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说：刚才我去金盆岭一带实地观察了一下，当地的老百姓也向我介绍了一些情况。据说这股部队有4000多人，100多支枪，但大多是些散兵游勇，再加上又是吃了败仗，正是抱头鼠窜的时候。他们前天早上被南兵从株洲赶出来，退到猴子石，却迟迟不敢进城，看来他们也不了解城里的情况。我们如果搞得恰当，是有可能把这股退军赶走的。
大家忙问如何办法。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只要把从去年就开展训练的学生志愿军组织起来，再动员城里的警察参与战斗，是完全能够击退溃军的。况且这些北洋兵也都是一些贫困人家的子弟，他们和长官并不是一条心的，现在他们又累又饿，如惊弓之鸟，我们有什么可怕的。
大家一听有理，都齐声赞同毛泽东的建议。平日那些刻苦操练的学生志愿军更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经过反复的磋商，大家认为这个计划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于是全体动员，分头行动，迅速把学生和警察编成3支队伍，学生们手拿木棍，警察则拿有限的真枪。
傍晚时分，3支队伍悄悄地分布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出发的时候，沿途的一些工人和农民也带着铜锣和大鼓陆续参加到行进的队伍中来。
天渐渐地黑了下来，半圆的月亮爬上了东山。人们看到影影绰绰的北洋军的队伍像一条大蛇，胆战心惊地向北移来。
站在山头的毛泽东、张昆弟、罗学瓒等学生领袖见北洋军离伏击的地点不远了，随即命令山头上的警察鸣枪3响，霎时间，满山遍野的灯火一起点燃，工人和农民也敲起了铜锣和大鼓，紧接着，埋伏在前面的警察又是一阵排枪，一场“激战”就这样打响了。
北洋兵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呆了，随即晕头转向地向来的路上奔逃。哪知来路上也有满山的灯火，同学们在铁桶里放的鞭炮更像一阵阵密集的枪向他们打来。正在不知所措时，山上传来喊声：“傅良佐已经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不明真相的北洋兵十分心虚，这突然的袭击已使他们无心抵抗，过了片刻，他们就缴械投降了。
人们把这些北洋兵都带到了一师校园的操场上，收缴来的枪支也搬进了学校，堆放了一地。
第二天，由商会出款，被俘虏的北洋兵每人得到3个馒头和4元遣散费，安排他们就地解散回家。
长沙城沸腾了，市民们免去了一场兵灾，人们纷纷地议论，说这是一师的一个后生组织的一场智勇双全的战斗，他可勇敢了，浑身是胆！
许多年后，毛泽东曾饶有兴趣地对友人说：这是我第一次指挥的军事行动哩！
3、组织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是中国五四时期发起最早、影响最大的进步社团之一，它对一代追求光明与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影响。青年毛泽东为这个团体的发起、创立并使之发展成具有纯洁性、严密性和战斗性的革命团体，倾注了大量心血。
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蔡和森。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以后，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他深深感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为了研究学问、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必须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组成一个坚强的、有革命精神的团体。
毛泽东最早结识的朋友有蔡和森、萧子升、萧子赏、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周世钊等十几个人。这些人大都出身贫寒，来自穷乡僻壤，有的还直接参加过体力劳动，对于广大工农群众的苦难生活相当熟悉，因而在学习上比较刻苦，生活上比较俭朴。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经常研究治学和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但是，毛泽东还是觉得自己交友不广，视野太狭窄，“友不博，则见不广”。由此引出了一张“征友启事”的故事。
1915年，中国的思想界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带来的沉闷之后，随着《新青年》的创办，又趋活跃，并掀起了一场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思想的推动下，新奇事物不断出现。这年秋天，毛泽东也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他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发出了一份“征友启事”，并在一师附小教员陈昌的帮助下，张贴到长沙城的一些学校和城门口。
启事发出后，立即应征者并不多。毛泽东在这年9月27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到：“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而求友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以介绍。”
《西行漫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说：“我心情豁然开朗，需要结交几个亲密伙伴，有一天，我在长沙的一份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的人与我联系，我指定要那些坚强、有决心、准备为国捐躯的人。响应我这则广告的有三个半人。一个是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但以后又背离了；另两个青年后来都成了极端的反动派。这‘半个’响应来自一个态度不明朗的青年李立三。他听了我说的话，没有作任何明确的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罗章龙当时是湖南长沙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三大”和“五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来因为搞分裂而被开除出党。以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当教授。“文化大革命”以后，他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全国政协委员。
他曾回忆说：“在我校会客室外，偶然发现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有几百字，古典文体，书写用兰亭贴体，很像润之后来写诗词的字体。启事大意是要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启事原来有句云：‘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从内容上看，启事是经过考虑的，不是随便写的。看了启事，我觉得在当年，这是一种不平凡的举动……按着启事内容、地址，我写了一封古典文的信。信的大意是：看见启示非常感动，希望能见面，约定时间和地点，我们谈话。信末署名纵宇一郎……我的信从邮局发出后的三四天，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回信。他在信里引用了《庄子》上的两句话：‘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意思是说，发出启示得到了回音，心里很高兴。信里约好星期日上午到定王台湖南图书馆见面，来时手持报纸为记。后来，我们按约见面，整整谈了三个小时。毛泽东表示：‘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罗章龙还把他的朋友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两人见面时，毛泽东亲切地和他握手，表示欢迎。接着就滔滔不绝地对李立三讲起国家大事和自己对读书修身的看法。然而，李立三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什么也没有表示就告辞了。后来李立三解释说：当时我才16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读书，见识少，一下子说不清楚毛泽东讲的那么多问题，所以就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
《征友启事》发出3年之后，毛泽东的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他们热切追求新思想、新文化，其中大多数人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有着“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的：“这是一小群态度严肃的人。无暇谈论琐事。他们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无暇谈情说爱和‘浪漫’，认为时局危机，迫切需要知识，而顾不上谈论女人和个人私事。……我和我的朋友只愿谈大事——人的本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和宇宙！”
在以民主与科学为主旨的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经常聚会，就“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问题，不断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从1915年到1917年冬，这样的讨论达百余次之多。在反复的讨论中，毛泽东逐渐认识到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就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于是，他提议组织学会，并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1919年11月，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从1917年冬天起，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分头深入到省立一师、楚怡小学、第一联合中学、修业小学、周南女子中学等学校，暗中物色会员，很快联系了一批进步青年，形成了组织团体的基本队伍。接着，毛泽东和邹鼎丞负责起草学会章程。
1918年4月14日，是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萧子升、萧子赏、何叔衡、陈绍休、罗章龙、毛泽东、邹鼎丞、张昆弟、陈叔农、叶兆祯、罗学瓒、邹蕴真、周明谛等，在蔡和森家集中，由毛泽东介绍学会的筹备情况。他说：“发起组织这个学会，酝酿时间很长。为什么要组织学会，发起诸人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首先，大家都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迫切；其次，当前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已经发起，旧思想、旧伦理与旧文学，在诸位腹中已一扫而空，使大家都觉得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无聊，引发了对动的生活和团体生活之追求；第三，在座诸位对杨怀中先生所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之教诲念念不忘，决心身体力行。不知这几条是否能反映大家的想法？”
蔡和森大声附和：“润之兄所谈的这几条，正是我们之所以结成团体的原因。”其他与会者也纷纷表示赞同。
毛泽东又谈到学会名称问题，他说：“我们这个团体，最初拟名为新学会，意即在筚路褴褛，以启山林的时代，我们要共同学习和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子升兄则建议改为新民会。”
“是啊！”萧子升接着向大家解释说：“梁启超先生取《大学》新民主义，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了《新民说》，他认为中国积弱不振，是由于人民没有爱国心，没有自治力，因此，必须把‘新民’当作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我认为，梁先生之论颇有道理，所以主张我们的学会取名新民会，以提高和增强民德、民智、民力，走自新、自救、自立的道路为学会的奋斗目标。”
萧子升的话引得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教育国民，使其日新其德，新民会好！”有的说“我们都处在修学储能时代，个人的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叫新学会更贴切。”
邹鼎丞发言了：“新学会、新民会各有道理，润之、子升已作商量，合二为一，就叫新民学会。”大家一听，齐声叫好，“新民学会”这个名称就这么被确定下来了。
接着，毛泽东将起草后的会章逐条宣读、解释，大家各抒己见，共同对会章内容进行增删、修改，并逐条表决，最终形成了11条明确、简洁、可行的新民学会会章。会章规定，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必须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5条纪律，如有行为不正或故意违反会章者，经多数会员决议，令其出会。
最后，大家一致推举萧子升为学会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学会有70到80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罗迈(李维汉)、夏曦、何叔衡、郭亮、萧子升、蔡和森、萧铮等。从此一个由自愿救国救民的青年知识分子集合而成，有组织、有纪律、生机勃勃的进步团体诞生了。
三、影响他一生的几位老师
1、“如婴儿之得慈母”
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毛泽东深得几位老师关照，毛泽东也是终身难忘。
1913年，黎锦熙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师，在毛泽东所在的班级——预科第一班教历史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尊崇。黎锦熙，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雾镇石潭坝，即今天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3岁，两个年龄相仿，加之又是湘潭小同乡，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他们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
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黎锦熙仍任历史教师。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他任主任，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又附办刊物《公言》，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并以1/3的篇幅报导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引人注意。毛泽东也对此很有兴趣，时常帮黎先生抄写文稿。
对这段史实，黎锦熙后来以欣慰和略带幽默的口吻说过：他办报刊时，有三个青年学生帮他抄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二位后来成了着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一位默默无闻了，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这第一位、第三位他不便说出来，但私下对家人透露，第三位抄写文稿的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衣着朴素也是出了名的。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棉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惟一比较体面的衣服是一件褪了色的发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季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那个时代的先生，受封建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多以衣帽取人，对那些衣衫寒酸、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常常冷眼相看。黎锦熙则不然，不仅未因毛泽东的艰苦朴素而瞧不起他，相反更看重他，在交往中主动摒弃师生之别，将毛泽东引以为最知己的朋友。黎锦熙的图样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许多人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图样领导艺术。大到中国革命或建设的总体构想（总图样），小到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规划和设计（分图样），毛泽东总是事先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来，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和论证后，才形成决议和文件。这种具体多样、缜密精妙的“图样法”，成为他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也因善于绘制出众多极其成功的“图样”而着称于世。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字更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并且一生身体力行。写日记，他一记就是70多年，从未间断；搞语言，一搞也是70多年，全力以赴；办教育更是这样，21岁开始做教育工作，一做几乎又是70多年。恒心、毅力加上科学精神，和注重实践与不断前进，是他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几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着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