些纳闷。“天地”之大，居然还有“泰皇”更在“天皇”“地皇”之上。其实这很好理解，故事也许是这样的：首先“天皇”做出了重大贡献，百姓无以表达尊敬，只能以“天”名之。后来有一个比“天皇”稍次的出来，就以“地皇”名之。再后来，又出来一个，竟然比“天皇”还厉害，所以在名字上已经不能更高，只能使用一个合适的名字，但在百姓心目中，这个部落酋长比原来的两个更有名气。只不过随着黄帝家族在中国统治数千年之后，这些上古酋长的故事已经流失，再也找不到踪迹了。
此外还有一些上古神话，神话的成分更多，史实的成分太少，由于本书尽量能够有一个连贯的历史，所以不录入那些故事。
因此“三皇”时代在这里将做一个了结，从这一章开始，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五帝”时代了。“五帝”时代是从轩辕氏代替神农氏开始的。从“五帝”时代开始，中国历史将成为以“气力”“谋略”为主，而以“道德”为辅的时代。
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我在这里有必要对“气力”“谋略”和“道德”进行解释。其实“气力”就是“武力”，我在上一章已经解释过，“谋略”也好理解，只有“道德”不好理解。因为中华民族自古就是“道德”之邦，而韩非子却说，黄帝以后，“道德”不再是衡量一个人好坏的标准，这让人比较费解。
其实在上一章我已经解释过，黄帝以后的“道德”，实际上是“礼”和“法”的延伸。“礼”就是等级制度，“法”就是为了维护等级制度以血腥作为驱动的法律。尽管中国古时候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一直是一个“法制”的国家。从黄帝开始，就有着一套严格的法统，用来维护“礼”。在数千年间，中国人可以杀人放火，但不能违反“礼”。在杀人放火上，“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抢得天下就是王，抢不到天下就是贼，全凭武力说话。但如果违反了“礼”，那就要被知识分子口诛笔伐。
当然，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礼”也不全是坏的。“礼”中间规定了尊老爱幼，规定了亲亲爱爱，这些都是好的。只是这些好的东西往往被封建法统所掩盖，就算有些好的方面，大多数时候也在做坏事。
提到“封建法统”，就会引起争议。因为按照史学，从黄帝到夏启，还在原始社会末期；从夏启到春秋，还是奴隶社会；只有战国之后，才是封建社会。其实一般的史学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纯粹的奴隶社会。实际上从黄帝开始到春秋时代，中国社会一直是半封建半奴隶的社会。这又让我们想起一个熟悉的词语，“半封建半殖民地”。没错，两者很像，但两者又有着区别。后者是让中国更加落后于西方，而前者却让中国从一开始就拥有比西方更加优良的政治基因。
从黄帝到春秋的“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是中国先民的一个创举。随着私有制的出现，部落之间和部落之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分配实际上已经开始形成矛盾了。以神农朝为代表的旧有原始酋长制，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要。在神农朝的统治之下，部落之间的矛盾冲突实际上一直都没有间断，战争常常爆发。所以神农朝为了维护“道德时代”的光荣传统，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之下，也形成了可观的战争力量。但战争力量的形成是一回事，神农朝这种“道德指挥战争”的现状，注定最后要被“战争指挥道德”的皇帝朝所代替。
战争跟道德是两个轨道的事情，拥有道德的一方固然在战争中占据道义，可以拥有更多的民心，但这不是永恒不变的。部落战争往往被原始道德的代表者所率领的军队镇压，但在镇压的过程中，也必然造成各部落对于“道德挂帅”的朝廷逐渐离心。因为利益的追求已经大过道德的追求。实际上，原始道德之所以产生，本身就是为了协调利益的。在利益追求方式的改变之后，原始道德当然不能适应新的利益。
所以以黄帝族为代表的“新道德”派别就逐渐发展起来。这中间肯定要经过非常痛苦的过程，最终才能形成黄帝族强大的军事力量。由于黄帝族抛弃了原始道德的包袱，在战争中就更加能够轻装前进，使自己的军事行动更加符合战争科学。战争的结果就是，神农氏被打败了，炎帝榆罔根本就不是黄帝族的对手。
但炎帝虽然失败，代表着“原始道德”的神农氏依旧有着一定的影响力。道德可以被改造，却不能被丢弃。所以黄帝可以打败炎帝，却不能杀掉炎帝。在黄帝的“新道德”运动中，还必须依靠炎帝。道德只有用道德的方式，才能够产生最终转变，这个道理是古今同一的。以黄帝的聪明，当然不会把自己逼入绝境。
而黄帝在依靠军事力量强行夺权之后，后来也的确得到了炎帝和神农氏部落的谅解。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没有道德很可怕，但战争更加可怕，炎帝明智地选择了妥协。
但炎帝妥协了，却有人不愿妥协。另外一个代表着传统道德的强大势力蚩尤族出场了。蚩尤族是一个跟黄帝族一样拥有军事思想的部落，而且很注意军事科学和军事科技的发展，在战争中已经使用了气象武器。但跟黄帝族有所区别的是，蚩尤族虽然战斗力很强，却依旧是一个对传统道德比较依赖的部落。尽管战斗中可以放弃一些细枝末节的道德，大的道德却不能放弃。因此在跟黄帝族的战斗中，蚩尤族依旧不能轻装上阵。在黄帝族改进了军事思想和军事科技之后，蚩尤族也难逃失败的结局。
只不过蚩尤比炎帝的命运要悲惨得多。这是因为，蚩尤本身不是道德的偶像，他只是一个道德的维护者。黄帝不敢杀偶像，蚩尤这样的维护者却不得不杀。如果不杀蚩尤，黄帝的“新道德”就推行不下去。因为那样一来，就会不断有“旧道德”的维护者跳出来，以激烈的方式跟黄帝的“新道德”唱反调。
黄帝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对待炎帝和蚩尤，与其说他是在战争中打败了这两个部落，不如说他在推行“新道德”的道路上进行了灵活的处理，将社会成本降低到最小。
而炎帝和蚩尤这两个障碍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去掉之后，黄帝就放手进行了他的道德改革。传说中黄帝非常聪明，想出了很多聪明的办法，成为后世的人文初祖。但实际上，单单以黄帝的聪明，当然是不能弄出这么多东西来的。黄帝的一大篮子制度，每一条每一款实际上都经过了战争的血腥考验。正是炎黄之前历次部落战争堆积如山的白骨，造就了新的制度被各个部落逐渐探索出来，最后在黄帝这里发扬光大。
而黄帝的道德改革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封建制度”。如果我们研究从黄帝开始以至周朝的历史，就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君主，都跟黄帝有着血缘关系。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后世的附会，而我却觉得是历史史实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尤其是在先秦时代，各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血缘传统是非常注重的，很少有人愿意认别人为祖先。而要解释这个现象，就只有唯一一个可能，那就是黄帝朝建立之后，黄帝及其继任者不断将自己的后代分封到各地，成为各民族的部落首领。当然，这中间也可能有其他的贵族也得到分封，只不过黄帝后代的势力一直都比其他势力更加强大。这种分封制依靠强大的军力得到保持。同时，从前败给黄帝族的其他部落，也没有像通常一样成为奴隶，除了被黄帝特别嫉恨的，绝大多数都保留了自己的平民甚至贵族的地位。而这种制度，就是典型的封建领主制，甚至比西欧的封建领主制还更为先进，因为这些部落并没有成为新首领的附庸，跟新首领之间，只存在统治和被统治关系。
黄帝之后，这种“封建制度”得到了延续，即使偶尔出现大规模将俘虏变成奴隶的事件，那也是君主作为一种“惩罚”手段的特殊处理，而不是常态。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西周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国人”发生暴动。因为臣民之中，平民本身就是绝大多数，奴隶只是少数。甚至牧野之战中所谓阵前倒戈的“奴隶”，那也应该是纣王征集的民夫。因为奴隶受到压迫是很残酷的，纣王绝不敢放心地让奴隶为自己打仗，那样就等于自掘坟墓。只不过纣王没有想到民夫居然也敢在阵前倒戈，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所以我说，中国从一开始就拥有了比西方更加优良的政治基因，因为从阶级社会出现开始，绝大多数百姓都没有失去自己的自由，甚至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衣食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