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蒋介石说要反攻大陆。谁知蒋只是叫嚣而已，可王翔奇真是大祸临头。
由于我的台湾关系，我被清洗出大队办公室回队劳动。说什么“因祸得福”，可我是福没有得到，而祸却惹上了身。这事得从一九五九年说起。
那时全国大学向社会招生，朱书记接到通知后专门来和我谈论考大学的事，我因有第一次考大学的经历，故对考大学没什么热情。说实话我是真的不想去考，可书记好像顶认真地的，说什么机会难得，侬有条件不去考太可惜等等。书记的真诚劝说，我的心又动了，决定再次报考。这次我的志向很高，仅填报五只志愿，分别是：北京、复旦、南京、山东、厦门，五所大学全是五年制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考场在马当路的比乐中学，食宿在重庆南路上的第二医学院。由于有前次考试的经验，加上时间充分，复习认真，自知各门的成绩都考得比较理想，尤其关键的作文更是满意。考试结束在回家的路上，我忘乎所以已经沉浸在将去高等学府深造的喜悦之中。我是满有把握的等待录取通知书的到来，反正不管被哪只大学录取，五只大学都是全国一流的文科大学。
这时间龙沟大队正闹着分队，以黄家浜为界，浜南仍为龙沟大队，浜北另成立朱桥大队。朱书记调往公社副业部当领导，朱桥大队的书记和会计都是由公社党委调派来的，原来的郏队长任龙沟的大队支书。可是郏担心我去读了大学，龙沟没有会计怎么办。驻队干部是公社姓蔡的团委书记，他悄悄对郏说翔奇大学是读不成了，已被老朱回绝。原来那天市招生办派人来政治审查，接待的是朱书记，正巧团委蔡书记也在场。他听朱说王翔奇娘在台湾，本人是被川沙粮食局开除的。政审人员当场表态回绝。这事被我知道后真像晴天霹雳，我是万念俱灰，大学梦成了泡影。我原希望书记能在我娘的台湾关系问题上实事求是讲的明白，可他怎么反而诬蔑我是被开除的呢，难道他不想让我去读大学，他要留住我，他怕光台湾关系还不够非得再加重情节。他以为政审是组织之间的机密事，谁知没有不透风的墙。我是百思不得其解，书记这么做我是毫无办法。但对他我改变了初衷看法，他太缺德了，他毁了我的前程。所以当龙沟朱桥重新合并，他又调回当了书记后，我和他已无真情可言。当他和支部有的同志闹不团结时，我是站在朱的对立面，因此朱已把我当作眼中钉。说蒋要反攻大陆，一时间政治形势有点紧张，朱认为机会来了。当然清洗我是经过党委同意的。这次我是背了沉重的政治包袱到了生产队，我面对新婚妻子则是欲哭无泪，妻子已经怀孕。以后我是非得靠挣工分来养家糊口了。我是男工，男工组的主要农活是蔬菜田里浇水施肥，蔬菜上市，冬天麦田浇灌河泥，收获季节稻担麦担都是男工干的活。说什么男工是离不开一根扁担，挑两桶水要150斤多，如挑两桶河泥起码也得180斤。一天干十小时那得挑多少担啊。如逢早夜加班那得另算。当时城市大粪是计划分配的，有次队里到了粪船，男工们都去拔粪，就是把粪船里的粪挑到岸上粪坑里去。因粪桶担重，我的脚力不稳，走狭长跳板时一不小心连人带桶全掉在粪船里，弄得我全身是粪，真是狼狈不堪。妻子见我如此受苦暗自流泪。可我的农民战友们他们长年累月多是这么在干，他们挑担很轻松，干活时彼此谈笑极为平常。我的外表和他们一样，可内心痛苦，我是度日如年，但我还得每天挣工分，我得为即将出世的儿子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有天终于出事了。清晨四时，男工们开早工，菜田浇水，我和大家一样一担接一担在来回奔跑。突然觉得腰间作痛一下，我人顿时软了下来，我受伤了，渐渐地我痛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以后我得求医治病，病是慢性的，一时半会还好不了。这以后我不但无工分收入，还要治病。妻子是生产队会计兼记工员，两项相加，能得一个女劳力的同等工分，我的家庭成为连年透支户，为此我是只能靠变卖救一时的急，我先把一块英纳格手表给卖了，然后再把夫妇俩新婚时买的尼制大衣和其他衣服都给卖了。最后把家里的全部书籍刊物在自行车上足足装了一大箱子两麻袋到福州路旧书店去变卖，反正值钱的能卖的都卖了。我是一切为了过日子。
有次我经人介绍来到大木桥路江南新村附近一个拳师处推拿。付了诊金我回家时已经六时多了，我肚子很饿，看到点心店想进去吃一碗阳春面，可我一数钱，总共还有两角一分，吃一碗阳春面花一角钱，剩下一角一分人车过黄浦江需买两枚筹码缺一分钱。我想只好饿着肚子回家了。沿途经过斜土路，肇家浜路，打浦桥，老西门，中华路，有多少家点心店，我多想进去来填点肚子，就为差一分钱硬是忍着不吃，可是到了小南门，过了一家春，在董家渡路上点心店更多了。这时我已饿到极限，那就不管一切了，进店吃了阳春面再说。到了轮渡码头，买筹码缺一分钱，谁知管理人员一点都没有为难我，叫我把五分币代筹码投进箱柜我就过江了。但此事我是久久不能忘怀，我为吃一碗阳春面，为差一分钱而足足思想斗争了一个钟头，真是壹钿逼煞英雄汉。当然我不是什么英雄，可在那时我连狗熊都不是。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我的大儿子出生了，虽然是冬季，但我却替儿取名“春来”，我多希望我的春天能到来。过两年我的小儿子降临，我替他取名“展春”，我多希望春天能展示美好。又过了三年我的女儿来到人世，我又为她取名“春艳”，我更希望我的春天百花鲜艳盛放。儿女们的到来是我们夫妇俩的精神支柱，更使我们家庭有了温馨，增添了生活色彩。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年困难时期已过，城市又开始大建设，公社成立了建筑队，把农村的泥水木匠组织起来，参加城市建设。我的妻子听到此消息凭她曾在公社待过，去找了分管领导，要求能照顾我出来做工，李副主任一口答应，因我没有技术，安排做小工。当我到建筑队报到时，才知新上任的李书记曾在龙沟大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支部书记，我们在一起工作时关系很好。他知道我不是做小工的料，就安排我在办公室当统计，美其名为统计，其实是到各工地去考勤，工地在全市各区都有。我买了月票每天到各工地去汇集人工。虽是辛苦，倒也轻松自在，谁知好景不长。李书记得到党委一把手的通知要我回队劳动，开始他疏通有关领导想拖拖再说，他叫我住宿到工地，不要到办公室来以免被人瞧见。虽是拖了一段时间，最终仍逃不过去。李书记专程来到工地告知我非得回去不可，想到回队的可怕，我人立时有点晕，两眼望出去黑沉沉的。我知道曾经关心过我而后又互相反目的朋友还不肯放过我。我后悔不该有当初……当我实在毫无办法之下，我硬着头皮大着胆直接投到党委书记室找了宋书记，我把自己出自贫苦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母亲如何为生活而跑单邦被封锁在台湾，宋书记听的很认真，不时地发声：嗯，噢，是这么回事。当宋书记提到我的严重经济问题时，原来我是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这回我才得以辩白。我说我是会计根本接触不到经济，除非和出纳串连，否则是无法贪污的。再说出纳不是一直做得好好的，这下子宋书记才明白一切，只见他从衣袋里摸出一包烟，提一支给我，不过那时我还不会抽烟，最后老山东和善的对我说：“我知道了，你回去好了。”我出了书记室松了一口大气，我的难关终于过去，我又可以理直气壮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了。
接着农村开展了大四清运动，市委派来了四清工作队到花木公社。建筑队也进驻了工作组。当工作组在发动群众忆苦思甜时，我诉了苦。我的苦深，大家都深表同情，有的女同志竟流了泪。工作组组长把他吃的茶缸给我，让我喝口水。在运动中，我是积极分子，运动结束后李书记还把我列进了入党积极分子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