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不能理解为什么俄罗斯的土地那么辽阔，人口比咱们少几倍，竟养活不了自己，40%的粮食需要进口。有一次我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实际上他们的土地没有分，只是挂了个名而已。我问：“为什么不分呢？”他们说：“那怎么分呢土地有好有坏，怎么能分公平呢？我们现在正在争取组织一个评估委员会，对各个农庄的土地进行评估。”(笑声)我说：“哪有那么麻烦？我们的土地早就分完了。”他们很是不理解，问：“土地有好有坏，怎么能公平呢？”我说：“我们三天就分完了。把土地分成几块，好坏搭配，一家一份，如果还有意见，就大伙‘抓阄’啊！”(笑声)最后还要强调一次，计划经济的确是把人养懒养傻了，使工人不会做工，农民不会种地，更重要的是培养不出合格的、优秀的干部。计划经济那套体制真是把人养傻了我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第三个方面是我国正在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国家的发展包括很多方面，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工业化，另一个是城市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时，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这三个过程是同时进行的。工业化的同时，农民大量地进入城市，也就城市化了。在中国，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有一个城乡分隔户口制度。所以在我们工业化时，农产品进城了，农民却不准进。经过这20年来改革开放以及以前的50至70年代的发展，我们的工业已经上来了。但在50至70年代，毛主席在世时，他总觉得农产品产量上不来，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太少了，所以，不但不允许农民进城而且还让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口到农村去。但自从把地分给农民以后，粮食大量增产，农村出现了剩余劳动力，地不够种了。就像农村中常说的“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打工挣钱”，挣不到钱的地方就耍钱，即赌钱。乡镇企业又加快了工业化的步伐。但许多制度改革了，户口制度却不改所以从农村中进城的叫农民工，农村中的工厂叫乡镇企业，这也是中国特有的。有很多国外的教授问我什么叫乡镇企业，能否给它下一个定义。这真的很难说清楚，乡镇企业只能是中国特有的。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很不一致，所以，有些东西尤其像城市化是很难搞出中国特色的。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大一的学生，不知道你们入学时是否转了粮油关系。现在根本都不知道粮票是什么了，竟然还在转粮油关系！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当前的经济问题单靠经济本身来调整是不行的，应该依靠调整社会结构来改善经济状况，这当然是我们社会学家的任务！为什么要调整社会结构呢？我为大家说几个数字：1996年全世界城市人口数为45.5%，1999年中国城市人口数为30.4%，相差近1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呢？即在我国工业化水平达到中期阶段时，我们的城市化还处于初期阶段，我们的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极不协调。现在生产的很多东西是为城里人生产的，比如农民下地穿不了皮鞋，农民家的笼子里有鸡，地里有菜，也用不上电冰箱，难道他会把鸡放到电冰箱冷冻几天再吃吗？(笑声)我国现有34000万个家庭，其中有23000万为农户，但现在只生产1200万台电冰箱，还卖不出去？这23000万农户都买城市用品吗？而且他现在也没钱，所以有70%的人消费不了这些用品，现在商品滞销与此有很大关系。所以去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专门讲了“小城镇，大战略”。我的家乡在江苏，他们现在提出了“先富先进城”。人们流传一种说法叫“大富进大城市，中富进中等城市，小富进小城市”，现在是请农民进城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我国正由工业化向城市化转变。
第四个方面是我国已经实现了由温饱阶段向小康阶段转变，正在由小康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这将是一个比较长的阶段。现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已逐步提高，特别是沿海的某些地区，正在向富裕的社会转变。邓小平提出了“三步走”战略2000年基本就可以实现第二步了。但这只是“基本”，我们曾提出要在本世纪末解决贫困问题，但目前还有4200万贫困人口，要想完全解决的确是很困难的。1996年我国自己统计的人均GDP为760美元，1997年世界银行报道说达到860美元总量占世界GDP的第7位。世界银行的统计历来比我们早为什么会相差100美元呢？世界银行定的标准是人均785美元以下是贫困低收入国家，786美元～3125美元为中等收入国家，3126美元以上为高收入国家。它给中国定出这个水平不知是否与中国要“入世”有关，这个不太清楚，但中国承认是中等低收入国家，很正确嘛，860美元比3125美元差得还很远。
总的来说我们已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如北京或上海可以说是中等收入了，但我国70%的人还在农村，要真的说已全部实现小康了，也不很恰当，只能说基本实现，就全国说是正在向现代社会转变。
第五个方面是我国正从以经济发展为主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原来以经济发展为主，从1978年以来平均以每年递增9%以上的水平发展，这是很好的。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应该是同步的，协调的。不能经济发展了，社会依然落后，就像依然存在户口制度、城市化滞后一样。不能经济发展了，教育、科技、文化跟不上。1997年以后，中央领导已看到这个问题，而且现在的经济实力也有能力去发展社会事业了，“科教兴国”也受到了重视。各种社会事业都是相对落后于经济的。拿教育来说，我不是教育部门的人，说话可能会随便一些。这几年，我们的两个“基本”搞的不错，但高等教育却实在落后了，越来越不得人心。
我们中国历来重视教育，曾有一项调查，问一位贫困地区的妇女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她说最大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上一所好学校。所以说我们国家是有这个传统的，家长宁可借钱欠债也希望孩子上学，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但我们的教育系统恰好在这一点就卡住了，就不让你上！我们的教育落后到什么程度了呢我专门查了一些资料：国际的社会指标中我国各项指标都在中等发达国家以上，唯有大学教育比印度都落后得多。像你们千锤百炼能考进来很不容易，而且现在不仅考大学难，考高中都困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教育是不能这样的，教育部门要转变观念，改变目前高等教育落后的状况。今年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家规定要扩大高等院校招生，多招收33万人。这是大得人心的，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欢迎。但还是难以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需要，也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但总算有些缓和。除了教育，还有其他各个方面，因为时间关系，暂且不谈了。
另外一点，对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的改革也远远滞后于经济改革。比如我们现在的教育机制的问题，有人抱怨说教员不够是产生问题的原因。在国外，教员与学生的比例是1∶16或17，而在国内则接近1∶8，怎么会是因为教员不够呢？国外的教授一星期要开两三门课，而国内教授有的都不给本科生上课，学校教育体制中，各种后勤人员等非教学人员的比例有的都超过了教学人员的比例，这是教育机制问题。此外，我们的科技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等也都需要改革。以上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几个表现。
上面我所说的是我国向好的方向发展的一面，下面要谈一下我国面临的一些新问题。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简要谈一些。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方面。过去我们是计划经济，短缺经济现在情况都反过来了，就很难处理了。商品不是不够，而是太多了，卖不出去。物价不仅没涨，反而一直在下降，这怎么办？我们国家采取了很多种措施，比如扩大内需，但成效都不大。说个笑话，这也是事实。前几年我国是省长负责米袋子，市长负责菜篮子，因为那时东西不够啊！国外的省长是不管这些事情的。去年秋天，有一个省的副省长到北京来，我问他：“你们那里今年的情况怎么样？”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弄不好今年粮食又增产了！”(笑声)现在竟然为增产发愁了。所以，现在是东西太多难以解决，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农民收入上不去。全国70%的农民只买的东西，可见农民的收入状况不佳。所以我说现在的城乡差别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依我看，现在的市场活跃不起来，就因为这70%的人没钱。1996年以后，统计年鉴上表明，我国的农产品基本没有增加，棉花产量反而减少了，农产品的价格也在频频下降，总量增加，单价降低了，增产没有增加收入，农民的钱从哪儿来呢？另外，这几年，乡镇企业也一直在滑坡，生产的商品因市场疲软卖不出去。“民工潮”也“潮”不起来了，最多的时候为6000万，现在不多于5000万。国家目前关了很多小造纸厂、小纺织厂等，其中大部分工人是农民工。所以，这几年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是不断下降的。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的收入差别扩大。据有关统计，日本、韩国等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居民收入差别是缩小的，而我国的收入差别却在扩大。表现在：一是城乡差别扩大；二是区域差别在扩大；三是行业差别在扩大，金融、电力等行业的收入很高，人们中间流传一句话，说现在嫁人要找“五行一保，两电一草”，“五行”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一保”指保险公司，“两电”指邮电、电力公司，“草”指烟草。这反映了行业之间的差别。
第四个问题是社会风气的恶化。现在贪污、腐败等等问题也比较严重，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
怎么看待这些有利与不利的方面呢？我觉得首先要肯定这些年来的成绩。我们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其中也犯了很多错误。现在我们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这些新问题就要用新的方法来解决。但这个解决及转变是要有个过程的，不能太快，不能像过去那样搞“高指标”。
最后谈一下我们的社会学面临的新任务。第一点，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时代，正是我们社会学家大显身手的好时机。历数古今中外的各个社会学大家，他们的发展契机大都是社会发展中的某个特殊的阶段。而我们中国这两代社会学家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特殊的阶段，我们亲自经历中国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变全过程，这对社会学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应抓住这一时机。老外来中国做研究，很少有在大城市做的，大都是到农村去，因为他们想研究这个社会转型的变化过程，这种过程在他们国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当代社会学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各种形式把现在社会的变迁记录下来。例如1949年什么样子，1978年什么样，现在什么样，这是社会学记述的功能。北大现在正在做口述史的研究，如革命情况、分土地时期与人民公社时期的情况等。第二点，社会学家要参与到现代化过程中去，现在我们的改革面临很多问题，社会学家有责任、有义务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如科技怎么改革，教育怎么改革宣传又要怎么改革，城市化怎么搞，城市应当怎么管理，但切勿研究得过大过空，要实事求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具体地进行研究，拿出改革的措施和方案来。第三点，是社会学学科本身的队伍和学科建设。比如：社会学本身的制度建设及交叉学科的研究等，因时间关系不再多说，但我想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三个方面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搞好了都是大有作为的。
(1999年11月)
当前中国社会形势分析
我今天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怎么来分析形势，当前的形势怎么分析好，第二个问题是当前的形势。前面是铺垫，后面讲一讲当前的形势是怎么样的。
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跟社会形势是这样的，老师在讲台上讲的形势很好，你们看报纸也很好，电视看的更好，但是到了宿舍里面，几个好朋友在一起就不太好了。讲哪个地方工资发不出来，哪个地方农民包围了乡政府，哪个地方工人在市政府门前静坐了等等。反正这个形势，我们看到的跟听到的不一样。怎么来看，因为咱们这个社会比较复杂，所以有些人总听到好的，有些人听到不好的，怎么来看，我教给你们一个方法。
前年我到日本去，日本的东京，有一个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他们请我做报告。事前我也了解了一些情况，咱们的留学生一般看两份报，一份是咱们大使馆给留学生发的，《人民日报》
的海外版。海外版这八版差不多都是好的，很少有一两个差的95%都是好的，哪个地方通车了，哪个地方发现大油田，哪个地方大厂又投产了等等都是好事情。同时我们在那里的留学生还能收到“台湾”的《中央日报》。这个《中央日报》第二版就是大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学术讲座上的讲话。
陆版。那个上面就糟糕了，都是坏消息。他们说老师你看这两个报纸是怎么回事呢？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说《人民日报》讲的肯定是真的，《中央日报》讲的也不是假的。我说中国960万平方公里，12亿多人，一天要发生多少事情啊。《人民日报》(海外版)八版一天几百条消息，不用造假，肯定是真的。
何况还有5%是不好的消息。这个《中央日报》百分之百都是坏的。我说你们这两边的消息都得看。光看《人民日报》，咱们中国三年就赶上日本了，你要光看《中央日报》呢，你只信《中央日报》就麻烦了，中国共产党三年就得垮台，这肯定都是不对的，我说你两边都得看。我说你们在这里的学生，咱们大陆的学生可以既看到好的，又看到不好的。我们一方面是看到报纸、电台都是好的，另外在宿舍里、家里听到不太好的消息。所以我说你们得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就是说现在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现在分析形势好还是不好，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给你们出个方法，一分为二，全面地看问题，这是一般的方法。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现在中国正处在两个转变之中。一个就是从传统的、农业农村社会，农业农村国家，向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化的、城市化的社会转变。这个咱们叫社会转型，或者叫转型社会。我们社会正在转型，这个词是我们社会学家从国外翻译过来的。这个词咱们有些领导还不认，说这个词不好，社会要转型转到哪儿去啊，就怕转到资本主义那里去了。我们社会学每年要出几十个题，现在社会转型时期什么农村问题，转型时期什么家庭婚姻问题，这个转型不好听就改成新时期，反正是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