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写人，成为鄢国培创作的重点，虽然小说写了繁复的多条线索，曲折的故事情节，但重心还是落在对人物的刻画上，他认为文学是写人的，故事好编，人物难写。所以写人时，是人以事显，而不是事因人出，事随着人走，让人物活动在特定环境里，该哭就哭，该笑就笑。《长江三部曲》中从上至下塑造了一批能够让人记住的人物群像，读罢小说，几十个人物的面目清晰可见，除了朱佳富、陆祖福、杨宝瑜等主要人物之外，小说中的次要人物如蒋介石、陈布雷，下层人群如秋莲、张阿德、杨佑成、封大嫂、春燕、杨嫂子、封丽华、何大名等，都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这种大面积写人的规模，以及精细的人物刻画，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这些人物身份各异，却各具性格特色，写得人性饱满，栩栩如生，其命运又相互关联、旋转交错，这正体现了鄢国培写人的能力和技巧，也是《长江三部曲》受到读者喜欢，甚至在多年后还留有印象的原因。
《长江三部曲》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形象鲜明、性格饱满、有血有肉的又富有深度内涵的人物。这些人物和他们命运的跌宕起伏，很吸引人，也使小说的人物叙事显得真实可信。主角之一的朱佳富是贯穿“三部曲”始终的中心人物，他原本是留学归来的春风得意的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硕士，小说以他在涪陵出场作为开端，以他在杭州最后亮相作为结尾，是鄢国培着墨最多的形象。朱佳富从一个纯朴爱国的学生，逐渐转变为一个性格复杂、亦正亦邪的投机人物的过程，都是在川江航运盛衰的历史见证之下完成的，他与名门闺秀杨宝瑜的情感纠葛和发展，和他的命运发展一道，串联起了三部曲的多线索的叙事。另一条串联三部曲的线索是陆祖福和他的民成公司的命运遭际。陆祖福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华侵略的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时刻走上社会舞台的，是一个饱满的、具有独特个性的形象，既光彩照人，又有其局限，鄢国培既写出了他驰骋商界的才干、一心救国的情怀、果敢勇毅的气质，也写出了他各方面显示出的性格缺陷，使他成为一个立体的人物形象，一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成功的民族资本家的形象。
鄢国培在写人上，很会讨巧，那就是扬长避短。在创作《漩流》和《巴山月》（上卷）时，鄢国培就注意在描写人物时，发挥自己的所长，主要靠自己多年航行于川江的生活底子和对底层各类人物的细致观察取胜。他认识到自己对一些上层人物在生活中没有多少接触，更不可能有太多的了解，所以写出来就差劲，像写蒋介石就是这样。写《巴山月》时，他就尽量避兔写上层的人物，多写下层自己所熟悉的形象，这更有利于发挥自己的优势。到写《沧海浮云》时，他就曾经表示将专门写下层人物，上层的基本上不写了，在写人的类型上他有着清醒地自知。
四、地方民俗风情的长卷
《长江三部曲》另一个突显的特点在于，鄢国培在小说中浓墨重彩地渲染了长江流域的生活风貌，风土人情，勾画了一幅地方风俗人情的长卷。前面我曾说过鄢国培的创作基本是置身于当时的创作潮流之外的，他关注的是自己脚下这一方土地，熟悉川江小镇和川江流域大、小码头的风俗人情，也被一种地域的乡土情感所缠绕，在心理意识上存在着乡土原型中的“恋乡情结”，这一点也正体现出鄢国培作为地域小说作家的身份和特性。
鄢国培在写作《长江三部曲》中将政治风云寓于川江风俗画面中，把自己几十年来在川江两岸的山乡小镇的生活积累和深入洞察自然地融入其中，不仅在小说中浓缩进自己对乡镇生活的观察、思考与认识，而且将自己很早就熟悉的久蓄于心的风俗民情集聚于笔下，写出了川江流域几十年来的风云聚会，山川流走，社会风俗、世态民情，这使得《长江三部曲》富有生活实感，使读者似乎自己就走在川江小镇上，浓郁的地域乡土气息扑面而来，这也是《长江三部曲》受到读者喜欢的一个主要原因。
小说着墨较多的石牛场是一个典型的川江小镇，郑大小姐的烟馆、金家大院的兴衰、“野农山庄”的今昔、慈虎岩的传奇、熊管事的发迹等等，鄢国培的笔锋不疾不徐，细细展开，各种各样的土特产令人眼花缭乱，喧嚣嘈杂的叫卖声不绝于耳，各类人物也在这里纷纷粉墨登场，有穷酸的靠测字算命维持生活的落魄文人，有靠小买卖为生的市井小民，有白吃白拿的靠贩牛运盐致富的江湖混混和暴发户，这些人物多带有地域性的文化印记或历史的陈迹。“太白楼”的美孚灯和堂口挂着的记账粉牌并存，“贺胡子闹共产到了酉阳”的消息令几家欢喜几家愁。一个川江小镇的市井风情历历在目。再如小说中的重庆，一级一级的石梯坎，依山建筑的一排一排的店铺，街上一乘一乘的滑竿，路上一挑一挑的卖水担子，随着江水的涨退而随搬随建的捆绑房子，独特的洗脸风俗……点点滴滴的地域风情，在鄢国培的妙笔之下氤氲渲染，可谓涉笔成趣，引人入胜。
《长江三部曲》把鄢国培对地域民俗、世态民情的把握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与鄢国培对民间文艺的喜爱有关，小时候父亲摆的龙门阵，民间艺人的演唱的当地民歌等等，都使他耳濡目染地接受了民间故事和民间文艺的浸染，在创作中自觉地汲取了其中有益的部分，这使得小说中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民俗风情，具有了特殊的审美价值。
赋予革命以新的历史阐释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是一部3卷本100万字的长篇巨制，叙事的时空跨度宏阔，起笔于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而尾声终迄于6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小说以大别山一个山野小镇天门口为叙事背景，借天门口镇上的雪、杭两家几代人纠结在一起的的明争暗斗、恩怨情仇，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经临的各种政治大事件都容括其中，展开了中国社会近大半个世纪浴血的革命历史画面。
在《圣天门口》中，家族成为连缀与贯穿历史、文化寓意及作家思考的珠链，以此来显现中国革命艰难曲折的延伸与挺进的历史进程，和充满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文化意蕴。刘醒龙试图以当代性的思考去穿透历史纵深，以此来探寻被既定的革命史所隐含的被遮蔽的历史面貌，在对革命史所做的新的诠释的过程中，以自己对历史、革命的理解和认知，去还原自己所认定的历史和革命的本真面目。并且探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理性人格与世俗人性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冲突，人性在历史的节点上所做出的不同反应，以及对历史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
一、革命历史的另类解读
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是指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的历史题材小说，以既定的中国革命历史为创作题材，挖掘和再现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记忆，书写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和最终取得的胜利。这一类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特别是长篇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已经形成了近似公认的文本模式或者说是创作理念上的共识，既革命的先天合法与合理性，以其特定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构筑了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中的主体意识。这种共识在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成为最重要的思想基础，也成为文学话语中心的承载体。
对这类小说的理解，要从支撑它的两个支点，即革命和历史着手。首先革命是被作为预设的前提存在的，强调作品主题的革命性，以及所传输的主导思想和价值观念，还有对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弘扬。在很长一个时期，作家很自然地在这一前提下进行创作，很少有人会就这一前提的合理性进行深入地思考和论证。所以这一类革命历史小说不管是情节、结构或是人物，都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叙述模式，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肯定革命的必然性，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讲述革命战争传奇，讴歌革命英雄。但《圣天门口》同样作为叙述革命历史的小说，却是另寻出路，刘醒龙试图用一种新的个人视角，有意识地去突破过去一些有形无形中规定和限制着历史表述的惯有理念，用自己的笔，打造出不同于以往的占据主流的革命历史小说的文本模式。
1.摒弃倾向分明的阶级对抗的叙述模式
现当代革命史小说对历史的选择是有限定的，讲述的是既定的历史题材，作品表达出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阵分明，阶级矛盾双方所处的位置非常明确，作家赋予人物的阶级立场和情感倾向也都十分明晰。但这也同时也形成了此类小说模式化的通病，即二元对立的的构架，安排两大对立的人物阵列，由此形成人物之间的鲜明对立，以及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刘醒龙则努力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避免先入为主的、图解式的、概念化的表象叙述，并且有意识地模糊人物的立场，不做简单的是非对错的价值观判断。革命不再具有先天合法性，而可能变成某些人堂而皇之地实现个人欲望的手段和工具。
在《圣天门口》的叙事中，刘醒龙更多地是去挖掘人物，特别是革命者在大的历史背景和事件中隐蔽的私人的想法和欲望。作为革命者的傅朗西可以说是天门口收留了他，他的到来揭开了天门口革命历史的序幕，同时他也觊觎雪柠的美貌。杭九枫意识中的革命不过是为了杭家在天门口与雪家的对抗中占据上风，维持杭家的威望，接到命令北上的独立大队杀了通讯员抗命不从，继续留在天门口。杭九枫也曾跟随大部队在外打仗，但最终还是想尽办法跑回天门口，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在天门口他才是杭九枫，他心中的革命就是在天门口赶走自卫队，杀死马鹞子报仇。所以在小说中，这些人物虽然打着革命的旗号聚在一起，但是却各自有自己的算计，这样的革命队伍与过去革命历史小说中所谓的“纯洁”相去甚远。这一点也可能正是作者用心良苦之处，在光鲜的革命的外表下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尽量去还原当事人当时的想法。还比如作为天门口暴动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雪家，透过雪大爹、雪大奶、雪茄和爱栀的言行举止，又无法把他们入赘到敌对的行列，读者只能以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去求真求实。
传统的现当代革命史小说为人所诟病的地方，那就是人物形象的脸谱化、表面化，小说中的革命者大都是类型化的“人物群像”，是主流所认同的“高、大、全”式的为人民利益牺牲自我利益，甚至是生命的光辉形象，多数缺乏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小说《圣天门口》中，梅外婆、雪柠的善与爱，傅朗西的缜密的深谋远虑，杭九枫的刚猛匪气，常守义的冷血暴力，阿彩在爱恨中显露的野性等等，大多数人物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并且不管是对于良善与仁爱，或者是暴力与血腥，作者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几乎都是在冷静地叙述客观事实，尽量避免感情倾向性的流露。
2.从中国历史的血脉中寻找革命的源流
刘醒龙注意到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与中国过去的历史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力图从中国历史的血脉中寻找革命的源流。在《圣天门口》中，他全面引入了神农架地区广为流传的民族史诗《黑暗传》，并且模仿《黑暗传》的形式把这一古老的史诗延续到现代。革命历史小说一般重在表现历史进程中的新事物、新趋势，即使写到旧事物也是为了衬托新世界。虽然借助于传统文学形式或者说是民族形式的作品不在少数，但是这些作品大多用传统形式表现新的内容，而旧形式的内容几乎是被完全地剔除，但是《圣天门口》为了突出革命在历史时间上的绵延性，而引入了长篇的《黑暗传》，使小说中的历史连接到整个汉民族历史之中，可见作者所探索的不仅仅是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风貌，而是将其置于汉民族发展变革的大的历史背景和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去。
革命历史小说重在表现20世纪中国革命与历史的不同和优越性，表现某种“翻天覆地”的变革，尽可能将20世纪中国革命与传统区别开来，表现其新和异，不经意间造成了某种叙事的断裂。而在《圣天门口》中刘醒龙所传达的却是与之相反的看法，20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历史惊人的相似，从这点来看，刘醒龙确实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书写有很大的突破，革命被拉下神坛，神圣的外衣下掩盖的暴力血腥被挖掘出来直接展示在读者面前，这对已经习惯于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的革命概念的读者必然会产生某种震撼。此外，小说中还可以看出刘醒龙试图探索中国20世纪革命的源流，这种源头不在巴黎不在俄国，就在中国历史的血脉中，这样来看历史就是连贯的。这种双重的效果正是通过《黑暗传》的说唱词与情节发展的穿插实现的。
3.质疑性和反思性
在《圣天门口》中，出乎常规的是，革命的结局不再是剥削阶级被推翻，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的大团圆场面。对多数读者而言，似乎已经习惯了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常见的剥削阶级被打倒，劳苦大众翻身做主人的美好结局，这种模式意在通过革命的结果说明革命的代价是完全值得的，进而肯定革命的合法性，这种有关革命的叙事模式也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在小说中，在革命者傅朗西的动员下参加革命并献出许多人生命的天门口镇的村民发现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很多人为之奋斗牺牲却没有换来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傅朗西曾许诺给他们的“过不完的好日子”的诺言并没有实现。文革期间，傅朗西被林白送带回天门口批斗，这个被天门口所成就的革命者面对的是天门口人的控诉，“你这个说话不算数的东西，你答应的幸福日子呢，你给我们带来了吗？”“老傅啊老傅，没有你时，我家日子是很苦，可是，自从你来了，我们家的日子反而更苦”。通过这些普通老百姓的亲身感受，革命的结果不言自明，这也是对革命合法性的最有力的质疑。
作为革命者的傅朗西自身也对之前的作为产生了怀疑，并且深感自己罪孽深重，感到深深的悔意，所以他最后在被批斗时所说的自己甘心被批斗并不是姿态，而是真心地忏悔。如果说老百姓并不是革命核心事件的当事人，他们的话还不够说服力的话，那么傅朗西的忏悔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革命。
二、理想人格与世俗人性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