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来后，边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涌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一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严重问题。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外，边区党政各部门工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领导下。中央局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谢觉哉，常委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中央还决定由这年春天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边区工作。毛泽东虽然很忙，但对边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管得还是很多。不久，中共边区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边区党政军领导的统一与团结的加强是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3、赞成“精兵简政”议案
1941年11月的延安，早已进入隆冬时节。西北风呼呼地吹着，屋外呈现一派萧条的寒冬景象，树木早已被剥光了叶子，在狂风中战栗着。已是夜晚时分，天地间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寒意透过薄薄的窗纸袭来。在窑洞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正在专心致志地看一个方案，一边看一边思考着，在他认为重要的段落用红笔圈起来，最后又一字一句地将这些重要的字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在这抗日战争处于困难阶段的时刻，一个党外人士，不仅与我们党患难与共，而且为克服困难，迎接胜利的到来献良策，这是令人感动的。毛泽东高兴极了，兴致所至，他随手在旁边加上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方案，竟能引起毛泽东如此的重视？
原来，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隆重开幕。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实行“三三制”，即在政权人员分配上，规定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l/3，中间派人士(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占1/3。所以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党员、工人、农民、战士以及包括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在内的党外人士。毛泽东出席了这次会议的开幕式并发表了演说，号召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他强调：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员只有同党外人士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把持包办的权利。他希望各参议员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提意见。到会的共产党参议员和非党参议员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为抗日救国，踊跃献计献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全体参议员合影。然而，却有一个个子矮小、两眼炯炯有神、拄着拐杖的老人沉默了，陷入深思之中，他就是米脂县参议会议长李鼎铭先生。这位老先生于1881年9月28日生于陕西省米脂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原名李丰功，字鼎铭，是米脂县一位有名望的绅士，一生为人正直。李鼎铭8岁进私塾读书，14岁因家贫无力延师，开始寄居舅父家读书，兼学中医。他在舅父的影响下，发愤学习，遍读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及历史、地理等书，同时他对数学、医学也有浓厚的兴趣。
1903年他在绥德大考中一举夺魁，取为廪生案首。此后，官府开始按月供给他粮食。1913年，他担任米脂县东区区长，利用印斗乡灵水寺的庙宇，创办米脂小学，致力于振兴家乡教育，成绩卓着。1930年，他在朋友的资助下，在米脂县城东街，开了一个中药房，命名“常春医馆”，坐堂行医。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抵御外侮，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加深了他对共产党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同情农工，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就这样，他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毛泽东的讲话，他失眠了，他想了很多很多，毛泽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毛泽东和共产党其他领导人的真诚态度，令他打消了疑虑，并深深感到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是出于至诚。于是，他根据陕甘宁边区老百姓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方案。
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他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接着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
提出这个议案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因为，抗日战争至今，我们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战争机构，如果实行精兵简政，怎么应敌？果然，“精兵简政”议案提出后，就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甚至有人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但是，毛泽东却看到了这个提案的重大意义，因而非常重视这个提案，这给了李先生以极大的鼓励。
当这个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向李鼎铭点头致意。毛泽东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生动地解释着：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部队，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他还对党内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进行了批评，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的一席话，使李鼎铭深为感动。
参议会通过了“精兵简政”议案。议案通过以后，对精兵简政这项工作，许多根据地的党组织和政权机关抓得紧，效果显着，但也有一些地方没有认真去做。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42年9月专门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进一步阐明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意义。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
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党的领导下，“精兵简政”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得到了广泛的实施，而且推广到了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这对渡过抗战最困难阶段，坚持长期抗战，迎接反攻的到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发动大生产运动
1、重新认识经济问题
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运动首先由部队系统开始。起初是由1938年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在战斗和训练之余，从事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袜等，从而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毛泽东当时对这一做法就予以肯定，要求推广到留守兵团的所有部队。但当时还只是出于改善部队生活的目的，并没有把这种农副业生产与解决经常性的财政供给问题联系起来。
当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毛泽东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而这种困难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加以克服，于是他决定把边区部队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局部性的农副业生产，发展为整个边区的以逐步实现经济自给为目的的生产运动。
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许多场合、许多会议上，反复讲述了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他说：武汉、广州失掉以后，敌人还要继续进攻。我们现在还有一点钱，还有小米饭，但以后会有那样一天，没有钱，粮食困难。那怎样办呢？第一个办法是饿死，第二个办法是解散回家，这两个办法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第三个方案，就是靠我们自己动手”，“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
他指出，开展生产运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第一个根据，是人类几十万年来都是自己搞饭吃，全中国的农民都是用自己的手来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同样是人，为什么不能靠自己的双手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呢？况且，就部队来说，全体都是劳动者，年富力强，怎么还会有饿饭的事情呢？第二个根据，是留守兵团的农副业生产取得了成绩，既然部分的生产运动有成绩，为什么普遍的就不能搞呢？第三，边区地广人稀，荒地很多，只要降一点雨下来，就可以耕种。不久他又对抗大的干部说：“我们种田，生产粮食，是农人；做桌子，造房子，是工人；办合作社是商人；读书，研究学问，是学生；懂军事，会打仗，是军人。这就叫做农工商学兵一齐联合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生产动员大会，在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作《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后，毛泽东发表讲演，号召边区党政军民学开展一个“伟大的经济战线上的斗争”，以此来解决边区全体人民的生活问题，并且“用实际行动作为全国的榜样”。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及结论(即《反投降提纲》)，进一步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他还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方针。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边区的生产运动很快开展起来，并取得成效。首先是农牧业生产有较大发展。1939、1940年，全边区开荒170余万亩，粮食产量和牛、驴、羊数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1940年，部队已可自己解决一个半月的口粮，并解决了部分装备补充。机关学校也投入生产运动，从中央和边区领导人到勤务员和青年学生，全体动员上山种地，场面十分壮观。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边区的工业建设也迈出了最初的步伐。1938年3月，工业专家和技师沈鸿带着10部机器和7名工人来到延安，建立起边区机器厂。接着，恢复和创办了石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农具厂、皮革厂、化学厂、制药厂等。华寿俊在1940年用当地盛产的马兰草造纸试验成功，大大推动了边区造纸业的发展。
1939年到1940年是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一方面是边区自身开展了生产运动，另一方面边区也还有一定的外援，即国民党政府尚给八路军发放一定数额的军饷，同时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所以，如同毛泽东后来所说：当时“我们还有饭吃，有衣穿”。这时，边区人民的负担是很轻的。党中央采取“储蓄民力，力争外援”的方针，边区政府所征捐税只有进出口贸易累进税、皮毛税、盐税、救国公粮四种。
以公粮来说，1938年全边区只有1.7万石，1939年5万石，1940年9万石，分别占当时细粮(小米)产量的1.4%、2.8%、7.6%。到1940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140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
毛泽东挥笔题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萧劲光回忆：“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
1941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为了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席。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7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
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