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要同印刷工人建立直接联系，部分工人是党员，很忠实于艾萨克斯（也就是忠实于《中国论坛》）。
3．要同翻译（党员）建立联系，并要弄清楚艾萨克斯对他有多大影响。
4．要同分发机构，特别是其领导人建立联系，以便取得在上海和省里的所有联系。这个人物是非常重要的。
5．尽可能多地组织《中国论坛》记者和读者小组，要求刊登受到中国报刊抵制的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广泛的消息。
6．组织一个不大的由可靠的同志组成的《中国论坛》常设记者队伍。
上述某些措施要予以实行，至于其他建议，你们要考虑一下。请在星期二告诉我们还有什么考虑。我认为，现在艾萨克斯想避免公开决裂，也可能还服从某些指示，在暗中搞破坏。他请求给予指示，可能将坚持让格拉斯从美国返回。但另一方面，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他现在就公开反对我们。
在这样的问题上，应该迅速采取行动，因为延误时间只会对艾萨克斯有利。
止匕致
敬礼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第19-23页）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埃韦特和施特恩发来一份绝密电报：“据各种消息来源报告，《中国论坛》编辑艾萨克斯是托洛茨基分子，并在组织托派小组。我们同艾萨克斯没有联系，我们不支持他。
请告你们的意见，为孤立他和使他离开，可以和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同上书，第26页）
埃韦特在找艾萨克斯谈话之后，于一月二十七日向皮亚特尼茨基写了报告，其中说：
同艾萨克斯的辩论还没有结束，但已经表明，他对所有基本问题的认识都完全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他没有公开讲出自己意见的地方，多是耍外交手腕，而不是不清楚。尽管存在这种情况，但还有不经公开斗争把他挽救回来的可能性。至少我们打算这样做，当然不忘准备同他作斗争的措施。我们建议建立一个由他、党的代表和我们中一个人组成的编辑委员会，在答复这个建议时，艾萨克斯请求“让他考虑一下”。可以推测，他在以某种形式拒绝这个建议。
（同上书，第34页）
紧接在这一段后面，埃韦特的报告提出了让史沫特莱取代艾萨克斯的建议。
埃韦特对待艾萨克斯的这种态度是不是过于温和了呢？果然就有人提出批评了。一九三四年七月三日也是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赖安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批评说：
在最近一年间，你们的代表（原注：
埃韦特）始终对于这个托洛茨基分子艾萨克斯和对《中国论坛》杂志实行机会主义的方针和政策。不顾很明显的事实，即艾萨克斯过去和现在都是托洛茨基分子，他极力利用刊物及其读者群从组织上加强中国的托派运动。你们的代表未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允许，未经我们（注：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允许，自冒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把整个公开的群众工作和原中国民权同盟，鲁格保卫委员会，反战会议等的技术事务管理机关都集中在艾萨克斯手中。当上海中央局、我们的朋友和我开始坚决反对艾萨克斯和反对刊物的方针时，你们的代表站出来保护艾萨克斯，借口是“艾萨克斯是个诚实人，他从不背叛革命”等等。你们的代表坚持要同他保持“友好的”工作关系，甚至指示我同艾萨克斯会面，这样的会面在二月份有两次，后来我拒绝执行这种指示。（同上书，第158-159页）这封信里还说到：
这一年三月《中国论坛》停止出版后，你们的代表继续同艾萨克斯会面，付给他五百美元，似乎艾萨克斯将这些钱用到了印刷设备上，你们的代表将保卫鲁格运动的领导权留给了艾萨克斯，继续相信这个托洛茨基分子的“诚实”
和他把印刷设备转交给党的“承诺”。
只是现在，在艾萨克斯发表“声明”和卖掉印刷设备并把得到的钱转给当地托派之后，你们的代表才“承认”，“艾萨克斯最终成了敌人”等等。有些迟到的“承认”是为了不再谈这件事。（同上书，第159页）
从赖安的这封信中可以知道：原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埃韦特对艾萨克斯信任之深和倚仗之专。像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和由它扩大改建而成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像反战会议，这些活动就交给艾萨克斯分管。民权保障同盟和反战会议的活动，鲁迅都参加了的，都是鲁迅传记中不能忽略的内容，这也表明艾萨克斯对于鲁迅的关系了。不知道他在反战会议中有什么名义，在民权保障同盟里，他和鲁迅是同被列名为执行委员的。
这年十一月，赖安回到了莫斯科。关于埃韦特和艾萨克斯的关系问题，又告了一状。详见绝密档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赖安的谈话记录》（见同上书，第303页）。内容和上面所引信件大致相同，这里就不引用了。
一九三六年九月七日赖安关于艾萨克斯的书面报告（绝密）中有些材料有助于人们对这事的了解：
好像艾萨克斯是通过宋庆龄参加《中国论坛》出版社工作的。
作为《中国论坛》的编辑，艾萨克斯这个美国人可以更好地为这家中国共产党所需要的杂志提供“保护”。他也因此从党那里领到了《中国论坛》出版和印刷的补贴，在美国领事馆那里他以自己的名义办理了《中国论坛》的出版手续。得到党资助的这家印刷所也是作为属于艾萨克斯的美国企业注册登记的。
党还派遣中国同志到编辑部进行合作，并为印刷所提供了工人。
关于艾萨克斯不可靠的最初警告是来自宋庆龄，她曾详细地把她同艾萨克斯的谈话告诉了我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原注：埃韦特），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在努力用托洛茨基的思想说服她。
后来，《中国论坛》很少刊登有关苏联的材料，甚至从来不提斯大林的名字，这一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当我们送去一篇关于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文章，而那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斯大林同志的报告时，艾萨克斯这个托洛茨基分子完全暴露了自己的面目，他消极怠工，想方设法规避在《中国论坛》上刊登这篇文章。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卷，第248-249页）
从共产国际的这些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他们把艾萨克斯从看做一个得力的工作人员变成一个公开的敌人的过程。艾萨克斯在《草鞋脚·序言》里却提供了他自己的说法：
关于我自己逐渐积累起来的与共产党朋友以及《中国论坛》的支持者之间的矛盾，则说来话长，在这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叙述。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矛盾始于对政治上的谎言和夸大的天真的抵制，不是针对国民党及其恐怖统治，对于它是谈不到夸大的，而是关于共产党对他们自己的政策和成就所作的声明而言。这是从当初我发现共产党关于抗击日本的上海战役的对外宣传和我自己在那几周对如今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流血事件的见闻有出入而开始的。的确，我在《论坛》上发表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在后来我正式刊登的一封长篇谴责信中遭到“批评”。关于其他地方的事件以及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其他争论，我已开始阅读和进行研究，这足以使我产生许多复杂的疑问。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我刊登了一篇关于俄国革命十六周年纪念的文章，文中没有提到斯大林，更不用说对他加以吹捧，这就成了我最大的罪行。我和地下党朋友之间的冷淡关系，终于冻结了。
当我正式拒绝改正——悔过？——一切于是就突然结束了，我那依旧天真的作风使我永远离开了他们的圈子。
局：
这篇序言还谈到了《中国论坛》的结最后一期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出版，距创刊号正好两周年。停刊是突然发生的，这并不是因为国民党或上海的外国当局查禁终于成功，而是因为我和我的共产党朋友之间的分歧越来越严重，在我们决裂后，报纸也无法存在了。
《中国论坛》停刊以后，艾萨克斯和他的妻子维奥拉（中文名姚白森）从上海迁居北平。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鲁迅日记：“夜招知味观来寓治馔，为伊君夫妇饯行，同席共十人。”伊君即伊罗生。
艾萨克斯在北平即着手进行编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草鞋脚》的工作。这书先由鲁迅和茅盾向他提供了一份推荐的目录，再由他选定译出。书中所收，多数是左联作家的作品，如丁休人（即应修人）已经牺牲，如丁玲、楼适夷正在狱中。鲁迅和茅盾就有意通过这个选本把他们的作品介绍出去。
为了交换编选中的意见，艾萨克斯不断和上海的鲁迅和茅盾通信。在《鲁迅全集》第十四卷里收了七封给他的信(1934年5月30日，7月14日，7月31日，8月22日[两封]，8月25日，1935年10月17日），前面六封都是关于《草鞋脚》的（其中有三封是鲁迅茅盾共同署名）。鲁迅还为它写了序言（《草鞋脚·小引》），题写了中文书名。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鲁迅茅盾给他的信中，表示了对他这一工作由衷的赞许：
我们觉得像这本《草鞋脚》那样的中国小说集，在西方还不曾有过。中国的革命文学青年对于您这有意义的工作，一定是很感谢的。我们同样感谢您费心力把我们的脆弱的作品译出去。
可是这本书出版却很不顺利。四十年之后才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而这“很不顺利”的原因也和政治有关。艾萨克斯在《草鞋脚·序言》中说了这原委：
在《论坛》出版初期，纽约一位知名的出版商就曾对我们准备出版的小说集表示了兴趣，但从他最早表示愿意支持到最后我交出初稿，这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当他发现我变成“人民的敌人”，或者比这更糟，而且他将不能指靠纽约共产主义运动给予的“特别资助”
时，他的热情就消散了。在那些日子里，纽约共产主义运动很善于利用这种“特别资助”对书籍出版施加影响；它能保证任何普通出版商完成他预期一本图书的销售额，能保证一本未必受群众欢迎的书，结果不盈不亏。至于我这本书，不知是因为没有“特别资助”一一正如一位出版商在写信回绝我时，就曾坦率地这样说——还是因为在当时没有发现这些小说本身有出版价值，在以后的两年里，《草鞋脚》遭到一个又一个出版商的拒绝。当一九三六年埃德加·斯诺没有遇到我这样的障碍，而终于出版了他编辑的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注：指《活的中国》）时，我们完全气馁了，我们只得懊丧地将《草鞋脚》搁置一旁，作为我们的纪念品之一了。
艾萨克斯在北平一方面从事《草鞋脚》的编译工作，一方面从事中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他在刘仁静（中共一大代表，和托洛茨基有直接联系的托派分子）的帮助之下，写成了他的大着作《中国革命的悲剧》。指出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是产生中国大革命失败悲剧的原因。这是正面面对这一尖锐问题的第一部着作。尽管今天看来，它的资料还不够丰富，有些地方也还应该作更深入的分析，但它的学术价值、人文价值都应该作很高的评价。它必将作为二十世纪重要史学着作之一而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