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县通过第二次分田以后，毛泽东等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得到贯彻落实，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进一步高涨。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进入苏区后，全面否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土地革命路线，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的“左”倾政策。1932年5月，江西省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检阅过去分配土地的工作时，即据此认为：“过去江西分配土地是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人口为单位平均分配已是非阶级的全民土地革命”。为着纠正过去的“错误”，“老苏区各乡各区，应组织查田委员会，实际清查并公布分田名单。在新的区域，也同样要执行查田……”
1933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局负责人博古在《红色中华》第51期发表文章，提出要在老苏区彻底进行查田运动。随后，中共中央局责成临时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临时中央政府遂派土地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在瑞金叶坪乡开展查田运动试点工作。
叶坪乡系云集区第四乡，有叶坪、洋溪两个行政村和10多个自然村，2700多人口，是当时党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所在地。查田工作“先从组织贫农团，展开宣传工作着手，大讲怎样分析阶级，打倒豪绅地主及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的重要。”群众发动起来后，由贫农团和查田委员会讨论决定被查对象，让他们填写“阶级成分调查登记表”进行自报，然后由查田委员会进行调查核实，要求“对每一个被查对象，都必须充分掌握材料，反复研究，仔细推敲，加以取舍。”当时确定的阶级划分原则是：“那些革命前三、五年连续剥削人的材料（如收地租、放债、雇工、收牛租等等），应该作数；那些时间太远了或是非长期的，应该不算。把剥削的时期，剥削的项目和分量弄清楚，甄别真假，然后提出应确定为地主、富农或是中农的意见。”并由查田委员会提出交党、政、贫农团等各个组织讨论通过。争论比较大的还需经过群众大会通过。被确定为地主、富农的名单，经上级审查批准后，向当地群众公布，并报告没收的土地、粮食、牲畜、家具、衣物等，将实物分发给贫苦群众。
叶坪乡的查田运动试点工作用了20天左右的时间，“共查出28家地主、富农，连原有的4家（其中一家由富农改为地主），共32家，约200口人，经过广大群众斗争之后，连混入党支部和乡政府代表会的坏人也查出来了。”同时，“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共700多亩，除补足少分田人家的田地和留足红军公田外，全乡平均每人增加了1石2斗田（1亩合3石），中农也得到了利益。”
二、查田运动的全面开展
为推动全县查田运动的开展，1933年4月，瑞金县工农兵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县城杨家祠召开。会议着重讨论部署立即在全县开展查田工作，确定县苏主席杨世珠兼任全县查田委员会主任。会后，查田运动即在全县各区、乡全面展开。此前，做了以下几项准备工作：一是由县苏维埃政府主持开办查田训练班，各区、乡派干部和积极分子到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派回本区、乡组成查田委员会，领导查田运动；二是进行干部交流，将先进区的干部派到落后区去帮助查田，叶坪乡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到训练班和后进区去介绍开展查田运动的经验；三是安排中央、县的领导干部到各区乡指导查田运动，其中中央土地部工作团到黄柏区，王观澜在结束叶坪试点后到云集区，县苏维埃政府特派员李日振到日东。
正当查田运动在全县全面展开的时候，中央加紧了对查田运动的领导。1933年6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6月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决定在中央苏区内“进行普遍的深入查田运动”。6月17日和25日，瑞金、会昌、长汀等八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和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先后在沙洲坝和叶坪召开，查田运动旋即在中央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瑞金首当其冲。1933年7月23日的《红色中华》报，在《查田战线上的捷报——瑞金清出大批豪绅地主富农》一文中称：“自从查田运动大会后，瑞金各区群众大活动起来，在这短短的十天当中据各区消息，已查出的地主富农如下：壬田区查出富农121家，土豪地主高利贷者127家，共查出田18000担，共筹款15000元；踏迳区已查出富农39家（内有反动10家），地主24家，土豪2家，高利贷者1家；渡头区已查出土豪1家，地主25家，富农16家；瑞林区已查出地主7家，富农20农；武阳区已查出富农23家，地主4家，高利贷1家；城市区查出富农18家，地主56家；桃黄区已查出富农21家，地主10家；九堡区已查出富农38家，地主27家，土豪2家。”黄柏区还被授予“查田运动模范”奖旗。
三、查田运动对瑞金的影响
查田运动一直延续到1934年5月至6月间。其间，由于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形势越来越险恶，各地全力以赴搞扩红、支前运输等工作，查田运动无法继续进行。
查田运动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极力推行“左”倾土地政策而发动起来的，给中央苏区造成诸多不良后果。这次运动过分地打击了地主、富农，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使他们精神恐惧。诚如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中以瑞金为例所指出的：“瑞金城区的查田，一开始就按家按亩去查，查得中农恐慌，竟有中农跑到苏维埃来请求改变自己的成分。他们请求改为贫农，他们说：‘中农危险得很，推上去就是富农。改为贫农啊！隔富农就远了一点。’这样沉痛的呼声，还不值得我们倾听吗？黄柏区洋古乡的同志们向群众说：‘查阶级不查别的，只查中农、富农、地主阶级。’踏迳区的同志，插起旗子遍查，查得一部分中农恐慌跑到山上。”
另一方面，由于瑞金的查田运动一直得到毛泽东的关心指导，由于毛泽东坚持抵制和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这次查田运动在全县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叶坪乡查田试点一开始，毛泽东就指示负责试点工作的王观澜：“必须发动当地群众，必须彻底肃清当地的封建、半封建势力；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发动起来的基础上，把他们真正地组织起来，把各乡工作做好，变落后乡为模范乡，最大限度地发挥群众力量，支援革命战争。”云集区的查田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又亲自到会听取各乡的汇报，并对各乡苏指示：“大家抓紧办好三件事。第一，要扩大和组织积极分子的队伍，每个乡要从现有的四五人扩大到二三十人，这样就可以带动全乡的群众；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地调查核实地主、富农的罪行材料，已经查清楚的，要整理好材料，还不太清楚的要抓紧调查核实；第三，要做好广泛发动群众工作，要让群众自己来跟封建势力作斗争，揭发地主、富农的罪行。”由于组织严密，发动了群众，避免了以查田查阶级为理由公报私仇的现象发生。而对云集区一乡的杨衍槐，三乡的谢瑞兰、乐云龙等确属漏划的地主重新予以划定，从而打击了封建势力。
毛泽东在领导查田运动过程中，根据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分类指导各地的查田运动，有效地抵制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干扰。当查田运动迅猛开展起来并出现各种“左”的政策之后，毛泽东所撰《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经中央政府批准，作为划分阶级和纠正查田运动中的错误的依据，迅速遏制了各地乱划地主、富农，不断扩大敌对面的偏差。为保证瑞金查田运动的健康发展，毛泽东经常深入各乡村找群众谈话、了解情况。云集区苏主席朱开铨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要我们及时了解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对群众发动起来后出现的过左情绪，要我们进行教育和引导，不要害怕……一定要注意防止侵犯中农的利益。我们要有明确的阶级路线，让地主、富农混入贫农团是有害的，将自己的人划到敌人方面去同样是有害的。对于地主兼中小工商业者，他主张只没收封建剥削部分，反对把工商业都一概没收的做法。他说，我们做干部的就是要随时了解情况和注意掌握政策。在群众对党的政策有某些不理解的时候，一方面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一方面要做宣传解释工作，使群众接受并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这样查田运动才能健康地发展。”毛泽东在极力限制打击面过宽、纠正错误思想发展的同时，号召各区乡“在合理分田的基础上把生产搞好，把工作搞好，纯洁党政组织，巩固苏维埃政权，支援革命战争。”由于毛泽东的正确引导，全县各区乡查田运动中错划的阶级成分迅速得到纠正，仅黄柏区和桃阳区就更改了120多家地主、富农成分。
经过查田运动，群众发动起来了，各项工作搞上去了。叶坪乡原来是个落后乡，什么工作都搞不起来。徐特立（时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在叶坪试办一所学校，动员群众上学，但很少有人来。扩大红军及其他工作也一样，缺乏生气，死气沉沉。“经过查田运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把隐藏的地主、富农挖了出来，全乡劳苦群众每人大约平均多分了9分地。还健全了支部，组织了贫农团和雇农工会，各项工作都搞起来了。”
着名的“三升米运动”，也是经过查田运动以后发动起来的。当时，蒋介石加紧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和经济封锁，前线的粮食十分紧缺。毛泽东找到朱开铨，要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约三升米。云集区有28000多人，每人节约三升，就可以节约840多担米支援前线。朱开铨当即在全区进行动员。“大家听说毛主席发动号召，家家捐献，人人出粮，三天之内共捐出1000多担，超过了原计划的四分之一。在云集区的模范作用带动下，全县其他8个区290000人民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担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在扩大红军、纯洁队伍等方面，查田运动也给云集区带来了新变化。1932年“红五月”扩红，云集区只扩大了9名红军；1933年“红五月”扩红，云集区扩大红军1020名。毛泽东表扬了云集区的查田运动成绩很大。
扩红运动及瑞金模范师的成立
一、扩红运动
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连续的军事“围剿”，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巩固苏维埃政权，瑞金人民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的号召，把自己的优秀儿女送去参加红军，武装上前线。
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令；同年5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决定“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的冲锋月”，中央苏区发动“红五月”扩红运动。
中共瑞金县委及时成立了县一级干部组成的突击队，分头到各区做宣传动员工作。县工会、共青团、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革命互济会、反帝拥苏大同盟等群众团体，也纷纷行动，予以配合，很快地在群众中掀起了扩大红军的热潮。他们把当红军当作自己的义务，踊跃报名应征。九堡区模范赤少队5天内就有181人参加红军。桃阳区山崇的李贤胜3兄弟，黄安区梅岗的洪先滨、洪先浪、洪先彩、洪先金4兄弟，分别同时加入红军。云集区坪山乡妇女曾来英、谢来发娣、谢玉英，不仅动员了自己的丈夫当红军，还宣传带动了本村14名青年参加红军。一时间到处是父送子、妻送郎、兄弟争当红军上战场的动人场面。
党团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头参加红军。县苏主席、土地部长、工农检察部长等34名干部自动报名加入红军。中共黄柏区大柏地支部整个支部加入红军。县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主任邹景春在武阳区“五卅”群众大会上动员群众当红军，他号召说：“我去当红军，大家都去吧！”当时全场700多群众一齐回答：“大家都去！”700多群众便光荣加入红军了。这样光荣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扩红运动高潮中，涌现一大批扩红模范集体。云集区竹坊的赤卫军、少先队整营整连加入红军，评为扩红模范。云集区石园乡扩红完成200名，超过原计划一倍；黄安区陂下完成扩红任务80名，也超额完成了，被评为扩红模范乡。
瑞金红五月扩红取得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在短期间内就集中了4500多人入伍。紧接着，瑞金又积极投入到苏区工会、青年团组织的成立“工人师”“少共国际师”运动中去。黄柏区富溪乡一次就有93人加入工人师，其他地方紧紧跟上，全县很快就有500多人加入工人师，超过原定扩红任务。1933年8月1日，红军工人师在瑞金南郊竹马岗成立。少共瑞金县委积极动员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创建少共国际师。在全县各区书记联席会议上，每个区都制订了竞赛条约。会后，黄安区154名（团员占一半）、云集区100多名、黄柏区数十名青年争先恐后加入少共国际师。
1933年8月25日的《红色中华》详尽报道了“瑞金七月份扩红成绩”：黄柏区306人、下肖58人、瑞林124名、城市21名，桃黄67名、沿江13名、踏迳23名、壬田740名、九堡138名、沙星148名、新迳35名、武阳36名、黄安29名、渡头46名，全县共扩大红军1953人。
1934年5月，扩红运动再度掀起新的高潮。瑞金县委宣传部部长杨保康、副部长邹庆南，军事部部长朱学禹，少共瑞金县委书记刘忠林、县队部参谋长阙彪林等7个县级干部首先报名加入红军，产生了极大的号召鼓动作用。在他们的带动下，九堡、下肖、下洲、武阳、合龙、壬田、城市、官仓等区干部踊跃报名，走上前线。下肖区杉山乡梁秀英、梁发英等“四个女英雄”除自己报名参军外，每人均动员了一个班的人加入红军。清水乡竹山下村16户人家，有11户的青壮年全部参加红军。仅5月份一个月，全县就完成中革军委下达的“三个月完成2000名”的扩红任务。为此，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自授予瑞金“三月计划，一月完成”的优胜奖旗。据6月25日统计，到6月20日止全县完成（扩大）赤卫军14791名，少先队7866名，模范营4476名，模范赤少队2682名，合计完成（扩大）29815名。{11}8月25日，河东区模范营全体指战员又向中革军委写信，坚决要求武装上前线。28日，中革军委复信，批准他们的要求，将他们编入补充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