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策的延续，原本是用来提示军队与政治之间恰切关系的，但是却被他的信徒们当成是标准的战争概念。
现如今，政治家们习惯于以剑代笔、而军人则喜欢以笔代剑，搞得政治不像政治、军队不像军队。政治家们但凡提到战争，便认定战争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政策的实行，由此军队的全部作战过程都被处于政治家的严密监控之下，无孔不入的政治干预和见缝插针的政治越俎代庖已经使得战争变得面目全非。军人们只要谈论战争，同样也一口认定所谓战争只不过是国家政治的一个构成部分，这样他们不再关注军队本身而是绞尽脑汁去对战争的政策性咬文嚼字，命里注定的被支配命运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已经使得军队丧失了暴力性质。
政治与军事，原本就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尽管二者都构成了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和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在任何时候政治与军事都无法完全替代另一方。那些以剑代笔的政治家们，以为说战争是政策的延续很时髦，这样他们就可以在随意干预战争进程的时候理直气壮，而那些以笔代剑的军人们，则自以为只有说战争构成政策的一部分才显得自己真正懂得军事，这样他们就能找到千万种理由来为自己不关心战争作开脱。
说战争是政策的延续，那肯定是以政治为主体，而政策的延续只不过是其众多政策形式中的一种，可是那些习惯于以剑代笔的政治家们却抛开他们所属的政治主体而一头钻进政策的某一种特殊形式之中不能自抜。说战争是国家政治的一个构成部分，与其中的政治主体相对应的是军事活动，对于军人来说军事活动才是他们的主体，然而那些喜欢以笔代剑的军人们却将他们所属的军事主体抛到九宵云外死缠着与军事有关联的某一个成分不肯罢手。政治家和军人们都说战争是政策的延续，表面上政治与军事似乎合同为一家了，而其实两种说法都是在舍本逐末。
现在的现象是，一些军事研究者们不关注军队本身的问题而花费大功夫去研究军队在政治中的构成成分，而一些政治研究者们则不关注政府本身的问题而投入大量精力去探究政治家该如何指挥军队作战。原本是军人们的职责却被搬进了政治舞台，而原本属于政治家们的事情则被塞给了军队。政治家们要求军人们按照他们所说的方法作战，打了败仗却将责任归功到军人头上，军人们甘愿按照政治家的说法打仗，出了问题又寻求政治原因。政治与军事之间互相渗透，政治家们与军人们之间纠缠不清。所谓祸起萧墙，没有什么能比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互相渗透和纠缠不清更能贻害国家了。
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老毛奇曾经说过规划战争任务是政治家的事情而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则是军人的事情，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们，不论处于哪一个位置都不赞同老毛奇的话。首先，政治家们肯定不愿意听到这种话，因为只划定作战任务而不能干预军人作战就意味着他们的权限受到了极大的限制，那些杞人忧天的研究者们不赞同老毛奇的话则是因为他们将学究中的严肃气息流入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权威崇拜之中，此外，还有那些庸俗的《战争论》读者们，他们既没有政治家那种身临其境的权利被限制的感受、也缺乏研究者那种崇拜权威的不可抗拒性，但是他们却将战争是政策的延续当成是口头禅并且按照字面的理解将一切不合于此标准的说法排除在外。如果说前述三种人不赞成老毛奇的话还都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最不可饶恕、也是最令人费解的是一部分军人竟然也不赞同老毛奇的话，按理说军人们在进行战争实践活动时通常都是很不情愿受到外界的干扰的，可是这一部分军人却秉持着《战争论》的圣经而认为老毛奇的话是在离间政治与军事之间的关系。
分明跨过国界就可以提早击败敌人，却一定要等到敌人跨过国界才决定反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失掉了有利的战机，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生死之战，却规定军人只能流血牺牲而不能使用某些手段，这就是置国家的生死存亡和军人的性命于危险境地。
19世纪后半期普鲁士军总参谋长老毛奇曾经对俾斯麦说道规划政治目标是俾斯麦的事情而如何作战则是军队的事情。无论老毛奇还是俾斯麦都混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前者原本是纯粹的军人而后者原本是纯粹的政治家，只是在为了谋求德意志的统一和为统一后的德意志设计整体战略追击时，他们各自所代表的军事和政治职能才交织在一块而引发了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这种带有争议的关系。在普奥战争中，俾斯麦竭力制止胜利的普鲁士军队继续向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进军，这决不是出自于纯粹的政治考虑，而必然是为了普鲁士今后的战略作打算。
按照克劳塞维茨式的论断，是政治将战争这一野生动物训化成了家养牲畜，但是家养牲畜同时也失掉了野生动物所固有的那种自然的气息。政治家可以不懂得战争，也可以不明了实际战场情势，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些基本的军事战略知识，那么他就不能算作是合格的政治家。所谓基本的军事战略知识是说政治家必须懂得军事力量的产生、维持与使用这三个环节的运作过程。一个对军事战略一窍不通的政治家享受他控制战场事务之权力的结果只能是使得前线的军事统帅与实际战争进程受到任意的且常常是错误的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