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烈祠中，入祠的前代与当代烈士自然不会有什么人觉得意外，进入汉奸坑可不是好事情。
龚鼎孳、冯铨、陈名夏三人，被作为先进典型，活活吊死后，尸体被烧成灰，然后在某个地方，被做成了跪像，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石碑，天地祖宗。
不问朝代，不问君臣，不问是非，只问天地父母，世道人心。
如果一个人自小出生于异族之地，说的是异族之语，吃的是异族之饭，那么及时是华夏血统，但扯旗攻击中国，也不会有人觉得如何。
而最让人憎恨的，就是那些从小就吃着中国人的民脂民膏，依靠着家族剥削的财富供养，脱产考中科举后，每日都是各种仁义道德的话来打压他人，但一到了关键时刻，就数这些儒生投靠的最快。
当然了，他们也有投靠的资本，所谓卖国无门，就是说的某些穷鬼了。
而将一个人烧成灰，骨灰做成跪像，树立其间，几乎是最可怕的惩罚，这是挫骨扬灰啊。
一开始，长老会只是将一些很早的汉奸的坟墓挖开，骨灰烧制，后来，对于大量曾经与异族联络的人，都开始进行了清算。
后世的时候，中国周边的藩属国，基本上都被剥夺走，而这些属国一旦被清洗掉忠诚于中国的势力，换了那些带路党上台，就难以对付。
后世的尼泊尔，虽然是小国，但对中国的忠诚可以说让无数其他属国羞愧，哪怕此过被洋人灭国，逐渐走上了被印度欺凌灭亡的道路，他们依然使用最后的力量，将一门缴获的英国火炮送到帝都去，希望我大清能够认识到这些红毛人的可怕。
可以想象，我大清没有听。
这次事变在历史上很简单，只是一次类似于警察行动的记录，但在水面下的影响却极其深远。
在这次以后，南方各地哪怕最疯狂而自得的书生，也不再做各种写几笔字，做点道德文章，就一步登天当首辅，进而大捞特捞的念头了。
但接下来呢。
对抗帝都，需要兵马，需要粮草，需要炮灰，需要金钱，更需要大义。
但最大的大义，朱慈烺就在帝都，好好的活着呢。
而其他几家亲王什么王，哪怕再有心思，再接连多次被胁迫后，也开始缩卵了。
最关键的是，长老会的经济攻势，初步显出了问题。
而这里面最可怕的，不是那些廉价的T恤，也不是那些什么穿越三神器之类的玻璃和小镜子，废话，饭都吃不饱，还买这个？
对中国古代王朝来说，盐税，最重要的是盐税，接着才是最重要的农税。
盐铁论的论述很简单，国家需要一个不必投入太多收税成本，只需要控制盐场盐井，就控制了巨大的财源，进而掌握国家财政。
要说盐，乃是百姓生活必不可少的物件，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人每天都要摄入一定的盐，历史上，大明仅江南几省就有超过近亿百姓，每年所需的食盐数量无疑是巨大，
盐税最早于汉武帝时期便被收归国有，从此之后，历朝历代每年的税收，盐税都占了其中一大块，只排在最重要的农税之下，有时候盐税甚至能占到朝廷每年税收的三分之一。
大明初期，盐的税收同样占到了大明每年税收的近三分之一，甚至有超过千万两的时候。
盐出自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贩盐绝对是一个稳赚不亏的买卖。
按照每人每天需食一克盐计算（最低标准），大明人口以一亿计算，每年便需要八千多万斤盐，如此天量，可想而知其中的巨大利益。
利益使人疯狂，盐业的巨大利益，自然而然的让涉及它的官员，大儒，勋贵，乡绅豪强等相互勾结，倒卖私盐，私盐成灾就会造成正规商盐盐价比私盐更高，交盐税买正规盐的商人越来越少，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按照长老会的调查，大明朝末年，盐税只能维持在十几二十几万两银子的程度，与大明开国初年时候的每年七百万两相比，堪堪只有十分之一不到，而大明初年的人口，肯定不如后期的多啊，可想而知差别有多大，仅盐税一项大明因此内年损失至少近七百万两税银。
别看私盐不用交税就以为私盐的价格会比官盐便宜，初期或许是，可一旦正规的盐商都被他们逼死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因为利益的驱使而胡乱涨价，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偏远之地的盐，甚至涨到十两银子一斤的恐怖地步。
穿越者的难题就在这里，你派去整治私盐的人，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以每年总数几百万两银子养肥起来的利益集团，你个穷鬼皇帝有多少钱维持忠诚？
盐税若要整顿，就必须以铲除沿海贪官盐商等官商集团为主，会涉及到其中一部分乡绅豪强，而且一旦勾连到内地，就直接完蛋了。
长老会对付这个问题的招数简直丧心病狂。
一袋从上海港卸船的食盐，唐山和其他河北沿海所出产的精盐，只卖一元共和通宝，考虑到在北方的进价之便宜，以及那精美的塑料袋包装，这场食盐战争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疯狂之中。
许多盐商不是没有准备杀手杀过去，但是在杀人方面，长老会领先他们太多。
这可以说给了南明各地政权一个打击。
南明因为都是气候温和之地，良田每年能收种两季，虽然有超过一半的地都是产量不高的贫瘠瘦地，也没有水利工程，但平均起来，每年亩产也有至少一石半以上，四亿亩也就是至少六亿石粮食，大明粮食的价格是一石粮食平均一两银子，当然，这个价格是太平时期的价格，当前天下大乱，很多地方的人被杀光，颗粒无收，导致江南的粮食也跟着涨了不少。
不过，就算按照太平时期的粮价收银，按道理说每年六亿石粮食所能产生的税收应当极为可观的。
但是，失去权威和威胁力，威信的南明政府，能收到税吗。
收不上税，是大明灭亡的根源，也是南明政府维持不下去的根源。
共和五年，南明的南京官府，总共只收到了不到三百万两银子，考虑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在之前还是全人类最富庶的地带，这个事实非常让人震惊。
因为大明对一些士人宗室的免税政策，农税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全额收上来的，只不过为什么差距会那么大。
要知道，大明只有举人以上功名的才能称之为士人，南明名义上控制的地区，举人以上的人物也有两万人，至于宗室，崇祯初年的时候有大约二十万人，经过李自成张献忠等流民的肆虐，杀死了不少，剩下的几乎都逃到江南来了，如今在册的宗室人口大约是十五万。
这些人，索性都不管他们了，也是狠狠心的事情。
也就是说士人加上宗室只有十七万人，根据大体情报，这十七万人，几乎掌握了大明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事实还确实如此。
就以当年的福王为例，仅仅他一人就占了大明五万顷上等良田，这虽然有当年万历皇帝胡闹的原因，其他藩王远远没有福王那么多，可是这十几万人的大明宗室，真要算起来，也至少占了大明四百多万顷良田，还有那两万拥有举人以上功名的士人也占了两百多万顷，加起来是近七百万顷，大明一顷是五十亩。
不到百分之一的人竟然占了五分之四的田地，很容易想象。
就以一个小镇为例，一个家里只有十亩良田的普通穷户，可是当有一天这个家里突然有一名子孙争气，考取到了举人的功名，按照大明的律法，从此这个举人直到他死之前，他名下的田产都是不用交税的，这立刻就有许多亲朋好友或是邻居，为了免于交税，自愿将自家的田地低价卖给这名举人，并跟这名举人签订租赁契约，成为这名举人名下的佃户，从此免于交税，甚至只是挂名的，每年只需要交少量的挂名钱给这名举人，当然，这个挂名钱必然是低于大明所制定的田税。
宗室同样如此，因为不用交税的原因，他们每年都有大量余银剩余，这些钱几乎都用来兼并土地了。
一个小镇，原本有一万亩交税的良田，很可能就因为出了一个举人或者分封了一家在官府有名册的宗室子弟过来，这个小镇交税的良田就会在短短的时间内锐减一半甚至大半，这样的兼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严重，百分之一的人拥有大半土地很正常。
其实所谓的乡绅豪强，大多是这些人组成，他们靠着朝廷的免税政策，以及许多普通百姓的私心，极为便利的时刻兼并土地。
士人也就罢了，到底大部分都身居官府职务，在为朝廷做事，可是那些宗室，却是真真正正的寄生虫，由于身份的原因，他们不能从商，不能考科举，不能做工匠，甚至亲自动手种地也会被其他宗室嘲笑，他们没有任何一技之长，几乎是被朝廷当成猪来养的，每月只靠朝廷发放的禄米和封地名下的田产租税为生。
不止是大明朝，每一个朝代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这些乡绅豪强占有太多的资源了，就连历朝历代的帝王都不敢随便得罪他们，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弄不好就会动摇朝廷统治的根基，再加上那些宗室们都是老朱家同一血脉的亲戚，不看僧面看佛面，就连崇祯时期最困难的时候，崇祯皇帝都不敢往这方面打主意。
真正的问题所在，土地收租，依靠各种盘剥，许多地主甚至可以收到土地收成的一半以上，考虑到佃户们的辛苦和前期投入，这个比例堪称杀人。
但是这是这个时代，他们能够搞到的最好的投资渠道。
这就导致地主购买土地后，土地能产生巨大的价值，从而往往让地主们更加疯狂的兼并土地，这也是一种恶性循环，兼并土地，老百姓穷困，没人消费，商业环境进一步恶化，于是资金涌入土地，土地被兼并。
尤其是过去几年，大量北方逃亡者南下，固然大部分都是穷人，立刻被江南的士绅当做了盘中餐，挑选苦力和女子玩弄，国家越乱，人民越是悲惨，这些士绅越是高兴满足。
而那些有钱的，却也开始一如在北方时候，大肆购买土地，勾结官府强买，准备在江南也学着好像北方那样的玩法。
几百年没有大规模战争的江南，自然比北方稳当。
但是问题也来了。
过千条大船，被用于天津到上海的海运，而后无数条拖船慢慢占据物流业主流后，许多财主地主的财产是直接被打死在那的。
连续三年的利润不足，粮食生意被北方打击，入不敷出，而北方突然呈现出的对南方的咄咄逼人，也让他们难以承受。
对于他们的世界观来说，匪徒过境进城，大兵过境入村，蛮夷入境南逃，而现在，最佳的选择却变成了结寨自保，虽然赚不到钱，但是起码粮食还能自给自足，可对于南明官府来说，就进一步的失去了收税的能力。
要收税，就要控制人员，可现在，随着李定国的大战，收不上税也很正常。
特别是传来了帝都开始清洗之前几年招降的儒生后，更是断了许多世代科举世家投靠的念头，虽然也有一些少数机灵的，转而开始研究公务员考试的东西，但是对大多数人的世界观来说，几辈子的思维观念是改变不了的。
1949年投国军的人，未必是傻子，只是多少年的世界观束缚下，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与选择。
到了共和五年的大清洗消息，和帝都大规模派兵去南洋的消息交织在一起，却是直接造成了江南几省的动荡。
原因其实很简单，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