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到西洋各地的航程比较遥远。比4卩到万丹，一般要走20天左右；到巴达维亚更长，要花费四十几天时间，商船走得就比较少。所以，一些领取西洋文引的商人，他们出海时向西洋航行，一出官府视线，立马转身折入东洋，吕宋才是他们喜欢的地方。
一些没有取得商引的，有时也会假借买谷、捕鱼，向县衙拿个引票，出海掉个头，径向目的地驶去。有的干脆一声不吭，一走了之。
督饷馆的税务官，对类似的情况比较明智地采取默认态度。
万历二十一年(1593)，因为日本侵略朝鲜，东南沿海实行一年海禁。但是，胡台、谢楠等很多海商还是照常行走海外。当时巡抚中丞许孚远也不过让人传话让这些人回来纳税了事。结果，一下子就回来了24条商船。
这一年，月港饷税上升到29000两。
万历四十二年(1614)，停在家门口待验的商船及数十万两价值的洋货，因为突如其来的台风损失殆尽。王起宗，那个邀请张燮写《东西洋考》的颇有远见的税官，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的时候，正以督粮通判的身份署饷。为此，王起宗干脆简化征饷手续，商船一进港，随即验货，风雨无阻。这种本不该发生的损失也就免了。他实行了一套“便商六法”，给月港商民带来好处。比如对被荷兰人拦截的商船，根据损失情况减半征税。因为海难全舟覆没的，不再饷。
总的来讲，官员们看起来还算通情达理，海商们也知道如何在官府面前保持谦恭的态度，以便使自己能够放心去做一个正当体面的生意人。
一个从事吕宋贸易的商人陈升，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技巧地绕过陷阱，而不去缴那些他不想缴纳的饷税。比如他从吕宋返航时，因为携带银子，不得不支付150两的附加税。不过，他另外带回的五六百石价格极廉的番米，借口随船食用，在免交每石一分二厘的税银时，又从转手发卖中赚一笔。这种明代版的合理避税法，在月港颇为典型。
从情况上看，朝廷和海商谨慎地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彼此不触及对方的底线。这样，月港在开洋后，又保持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繁荣。这种繁荣直接影响了当年世界贸易的格局。
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海商都甘作顺民。一次意外证明了这一点。事件的起因是一个叫高案的御马监监丞出任福建税监，即为了弥补国库空虚而的税。
这人一到任就表现出皇帝宠信太监的一切不良秉性。
对金银的变态迷恋使他除了每年名正言顺地从海澄刮出数万财富一天晓得是否进入皇家库房，他所比较喜欢的另一种敛财方式是以个人投资的名义，用少量的金钱，从海商身上提取十倍的回报，或者，干脆取走货物，一走了之。这样的商铺，在海澄有几百家，涉及数额几万两，以致几千名愤怒的海商包围了税署。
他的恶劣行为最终在万历三十年(1602)不被月港忍受。当一群商船在清爽的海风中徐徐进入月港，满心欢喜的海商们被堵在船上，在没有履行冗长的检验手续之前，一律不许上岸。结果，人们还是上岸了，但上岸的人们在街上成群结队被追捕。这一次，商人们又一次表现出惯常的做派。人们扬言，要把高菜杀了，把他的爪牙扔到大海喂鱼。一片喊杀声中，高菜立即做了他应该做的一连夜走人。随后，高菜在南靖的爪牙邱九成也被驱逐出境。
然而这个人的流堪行径并没有为此收敛，他为害福建地方还得继续13年，直至撤职回京，不知所终。但是，他从此再也不敢跨进海澄一步。
较之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苏州民众反抗缇骑的义举，戏剧性收尾的海澄商民的反抗斗争，人们似乎选择忽略不计。或许，因为他们正在强大，并且适时适度地表现出他们的强大。
所以，饷馆码头的日光，过了400年，还是那样耀眼。
因为吕宋贸易，中国丝绸瓷器出口，改变了宋元以来白银外流海外贸易出超的现象。巨大的白银入超，直持续到1840年。不甘心的欧洲人开始尝试用鸦片和武力，来改变这一现象。那时，中国因为对外贸易的成功，已经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储备，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从月港开始，中国迎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白银时代。
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一种更适合于担任一般等价物的贵金属——白银，日益加入流通领域，并逐步替代宝钞、铜钱的地位，成为大明王朝的国家货币。
对原先不怎么出产白银的中国，这是新出现的一种奇特现象。
隆庆元年(1567)，穆宗皇帝颁布命令：凡买卖货物，值银一钱以上的，银钱兼使一钱以下的只许用钱。这是明朝第一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确定白银为合货币，正朝，国一，
役折银，白银最终成为国家税收和储备货币。
随着白银迅速渗透到整个中国社会，社会各个阶层对白银的需求量日益增长，有限的国内白银开采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商人们进而把视线投向海外，私人海外贸易勃兴已是大势所趋。
对于时的，新开以，贸易成局。在亚洲水域，最初为香料而来的西方人遭遇为白银而来的中国商人。东方商品开始大量涌入西欧市场，同时，西方市场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对中国商品的出口，变得十分有利。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经济价值，在经过数十年时间后，这时开始逐步显现出来。欧洲人在美洲的经营获得巨大的成功，西班牙人在那里发现了巨大金银矿，1545~1548年间，在墨西哥和秘鲁，开采量占世界的2/3。因为大量采用印第安奴隶劳动，成本十分低廉，金银价格一路下滑，以致大量金银不可控制地走向市场，开始引起欧洲市场的动荡，这是欧洲历史上着名的“价格革命”。
在吕宋，最初到达那里的漳州海商，时常会有惊喜不已的发现，比如：一个来自漳州山间的柑橘，不过中等大小，在家乡，可能因为无人采摘而落地成泥，但是，仅仅经过十几天的航程，当然，这还是在它的保鲜期内，到了马尼拉以后，可以换一银元。在当年，这并不是天方夜谭。
低贱如泥的产品还能卖出好价钱，那些让人心醉的东西，如丝绸、瓷不用了在欧洲，丝绸是一种令人愉悦的消费品。当生丝价格开始变得极为昂贵的时候，一个商人在欧洲市场上的生产性投资，已远不如直接从中国的月港那里，这在欧洲市场成为的在美洲，用价格极为低廉的金银换取中国商品，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利的贸易。法国里昂生产的亚麻布，从欧洲运抵美洲，售价每码50便士，但是从中国一在那儿被称作1布运抵美洲时，仅售便士。
当已经丧失家园的印第安人，也有可能穿上来自中国的衣料，与古罗马时期的凯撒大帝一样时，同中国的贸易，已是难以拒绝的最重要的生意。
尽管绕过好望角进入太平洋的航程是世界上最艰难的旅程，风暴和坏血病使幸运者寥寥无几。但是，西班牙人无论如何，每年都要确保几条船到达东方进行这类贸易。
那些西班牙商船在几十年时间内持续不断地运走中国的商品，也给中国带来源源不断的白银。
白银作为硬通货在市场上普遍使用，是中国东南沿海经济发展中展示出来的一种重要现象。与美洲白银涌入欧洲市场造成白银贬值相反，中国银价开始出现不断上涨的趋势，在1560年的欧洲，金银比价是1：11，墨西哥是1：13，而中国是1：4，一块同等重量的墨西哥银元，经帆船运抵月港后，身价翻了3番。
当来自海外的白银成为中国社会白银的主要来源时，中国国家经济日益融入美洲白银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
西班牙人占领下的马尼拉，这个时候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当一船船墨西哥银元迫不及待地涌入这里，立即得到价格低廉的中国商品的积极响应。同时，来自月港的商人完全可会纟用低于成本的价格抛售这些来自家乡的商品，因为仅仅靠两地的白银差价，就可以赚回一笔不菲的利润。
月港，似乎正在成为能量巨大的吸银器。
1586年，一个叫罗杰斯的西班牙传教士报告他们的国王菲利普二世每年有30万比索银元从这里流往中国，而今年超过50万比索。”
1589年，另一个西班牙传教士特洛在致菲利普二世的信中提到：“来这里贸易的中国人，每年带走80万比索银元，有时超过100万比索。”
镭，闽南人关于“钱”的通用称谓，尽管时间隐藏了所有的历史事实，我们已经无从查考它的来源，但是，当人们把它和“里耳”或者“里亚尔”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仿佛看到一双神奇的手清点后，番银“哗啦哗啦”地流进漳州商人的钱袋。
马尼拉，那个时候人们称它为吕宋，是漳州商人最乐意去的地方，在那儿从事贸易的海澄商人达到3万。
没有人会真正掩饰一种需求，那就是银子和更多的银子，所以，像蚂蚁一样，商人们不知疲倦地把船开到马尼拉，放下船上的东西，然后把银子一船一船地搬回月港。
按照马尼拉主教估计，一般年份，漳州商人至少搬回150~300万里亚尔，在马尼拉，中国丝织品一项关税是50万里亚尔，这些关税已经可以维持一支防卫舰队。16世纪后30年，也就是大帆船的贸易的头30年，大约有630艘漳州商船到达马尼拉。这个时期的参与吕宋贸易的回航船上，除了墨西哥银元，极少有别的东西。
的确，对中国人来说，这个时候的欧洲，除了白银，没有什么特别令人感的东西因为吕宋贸易，中国丝绸、瓷器出口，改变了宋元以来白银外流、海外贸易出超的现象。巨大的白银入超，一直持续到1840年。不甘心的欧洲人开始尝试用鸦片和武力，来改变这一现象。那时，中国因为对外贸易的成功，已经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白银储备，成了名副其实的白银帝国。
中国由此迈入白银时代，在以后的数百年时间里，它是主宰中国市场的硬通货。至于17世纪国际白银市场波动的“蝴蝶效应”是否终将冲击王朝统治，则是现代经济学者的另一个有趣的话题了。
万历二十八年(1600)以后，西班牙人每年要运白银200~300万两到马尼拉贸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明末，估计从海外流向中国的白银达一亿银元以上17世纪，通过另一个主要国家一日本的贸易，又有14000万两白银，从长崎经月港和澳门进入中国。因为在岩见等地发现新银矿，使日本黄金需求量大增，大约在17世纪20年代，日本金银比价是1：13，而中国是1：8，很少超过1：10。把中国货物销往日本，一般可获利两三倍，而把货物换成白银运回中国又可升值一倍左右，所以，从事吕宋贸易的漳州商船，常常折往日本。
吕宋，位于中国东南方向，离月港最近，来自月港的商船，只要乘北风南下十来个昼夜即可到达马尼拉港，待南风起时再北上月港，已是盆满钵满。
无论是对中国人还是西班牙人，马尼拉贸易一直是对外贸易中最有利的部分。这是当年海上贸易利润最高的一条航线。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班牙殖民地当局都明白，对美洲白银的需求是刺激吕宋贸易勃发的最直接的动因。
当时的福建巡抚徐学聚就直截了当地说：“我贩吕宋，以有佛郎机银钱。
对漳州商人来说，有什么东西，比银子发出的声响更令人愉悦的呢？
1576年6月7日，马尼拉的第三任总督桑德在给罗马教皇的信上提到相类似的观点我只是相信，中国人对我们的贸易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墨西哥银元和当地的黄金。”
白银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一经确定，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的历史性作用便被充分显示出来，从17世纪下半叶起，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贸易的来人发无的因为白银的诱惑，大量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经由马尼拉倾销拉美市场，它对西班牙丝织品市场的冲击几乎是灾难性的。同时，因为购买这些中国丝织品，造成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西班牙王室的收入开始缩水。
当那些勤奋的中国商人不顾死活地向马尼拉进军，不安的气氛从马尼拉到墨西哥，一直波及宗主国西班牙。那时的马尼拉总督，无论是桑德或者达斯马里纳斯，以及墨西哥总督维曼里奎，尽管仍然从这些国际贸易中获利——中国瓷器的拥有数量是他们身份和财富的象征——但是，已经从大帆船带来的气息中，意识到中国商品冲击正对宗主国的工业和商业起着实质性的威胁。
中国商船的贸易冲击，已经牵动欧美市场的神经，当从东方出口到美洲的商品超过宗主国西班牙的出口的货物，格拉纳达、穆尔西亚、巴伦西亚，那些地方的皇家纳税人，请求他们的总督，而总督请求国王，制订一系列类似于反倾销的措施。菲利普二世，那个眼睁睁看着无敌舰队灰飞烟灭的倒霉国王果然这样做了。1587年，国王禁止墨西哥或南美其他殖民地同中国或马尼拉直接贸易，1593年，限制墨西哥与菲律宾之间的贸易额，每年从马尼拉前往墨西哥阿卡普尔科港的商船，限量两艘，载重不超过300吨，所载货物不超过25万比索，回航时不超过50万比索。
然后，国王命令，不准西班牙人到中国或者同中国人进行贸易。
不过，这些措辞严厉的禁令，看起来仅仅是一纸空文。更多的马尼拉商船，还是载着月港的商品，到达拉美。刻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墨西哥银元，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入月港商人的钱袋，以致许多个世纪以后的今天，这类银币在遥远的漳州地面，仅仅是一种不算难求的收藏。
毕竟，已经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生产的手工业品，因为工艺精良，早已是世界上商人追逐的对象，没有中国丝绸和瓷器相伴的日子，西班牙或者墨西哥上流社会的华美时光显然有些索然无味。
另外马尼拉，甚至整个殖民地地区曾经如此依赖中国商人，失去中国商人，这个地方的财政大约将面临破产。
这就是环球航海贸易体系给月港带来的机遇。
曰随着年西班牙海洋势力从太平洋西进亚洲占领吕宋，一条以马尼拉为中转，联结月港和墨西哥西南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的航线，使亚洲东部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和拉丁美洲市场迎面交汇，着名的大帆船贸易由此产生，月港商船每年运载着成千上万的漳州商人跨越那片黄金水域。
西班牙人占领马尼拉，最初并没有获得他们所期望的利益，他们只发现了一种对他们有利的香料——肉桂。这东西曾经风靡整个欧洲，仅此而已。
数年后，这种情况因为一次意外而改观。一个叫卡里翁的西班牙船长救起一条失事的漳州商船，并且很和善地对待被救起的船员。这条船携带了很多珍贵的中国手工艺品。这一次意外，使人们发现了一桩可以令大家满意的贸易当成群结队的漳州商船越洋而来时，殖民地的总督们发现，他们的前景豁然开朗。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一艘前往墨西哥的马尼拉商船，因为飓风，被吹到漳州，洛佩帕拉乔斯船长和他的船员及3个神父受到厚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