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王》的第一部《和氏璧》中，对于家喻户晓的和氏璧的故事，映泉做出了符合历史逻辑的大改动。史料上关于和氏璧的记载，原本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卞和三次献宝，而前两次楚王和朝臣“有眼不识荆山玉”，当面错过稀世之珍，直到双足被砍的卞和九死不悔地第三次献宝，荆山玉才被世人承认，成为价值连城的和氏璧。应该说，这个历史故事的主要旨趣在于其显而易见的道德训诫意义，在真实性上，是值得商榷的。小说家映泉对这个简单的故事提出了质疑，难道几代楚王都是瞎子？难道连宫廷玉工也分辨不出宝玉和石头？在质疑的基础上，映泉精心设计了线索复杂、寓意深刻的情节故事，创造出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传奇。在《和氏璧》中，雄才大略的楚武王熊通并非不识宝玉，而是有意利用宝玉做文章，通过各种“造势”，将荆山玉“炒作”成为楚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艰苦创业的标志性神物，卞和的两次被刖足，都成为赋予和加重宝玉“王者之宝”象征意义的政治牺牲。卞和第一次献玉，正值楚王熊眴接见天子和各国使臣之际，楚王为免宝玉落到天子使臣之手，也为了在天下人面前确立宝玉“拥者为王”的符号价值，先杀了说真话的玉工，迫使玉工出面伪证其为“石”，又下令砍掉卞和的左脚。卞和第二次献玉，是在楚武王熊通婚庆的大殿上，又值天子和各国使臣在场，武王又故技重演，砍掉了卞和的右脚。事实上，楚王一直知道荆山玉是宝玉，也一直有机会接受这块美玉到自己身边。但是仅仅一块宝玉根本无力改变楚国褊小贫弱的现状，因而心机深沉的武王熊通不惜牺牲好友卞和的双腿、亲生侄儿和一干玉工的性命，苦心营造和氏璧“王者之玉”的神秘价值，以此激发楚人团结一心、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并在世人面前塑造楚国必将王霸天下的大国形象，从而从根本上摆脱地小位卑的弱国地位。尤为深刻的是，这种争霸图强的权术逻辑在振兴楚国的旗号之下，从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合理性和说服力，甚至连作为政治献祭和权谋牺牲品的卞和，最终也在事实上对这一逻辑归于认同。征战至死的武王、誓死效忠的卞和、大义灭亲的邓曼、忍辱绝情的女荪、自刭谢责的玉工……楚国的崛起，就是在这样上到国君，下到庶人无私献身的精神召唤之下实现的。血泪相和的历史书写，在楚国从一个封地数十、爵位低下的小国迅速成为千乘大国、诸侯霸主的大的背景之下，获得了凌驾于悲剧之上的气质雄浑的史诗品质。
《楚王》对历史文献的二度书写和对历史空间的拆解重构，展现出来的这种混杂着历史荣耀和人性血腥的二重意味的史诗品格，既来自于文本独特的史料处理方式，又和一身“蛮”气的楚人品性和诡谲浪漫的楚文化精神相呼相应，汇成一曲壮烈激昂的楚文化的哀歌和颂歌。
二、楚人精神的符号化书写
《楚王》是一部企图透过历史史实和史料，触碰和捕捉历史进退之间楚人灵魂内质的哀歌和颂歌。映泉为了从纷杂的历史事件中抓住最佳落笔点，实现自己的这一艺术构想，非常智慧地使用了多种象征手法和符号书写，通过从历史故事中采撷和浇铸几个鲜明而凝炼的象征符号，来书写人物，将主要人物的个性特征投放到楚人性格的共性特征中去，显得元气充沛，意蕴深厚。
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注脚往往落在少数风云人物的身上。在《楚王》中，楚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凝缩为楚王的历史，浓缩为三位中心人物——武王熊通、文王熊赀、庄王熊侣的成长传记和生命历程中。而与三位楚王要么息息相关，要么血脉相连的生命意象，同时也是凝结着楚人国运的象征符号，就是在书名中被点亮的“和氏璧”、“先王剑”和“鸟之声”。
在《和氏璧》中，和氏璧作为一个象征符号，凝结着卞和、玉工、大臣以及女荪们的忠心，几代楚王奋发图强、自我牺牲的雄心，以及楚人与中原政治中心世代抗争，以求得到天子承认的决心。在《先王剑》中，“先王剑”作为王者权力之剑，和楚文王从残疾自卑、猥琐柔弱成长转变为雄强自信、英明诡谲的人格相互指涉，也和扶助文王成长的一众贤臣相互指涉，还跟文王典刑匡国、征伐安邦的辉煌事业相互指涉。在《鸟之声》中，“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大鸟，象征楚庄王呆鸟加神鸟的双重人格和矛盾性格，也象征庄王恩威并施、刚柔相济的治国手段和功过相混、得失难断的争霸功业。
在三者当中，以《先王剑》的符号化书写最为典型。作为仪表堂堂，武功赫赫的武王熊通的儿子，形貌猥琐的文王熊赀自即位之始，便沉溺于深深的自卑当中，直至自暴自弃，逃避王位带来的责任。但是，在母亲邓曼、斗世家族、申叔、丹姬等各派人物亦正亦邪、方法各异的教诲、劝谏、诱导之下，文王日渐成长为一个邪中有正、柔中带刚的贤王和枭雄，成为一柄出鞘的王者之剑。“先王剑”具有多重象征含义，它既是一把王位继承人持有的宝剑，又是先王留给文王堪为国家中流砥柱的贤臣良将，也可以是久经磨砺、终成大器的文王的人格之剑，是楚国成就霸业的王者之剑，是公而忘私、国而忘身的楚人精神之剑。值得玩味的是，与“和氏璧”、“鸟之声”不同，“先王剑”不见于历史记载，是由作者想象出来的核心意象，也正是这种超越了史料，以当代人的想像去激活的历史意象，体现出映泉不同寻常的艺术创造力。
正是基于这种艺术创造的自由想像和发挥，楚文王熊赀的性格形象在《楚王》系列当中，是最为圆润丰满的一个。映泉大力刻画了前后形象落差极大的人物性格，这种形象上的巨大落差与转变，和先王剑的意象之间形成了引人入胜的文本张力。一开始，文王仿佛歌德评价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承担了不适当的历史使命，像种植了过大的植物的花盆，将要被这一使命撑破。然而，随着叙述徐徐展开，在来自不同人的苦心孤诣的帮助之下，在历史事件的重重考验和洗礼之后，文王最终接过了振兴楚国的历史重任。文王的性格成长和转变，着墨最多而脉络清晰、真实自然，显示了人物刻画方面的大手笔。而文王的性格成长，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人格生长和自我完善，同时也喻示着楚国和楚人的精神成长，包含着厚实的象征意味。
三、现代语境下的文化招魂
《楚王》是一曲讴歌楚文化和楚民族精神内核的寻根之作和招魂之作。《楚王》虽然是写帝王，但并不是一部帝王家谱，而是以黄钟大吕般的旷世之音，高奏楚人精神与楚人智慧的乐章，讴歌拓疆土、抗强权的楚人功业和凶蛮血腥而又光明灿烂的“楚魂”。
楚文化的精神品质，混杂了野性浪漫和凶蛮刚烈、执拗坚耿和睿智诡谲，这些既矛盾又统一的品质在《楚王》中被刻划得淋漓尽致。身为主人公的三位楚王，个个是英雄也是奸雄，是贤明之主也是险恶之人。而楚国历史上升时期飞扬壮丽的史诗，总是伴随着血腥和凶蛮的一面，这种凶蛮和血腥，不能简单地视为历史的阴暗面，因为这正是早期尚未披上过于沉重的文明枷锁的楚人生命力满溢的征象。楚国的崛起，与楚人凶蛮血腥的性格大有关联，这正是楚人与日益陷入陈旧空洞的礼制禁锢的中原诸国的竞争当中最大的优势所在，《楚王》成功地揭示了这种双重的特性。
在《先王剑》中，成功灭息国、胜蔡国的楚文王在占有了蔡侯垂涎已久的息夫人后，与沦为阶下囚的蔡侯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文王熊赀问蔡侯为何对息夫人一梦数年，却迟迟不敢出兵灭息，抱得美人归，蔡侯答道“北方有周公之礼”，熊赀却再次大笑：“身背周公之礼却心生苟且之念，或者反过来说，心有苟且之念却背周公之礼，就注定了你的无作为，无出息。”显然，这里触及到新旧两种文明之间的对立和碰撞，以周公之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在青春亮烈的楚文化面前，显得腐朽而衰老。楚人正是凭借这种“蛮”性和血性，保持着侵略性和扩张性，才能成就崛起的大业。历史上，相对落后的文明往往比高度发达的文明更有活力和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楚文化的繁荣兴盛，是以楚人的野性和凶蛮气质分不开的。映泉在把握楚人“荆蛮子”的性格上，显示了辨证的历史深度。
在第三部《鸟之声》中，映泉的笔触开始更多地触及楚文化的阴暗面，前两部书中始终弥漫着的一种昂扬向上的氛围大为减退，虽然这时正是楚国事业的全盛期，但《鸟之声》中展现出来的却更多的是一种盛极而衰的历史的无奈感和宿命感。一方面，随着楚国立国日久，占地日广，征伐频繁，国家各种典制礼法不可避免地走向完备和体系，走向因循守旧；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可避免地开始走向分化，这一切为楚国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鸟之声》从一场血腥的宫廷斗争开篇。尚在幼齿之年的楚庄王熊侣亲眼目睹父亲弑君篡位，将祖父成王熊恽和叔父公子职和内殿的宫女们杀害，那种血腥与恐怖伴随了他一生。从此，熊侣走上一条假装无知轻浮、放浪不羁的“呆鸟”之路，以这种方式来保全自身。明里他纵情声色，荒废朝政，残杀谏臣，暗中却博览群书，试图找到报仇雪恨，玩弄天下于股掌的方法和答案。这种分裂的生存方式既是对他经历过的黑暗血腥的权术斗争的反叛，又日渐进化演变成为在权术斗争中韬光养晦、玩弄群臣的手段和智慧，形成了熊侣的呆鸟加神鸟的双重人格特征。而当他结束三年不飞不鸣的蛰伏之后，立刻就以诡诈血腥的手段，逼迫世代于楚国有大功的斗氏家族造反，并借机除掉这些威胁到他独裁地位的王公贵胄、旧臣世家。对外，他征伐不断，谋求对中原地区的霸主地位。《鸟之声》充满了阴谋与血腥，前两部中的积极向上的氛围，到此大为减弱。
如果庄王一直如此，那他很可能在历史上始终扮演一个心机有余而器识不足的楚君形象，不可能有后来的“春秋五霸”的历史地位。在《鸟之声》中，为促使狡诈寡恩的庄王熊侣走向转变，作者依托史实，加上自己的想象，设置了两个重大动因。
第一个重大动因，是庄王问鼎于王孙满的经历。一方是志得意满、骄横跋扈的楚王，率领胜利之师觊觎天子九鼎，另一方是势力没落的天子使臣王孙满，短暂交锋，根基浅薄的楚庄王就被虽无兵无卒、和蔼可亲但却又威仪赫赫的王孙满折服，认识到自身的轻狂与毛躁。从王孙满身上，庄王领悟到要想称王称霸，除了威加四海，还要修德以服人。从此他走上恩威并施，示德于人的自新道路。
第二个重大动因，是一代贤相孙叔敖的出现。流芳千古的贤臣良相孙叔敖治国有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治理下，楚国才能为频繁的征伐提供军需和保障，楚王的霸业才能实现。不仅如此，正是他的高风亮节和通透豁达的人生观念，启发浮躁险戾的楚王开始体贴子民，洞察人生，最后悔悟己过。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庄王熊侣可以说是《楚王》系列中性格最为复杂的一位。他心机深沉，暗图大计，却又浮躁轻狂，性情多变；他求贤若渴，重用贤臣，却又亲信近臣，以致孙叔早死，贤士寒心；他渴求霸业，穷兵黩武，却又假仁假义，屡失良机；他听从王孙满之言，立志修德，却又在牺牲楚国利益，外示恩义于诸侯的同时，对内失信于群臣，对为楚国操劳牺牲的功臣毫不在心。幼年时期目睹的宫廷血变让他终身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恐惧之中，而为对抗这恐惧，他又怀嗜杀之心，以血洗血，最终成为郁郁而终的独夫。庄王事业的走向迷茫，也代表楚国事业的盛极而衰。
事实上，当我们将庄王的功过置于现代文化背景的考量之下，有一点也许连映泉也始料未及。庄王问鼎于王孙满，从此转而修德，这的确帮助他成就了楚国一时的霸业。但从另一个角度，毋宁说，这代表了从先王熊渠开始的楚人自在自足的野性文明开始收敛，向以天子为中心的中原正统文明俯首称臣，这就埋下了楚文明走向衰微的根芽。从那时开始，楚人的凶蛮和凌厉之气开始消散，楚文化开始丧失本色天真的元气，从而失去了继续生长扩张的动力。数百年后，同样在礼法文明上落后于中原文明的秦国没有选择向儒文化靠拢，而是以法家治国，奖励耕战，最终破赵灭楚，统一了中国。参考秦人的国运，庄王在历史关口做出的选择中包含的得失之机，应该启发楚史研究者做出更深层次的思考。
长篇巨制《楚王》的当下意义在于，映泉通过对历史史料的捣碎重排，试图透过碎片化的历史现象，在当下语境中复活和反思古老悠久的楚文明的精神魂灵，为当下文明发展提供古代文明的镜鉴和参照，为在历史中既遭淘沥破灭，又被辗转传承的楚文化敲响招魂的编钟。在这个意义上，《楚王》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次文化的寻根。在《楚王》不厌其烦地细致铺陈的楚舞、楚歌、楚服的描写中，可以体会到作者试图在小说中复活楚文化的文学野心。虽然对楚文化的描写常常集中在歌舞服饰等表层元素上，对于楚文化的一些深层元素如巫文化的发掘还有待加深，但《楚王》基本抓住了古代楚人独特的文化内核，并掺入了映泉自己的个人化理解。这种个人化的历史叙事，也是当代人面对历史做出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审美感知和文学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