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大惊，立即报警。警方上下搜索，也未能发现杨烨的踪影。无可奈何的乃迭只好只身随格林前往伦敦北郊密尔希尔区的姐姐家。
“我已经大败了！”乃迭一进门，就两手一摊，一脸无奈地对姐姐说。
几个小时之后，杨烨风尘仆仆、汗水淋淋地出现在希尔达家门口。杨烨从未告诉任何人他是如何从机场来到姨妈家的。
但不难猜出，身无分文，又受过严格长跑训练的杨烨一定是从希思罗机场徒步跋涉十多英里，找到姨妈家的。
在那几个小时里，他都经历了哪些思想斗争？从机场失踪是否意味着他想象一滴水融入大洋一样消失在伦敦的人群中，人不知鬼不觉地融入他“自己的国家”，从此把他的过去一举抹煞？尽管他讲一口纯正的英语，但没有钱、没有合法证件，他的此举此念是否已经在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杨烨先后在费·格林、教父迈·萨利文和姨妈希尔达家居住。乃迭在返回中国前与杨烨匆匆见了一面。看到儿子面色红润了，眉头舒展了，乃迭深感欣慰。
一九七六年一月，乃迭回到北京后给霍克斯写信，大谈儿子：
我离开伦敦前见到了我儿子，现已改名为大卫·萨利文。看到他的身体状况有明显改善，我很高兴，尽管他不肯同我说话。他仍有一些目前无法克服的问题，如拒绝承认他的中国国籍，拒绝出示身份证件，也不要申请学校入学。
不过他很想找一份工作，尽早自立，也有过几次工作机会。我想当他一旦意识到人人都必需按规章行事才可以工作，他也就不会拒绝出示证件了。他现在常常帮朋友、邻居修剪树篱、劈木头、洗汽车等等。他也不惜去很远的地方访问他所认识的寥寥无几的朋友。他下决心一定要喜欢英国。他对英国的第一点批评是“这里外国人太多了”。他的根深蒂固的清教徒式教育常常会占上风，他对我的姐姐说，这里的许多电视节目都毫无意义，荒唐之极。这至少表示他还是有一定的判断力。
乃迭还在信中婉转地提出，不知霍克斯在伦敦的女儿们是否愿意邀请大卫外出社交，她和姐姐希尔达都很希望大卫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年轻人。“当然大卫也不是个容易交往的人”，乃迭也让他们有心理准备，“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在中国的全部经历一概否定并遮蔽起来，而对英国他又了解甚微。”
杨烨虽然有过几次工作机会，其中不乏理想合适的工作，比如翻译科技词汇或文献，牛津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翻译编辑工作，都因杨烨拒绝出示证件，拒绝承认自己的中文名字而付诸东流。但乃迭对儿子的康复仍然很有信心，她对朋友说，认识大卫的人都喜欢他的温文尔雅和甜甜的微笑；除了不习惯说中国人通常不用的“请”和“不用了，谢谢你”等字眼外，大家也都觉得大卫是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
最令人欣慰的是他已经不再紧锁眉头了。
杨烨当然也在努力地去适应和喜欢英国的生活。一九七七年春天，姨妈家的后花园草坪一片嫩嫩的新绿，抽出新芽的月季丛中火红的郁金香和黄灿灿的水仙花亭亭玉立。杨烨一早帮姨妈推剪草坪，剪碎的草尖嫩绿散发着阵阵清香，生机盎然的春色令人陶醉。杨烨告诉姨妈想去找几个刚认识不久的新朋友打篮球，姨妈求之不得，说快去、快去！
杨烨和朋友们去了附近的小操场。曾经是运动员的杨烨篮球打得既投入，又开心；大汗淋漓之后是无可名状的轻松。
“你是哪里人呵？”回家的路上新朋友随意地问了一句。杨烨愣了。该如何回答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呢？他来自何处，他从前的一切，都是他要极力忘记的，是他要全盘否定的。他的情绪一落千丈。他选择了沉默。回家后又再一次选择了自闭。
一年一次的签证续签，更是无情地、再三地提醒着他，他是谁，他来自何方，他有过怎样的过去……如同一个刚刚结痂的伤疤，被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撕开。
杨烨要为自己打造一个全新身份的努力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击碎。越是想甩掉过去，过去越是神出鬼没地缠绕着他。杨烨也许不无痛苦地意识到，只有一条路可以摆脱过去。
一九七八年的圣诞节期间，希尔达应邀去弟弟家里过节，他们也邀请了杨烨。
但杨烨表示更想一个人清静。这当然正是杨烨的性格，希尔达也没有坚持杨烨同往。一九七九年元旦刚过，希尔达携大女儿璐斯和弟弟家的两个女儿回到伦敦家中，几个女孩子想利用寒假的最后几天游览伦敦。
家中寒气袭人，供暖的锅炉不知何故停止运行，杨烨似乎全然不觉。冰箱里只有几杯酸奶，尽管希尔达给杨烨留下了足够的钱让他自己采买食物。
希尔达请人修好锅炉，女孩子们去超市采买了大量食品，融融暖意和女孩子们的说笑声给家里平添了生气和快乐。一月五日是女孩子们在伦敦的最后一天，她们计划懒洋洋地放松一天，因为第二天是周六，她们要驱车返回学校驻地。早饭后她们想打扑克，三缺一，杨烨便欣然加入进来。
四个表兄妹玩牌玩得很是开心。难得看到表哥有如此好的心境，璐斯很受鼓舞。
“大卫，天气不错，咱们出去散散步吧？”打完扑克，璐斯向表哥发出邀请。她真希望表哥不要总是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好吧，今儿的阳光真好！我再不晒太阳就快发霉了。”杨烨似乎心情极佳，竟轻松地开起玩笑来。
望着表兄妹俩出门的背影，希尔达深深地松了一口气，也许杨烨终于从过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她想，待明天璐斯她们几个上路之后，就给乃迭写信，告诉她杨烨的进步。
冬日的阳光温暖宜人，青檬街两边粗大的法国梧桐虽然顶着枯枝，但树下的一方方草坪绿意葱葱，似乎在提醒着人们春天的脚步正悄然而至。他们谈小说，谈诗歌，谈将来的打算……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璐斯说话，杨烨听。
突然，杨烨问道：“你能不能跟我上床？”
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令璐斯不知所措。如何拒绝才能不伤害这个性情敏感的表哥呢？
接下来的沉默也许比一个直接了当的NO来得更响亮。
“咱们回家吧！”在璐斯尚未回答之前，杨烨说。
回家后，表兄妹们又打了一轮扑克，杨烨仍然表现得轻松活跃，然后他回到二楼自己的卧室。
几分钟后，在楼下聊天的女人们听到噗的一声闷响，像爆炸，又像重物坠落屋顶。璐斯冲出房屋，只见浓烟夹着火苗，从杨烨卧室的屋顶冲向蓝天。
“妈妈快拨999！”璐斯大喊……杨烨自焚之后，希尔达在他烧毁了近一半的房间里找到一个空的汽油桶，一定是杨烨背着姨妈，在她节日外出时购买的；他没有在独处或与寡居的姨妈单独在家时自焚，正反映了杨烨思想的缜密——他在时间上的选择无疑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火灾。希尔达还在杨烨熏黑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一张戳满了洞的毛主席像；几张写满数学演算和公式的纸，好像一个数学家留下的研究某种数学理论的草稿；和一本抄写了许多诗与歌词的笔记本。
这是一本绿色封面的活页笔记本，工整娟秀的笔迹近乎印刷的手写体，优美的文字从莎士比亚、拜伦、到流行歌曲的歌词，共八十八页。最后一页抄写的是英国诗人威廉·厄内斯特·翰力的着名诗歌《永不屈服》④（不可战胜／天下无敌）：
透过覆盖我的深夜
深不见底，笼罩一切的黑暗
我感激任何一个上帝
赐我不可征服的灵魂
在境遇无情地钳制下
我不畏缩，也不惊叫
面对命运一次次的猛击
我满头鲜血，但绝不低头在这满是愤怒与泪水的世界外
恐怖的阴影仍在游荡
未来的日子充满威胁但我毫不畏惧
我将穿过的那扇门不论有多窄
我将承受的责罚无论有多重
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我是自己灵魂的统帅
这最后一页有明显的折痕。莫非杨烨曾把这首诗折叠起来，揣在胸前的衬衣口袋里？我们不禁要问，曾经感受过如此永不屈服的激励，曾经如此坚定地向命运宣战，是什么让他最终无法承受生命？在那些孤寂的日日夜夜里，当他伏案疾书，认真工整地抄写着这些不朽的诗篇，他在心里想着什么？他是否被这美丽的文字，激励人心的思想带到另一个世界？
杨烨没有学习过诗歌；但他有着诗人的敏感和气质，也许他可以成为一个诗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自我成就的诗人。
杨烨早就在数学上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在鄂城小镇寂寞冗长的日子里，他曾写过一篇数学论文。他的任两院院士的科学家姨夫认为他的论文有发明建树的巨大潜力。
然而他走了，在他生命的第三十六年，他终于无法承受生命之重或生命之轻。一个从青年走向壮年的生命，曾经那样坚定不移地信仰，那样满腔热血地革命，那样坚持不懈地努力，那样小心翼翼地活着，却不曾领略过一丝爱情，不曾有过肌肤之亲，不曾施展他的过人才华，就这样瞬间化成灰烬。
我不知道作为父母的宪益和乃迭有没有问过为什么？又该向谁发问？我只听说，在乃迭已经失忆的晚年，她曾经仰天长问：我的儿子呢？！我的孙子呢？！
宪益和乃迭在朋友之间是出了名的“酒仙”。他们常常以酒代茶，款待朋友，或是西方朋友送的轩尼诗、干邑白兰地，或是土产的五粮液、二锅头。曾被一度称为杨氏沙龙的杨家常常是高朋满座，觥筹交错，谈艺吟诗，论古析今。自杨烨去世之后，乃迭饮酒便不分时间场合，杯不离手。
儿子的悲剧在乃迭面前成了谈话禁区。
一九七九年夏，宪益、乃迭应英国汉学学会之邀，到英国利兹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与会前他们先去访问了希尔达。
午饭后，重逢的姐妹在起居室里聊天。
时值盛夏，宽阔敞亮的窗外是争奇斗艳的花园：近处的月季，深红、浅粉、米黄和桃色；开着串串淡紫花的俄罗斯鼠尾草在草坪的另一端轻盈摇曳；相距不远的两棵果树已结满了绿里泛红的苹果。乃迭站在窗前，轻声说，“如果在北京能有这样一个花园，该多好啊！”乃迭向来喜欢花木。
在北京，她的“花园”仅限于屋后房前紧贴墙根的一长溜土地。乃迭推开纱门，手持酒杯，沿着园中的青石板小路走到花园尽头；希尔达随后。乃迭俯身撩起一串鼠尾草花，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一口气，沉浸在淡淡的芳香之中。
“我……我真的以为……杨烨好多了……”希尔达试探着说道。
这是姐妹俩在杨烨去世后首次见面，希尔达心里装着杨烨。她们怎能避而不谈呢？乃迭怎能不去看一下杨烨的房间呢？
乃迭直起身，原本轻松的面孔此时异常严肃，“我们决定了不谈杨烨！”乃迭边说，边举起左手，掌心向外，似乎要把这个话题推出去。
从此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乃迭面前提杨烨。
儿子的悲剧是否因为应验了母亲的预言而令乃迭无法面对？她是那样坚信自己的选择。虽历经种种困苦，包括四年牢狱，她不屈不挠地克服着一切困难，始终不渝地信守着自己的爱情，但她的命运终归没能逃脱母亲的谶语。她责怪自己吗？
她还能做得更好吗？她抱怨她所处的时代吗？她怪罪母亲的谶语吗？她深埋在心底不可言说的痛苦和对儿子刻骨铭心的思念，在酒精的作用下是麻木了还是更强烈？她的晚年失忆又何尝不是痛苦重压下的生理反应？
一九九〇年代一个冬天的夜晚。晚饭后宪益、乃迭在位于百万庄的外文局寓所对饮。酒酣之后他们唱起了年轻时喜爱的歌曲，两人放下酒杯，拍着手，一曲接一曲，唱到《丹尼男孩》：
哦，丹尼男孩，风笛在呼唤，
从山巅到山谷。
夏日已去，万花凋败，
你必须走了，而我只能等待。
等到夏天重绿草地，
或山谷静裹银装，
你再回来，我会等候在此，
无论是阳光下还是阴雨里。
哦，丹尼男孩，我深深地爱着你。
眼泪顺着宪益的脸颊静静地淌着，他声音哽咽了，“我真想我们的儿子……”
乃迭拿起自己的酒杯，又把另一只杯子搡给宪益，“咱们喝酒，喝酒！”乃迭边说边大口喝，白兰地溅湿了她蓝地白花的粗布中式棉袄前襟，她那曾像地中海般湛蓝的眼睛无光无泪。
我不忍追问宪益先生失手打了乃迭一个耳光的细节。一个痛失爱子的母亲，不得不靠酒精麻木那无法言说的苦楚；一个承载着同样痛苦的父亲，一个儒雅敦厚的丈夫，无奈之下打了酗酒的爱妻，从而留下难以释怀的悔恨；这个耳光足以让我们窥见这对翻译大家、恩爱夫妻在事业、成就、荣誉背后所承载的时代悲剧和巨大痛苦。
我曾经听希尔达谈到杨烨的手抄诗，赞叹杨烨的笔迹一丝不苟，几近印刷的艺术体。当我终于有一天亲眼看到了杨烨的手抄诗时，我还是震撼了。透过那娟秀的笔迹，优美的诗句，泛黄的纸，尘封的页面，我看到一个伏案疾书的青年，触摸到一个备受煎熬的灵魂……我多想抚慰他受伤的心，多想告诉他熬过黎明前的黑暗，终会有一个载着阳光的白昼到来。然而，我们人生轨迹的交叉却是三十多年以后！也许冥冥中有根看不见的线，把他的遗物，那些凝聚着他的憧憬和绝望的诗篇，送到我的手中。我有责任、有义务把他的故事告知后人。
一个才华横溢的生命，在时代和命运的重压下过早地熄灭了。
我叹息他的生不逢时；我感恩自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列车，感恩自己应当倍加珍惜的幸运。
二〇一〇清明节细雨纷飞之夜
（本文作者衷心感谢杨宪益家人——杨敏如、杨苡、杨炽、希尔达、赵蘅等及大英图书馆戴乃迭致亲友书信收藏于大英图书馆）的大力协助。）①MichaelSullivan（1916-），英国学者，艺术史学家，着有多本中国绘画及艺术史着作。
1940-1946年曾在成都为国际红十字会工作。
②戴乃迭的母亲已经在乃迭出狱前去世，临终前也未能得到有关女儿的任何信息。
③DavidHawkes（1923-2009)，英国汉学家、翻译家，当时正翻译《红楼梦》，题目译作《石头记》。
④WilliamErnestHenley（1849-1903)
告别革命
一九七七年秋天，敝人在西北一所中学任教。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个年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调整工资。并非人人有份，原则上不得超过本单位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按文件规定，要优先考虑贡献较大、工作多年、工资偏低的工作骨干，且需经过群众评议、领导审批的程序。
此事关系到每个员工的切身利益，校领导自然不敢怠慢，遂定于某日下午分别召开大组会酝酿，也就是搞群众评议。工资十好几年没有动过，谁会一点不上心呢？管它有枣没枣，先捅上两竿子再说！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我偏偏玩儿了一把“悍然”失踪，无故缺席。事后遭到同事好一顿臭骂：“你小子，知道你得几票吗？才两票！
你要是在场，能得两票吗？”我的表现简直是不可理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