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柢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胡适和傅斯年亦师亦友三十年，傅斯年虽然在第一次听胡适讲课时，把胡适问得头冒冷汗，但在此后的日子里，傅斯年却很维护胡适，一直恭恭敬敬地敬重甚至保护着胡适。
胡适在写给傅斯年的悼文中说“若有人攻击我，孟真一定挺身出来替我辩护。他常说：‘你们不配骂适之先生！’意思是说，只有他自己配骂我。”
傅斯年个大且体胖，性格暴躁，1938年傅斯年在担任国民参政员的时候，因为中医问题，他与孔庚激辩，孔庚辩不过傅斯年，但又不甘败下风，便当众辱骂了傅斯年，气得傅斯年也说：“你侮辱我，会散之后我要和你决斗。”散会后，傅斯年果真拦在了门口，但他看到巳古来稀的孔庚身体那么痩弱时，立马将双手垂了下来，说：“你这样老，这样痩，不和你决斗了，让你骂了罢！”
他对自己的胖的辩词，更是精辟。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台湾省议会席上答复议员郭国基的询问后，突发脑溢血去世。“参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对外宣布：“傅先生弃世了。”这位李议长的国语不太标准，以致让一些记者把“弃世”听成了“气死”。议员郭国基以盛气凌人著称，因此这个消息如同一枚炸弹在台大的学生中炸开了。台大的学生纷纷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围攻了“省参议会”，要收拾郭国基。可见他在学生中的威望。
在如今的台大校门右侧，有一块空地就叫作“傅园”，“傅园”就是傅斯年的墓地。
年冬天，胡适专门去看望在87街职业女子宿舍的张爱玲，这是年轻的女作家始料未及的。
对于这次见面，张爱玲刻骨铭心，多少年后，她的文字中还流露出平淡而又深情的记忆：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他围巾裹得严严的，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头脸相当大，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我忽然一阵凛然，想着：原来是真像人家说的那样。而我向来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脚”，否则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来没穿大衣，里面暖气太热，只穿着件大挖领的夏衣，倒也一点都不冷，站久了只觉得风飕飕的。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赫贞江目睹了这次别离，却又将它掩入滚滚的泥沙之下。在这个热闹的河岸边，每天都有故事发生，每天都有人要离别，有谁还会记得曾经在这儿眺望碧波湖面的忘年交呢？岁月是写不完的殇，每一段殇都无可回避，年轻的作家也深陷其中，逃不出这个轮回的怪圈。就像她那铅华而伤感的文字：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块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拼不起来的碎片
胡思杜的一生是拼不起来的碎片。
年，北平被围，国民党展开“抢救行动”，用飞机空运陷在北京的专家学者。看着自己的父母匆匆地收拾行囊，胡思杜却淡淡地说：“我不走。”胡适夫妇感到很惊讶，问他原因，胡思杜说：“我是普通平民，没有任何官职，再说，我从来没有得罪过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来了也不会把我怎样的。”
胡思杜执意不走，江冬秀为此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再三叮嘱这是给他将来结婚用的。
年9月，胡思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去学习前，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皮箱细软和金银手饰存放在堂舅江祖涵家。后不久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
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希望您在美国很快就习惯下来。爸爸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听说前一向他的身体不太好。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请放心。
这是自离别后胡适夫妇收到儿子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
胡思杜在“革大”学习结束后，他到江祖涵家取回皮箱，自己解释说：“我要参加共产党，党员不需要金银财物，我拿去上交给组织。”这是他的东西，江家不好说什么，后来他果然上交。
年8月起，大陆开始了清算胡适思想流毒的运动。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国之音》。
月22日，胡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一一胡适的批判》一文，言辞尖锐，锋芒直指胡适：
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巳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思想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上改后，我想一定会诀绝消极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个性感情的。
年11月19日，胡适搭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抵台北松山机场。蒋经国代表蒋介石到机场欢迎，王世杰、何应钦、朱家骅等老朋友五六百人前来迎接，将胡适团团围住。据《中央日报》记者报道：“胡博士被欢迎人群重重包围，争相握手，被几十位摄影记者抢镜头，挤得寸步难移。他笑着说：‘我今天好像是做新娘子’。经过足足有四十分钟，记者们连成一个阵线，簇拥着胡博士发表谈话。”胡适异常动情地说：“当飞机飞近台湾时，我看见白浪环绕着的宝岛，心里感到无限愉快。下了飞机之后，又看见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心里高兴万分。”
当天晚上，胡适“晋谒蒋总统”，并与其共进晚餐。餐后，蒋介石出示了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倒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便情绪激动地反唇相讥：“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番话暗指1927年蒋经国留学莫斯科时，曾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此举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时语塞，只好尴尬地报之以苦笑。
当晚，胡适读了儿子思杜在《大公报》上刊登的那篇文章，他认为儿子此举是迫不得巳的，他说：“我们早知道，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没有言论的自由；现在我们更知道，连沉默的自由，那里也没有。”
月27日，胡适飞往台东，寻访自己曾经生活过的故园，只见自己儿时的故居巳成为一片荒丘。在故园遗址上，他亲手植下一棵榕树，写下“维桑与梓，毕恭毕敬。六十年前曾随先人寓居此地。今日重游，蒙诸老兄弟姐妹欢迎，敬纪谢意”。并深情地题下“游子归来”四个字。他还意外地找到了父亲在58年前曾穿过的一袭官袍。激动之余，胡适捐出了父亲著作《台湾记录两种》的稿费五千元，又加上二千二百元作为台东籍大专生的奖学金。
胡适吊唁亡父的时候却不知晓，自己的小儿子思杜此刻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随着内地批判运动的高涨，胡适的弟子、红学权威俞平伯也没能逃过厄运。1954年，大陆有人号召发动“马列共产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打倒“中国共产主义与马列主义思想的最早的，最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当代孔子”胡适。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之久，范围广力度大，彻底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条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等。
关于批判胡适思想的文字，前前后后有三百万字之多。这些文章，在大陆没有一个人读完过，可胡适全部都看了，并在有些地方做些富于谐趣的批注。胡适将其看做是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乃至政治信念的胜利，是另一种对自己的抬举和宣传方式。他一再和友人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四十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后来，大陆还派人去美国争取他，劝他回国：“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限，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于是他开始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学院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中立即决定施以颜色，打击胡思杜的嚣张气焰。
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胡思杜曾经交过一个女朋友，但是由于成分不好，后来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亲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
年9月21日，胡思杜终于承受不了打击，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胡思孟到达时，看到学院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学院领导告诉胡思孟，说你这位不争气的阿斗式堂弟胡小三儿，脑后确实又像魏延一样长着反骨，他的做法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至于畏的什么罪，自杀的具体时间以及死前死后的具体细节，学院领导没有说。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巳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巳死去好几天了。
在胡思杜的枕头底下，胡思孟发现一封遗书，是写给自己的，满纸辛酸：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巳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因胡思杜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学院领导追问具体细节，只好怀着悲痛与学院的打杂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个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并立了个小木碑，如今巳经找不到了。
在胡适与江冬秀的有生之年，始终没有等到胡思杜确死的实信，尸骨散落在何处也无迹可寻。后来，胡适的长子胡祖望在台北南港父母合葬的墓旁，为弟弟安置了一块小型四方纪念墓碑，上书“亡弟胡思杜纪念”字样。
十五年前，胡适曾与小儿子思杜共赴大同，胡适在火车上作了一首打油诗：
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
堂堂好男儿，不作自了汉。
想不到十五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作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
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和荒诞，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有前仆但无后继的悲观黑洞里。我们继承了先人的智慧，却摒弃了他们的尚德。无用之功业巳无法抚慰那些破碎的魂灵，也拼凑不出一颗完整的心。这些被历史的铁骑狠狠踩入土里的碎片，由于没法呼吸，静静地看着自己腐烂，分解，却透不出一声呻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