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除在原则上和具体步骤上对谈判工作进行指导外，还从多方面着手，努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他多次致信致电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力陈抗日救国大义；1937年5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负和平使命赴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提出了“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口号；继1936年夏秋间同斯诺的谈话之后，他又先后接见史沫特莱、尼姆·威尔斯、范长江、厄尔·H·利夫、托马斯·阿瑟、毕森·拉铁摩尔、菲力普·贾菲等中外新闻界人士，广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他既告诫全党要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要求各地的各级干部都去做统一战线的工作，同时，又及时提醒党员干部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和联合，注意防止右倾投降主义的倾向；他亲自起草祭黄帝陵文，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祭扫黄帝陵，表达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始祖的敬仰和团结全民族共赴国难、光大古邦的决心。
1937年5月，苏区党的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
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
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3、到延安建立革命大本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局势相对稳定，毛泽东等决定把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因为延安地处交通要道，又是陕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便于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1月10日，毛泽东离开保安，出发到延安去。
警卫员们个个精神焕发，一路上说说笑笑，毛泽东兴致也很高。
行军的第三天，就要到达延安了。毛泽东对大家说：“今天要到延安啦。在陕北来说，延安是个大地方呵，比保安好多了，有飞机场，有汽车。咱们要进陕北的‘大城市’啦！”
红军开进延安。大家顿时跳起来欢呼，忘记了旅途的疲劳。望着他们激动、兴奋的样子，毛泽东温和地叮嘱他们：“延安过去一直是在国民党的军队统治下，我们刚解放这里，群众还不了解我们，到了延安，一定要很好地注意群众关系，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警卫员们马上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记住。”
终于看到延安了，远远望去，只见人群蠕动，彩旗飘扬。
l月13日，是延安百姓难忘的日子。人们听说毛泽东要来延安，个个兴高采烈。普通市民、红军战士、学生，还有远道赶来的赤卫军和农民，都早早地赶到了延安北门口，欢迎的队伍一直排到大砭沟口，约有1万多人。大家手里挥动着彩旗，旗上写着“热烈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驻延安”、“中国共产党万岁”、“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标语。
数九寒天，寒风阵阵，但欢迎的人们却群情振奋，气氛热烈。
军委总参谋部的同志，跑步到毛泽东跟前，报告说：“延安市各界代表前来迎接主席！”
毛泽东身穿灰土布棉衣，戴着八角帽，健步走到代表们面前，一一握手，表示谢意。这时，一位代表牵来一匹披红挂彩、脖子上吊着锃光发亮的铜铃铛的高大骡子，请毛泽东乘骑，毛泽东摆手不肯，他坚持步行，和大家有说有笑，向延安城走去。
踏着冰面，越过了延河。毛泽东边走边关切地询问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当毛泽东一行快要走到大砭沟口时，夹道欢迎的群众爆发出阵阵欢呼声。接着，锣鼓声、唢呐声、鼓掌声，交织在一起，震荡着山谷和平静的延河水。
第二天，延安各界召开隆重大会，欢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毛泽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红军到陕北是为了北上抗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要抗日，单靠红军是不行的，必须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处处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宗旨，执行铁的纪律。希望各界父老兄弟加强监督，增进军民团结，坚决把抗日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抗日救国会在“三仙园饭馆”设宴为毛泽东接风洗尘。
刚进延安，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就住在凤凰山麓。
延安的凤凰山，曾经有过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城西有个小村庄，住着十来户人家，人们一年辛勤耕耘，终不得温饱。一天，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只美丽的凤凰，落在村里一株梧桐树上。从此，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家过上了不愁吃穿的好光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凤凰鸟老了，但仍不愿离去，大家也舍不得它。最后，凤凰鸟将自己的身骨化为一座青山，坐落在村北，以阻挡来自北国的风寒。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只能给大家带来幸福的凤凰，便把此山叫做凤凰山。村名也改为凤凰村……
党中央机关住在城西凤凰山麓群众临时腾出的窑洞和房舍里。
当时延安城的居民只有3000人。中央机关、红军大学和警卫部队一下子都进来，延安城顿时挤满了人。原县衙门、府衙门、天主教堂等都被利用起来。毛泽东住在一位郎中先生李家堂家的一孔石洞里。
这孔石洞既阴暗，又潮湿，一年四季都给人一种阴森森、凉飕飕的感觉。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对毛泽东的身体确有很大的损害。大家多次提出要给他另换一个住处，毛泽东每次都婉言谢绝了。他说：“延安就这么大个地方，一下进来这么多人，群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要再给老乡添麻烦了。夏天多晾晾被褥，冬天多烧点火就可以了。房东也不是住这样的窑洞吗？他们能住，我为什么就不能住呢？”
后来，在大家的一再坚持下，毛泽东才搬进条件稍微好一些的一家姓吴的院落。
毛泽东住进这里以后，警卫员怕影响他办公，建议将院中的碾子和石磨搬走，但毛泽东坚决不同意。他说：“搬走了，房东使用起来就不方便了。”他多次叮嘱大家注意群众纪律，一定要爱护房东的一草一木，并且要他们坚持每天给花浇水；又多次叮嘱他们，晾晒被褥时，不能把绳子拴在小树上；也不能把马拴在树上……
毛泽东不仅教导战士们爱护百姓的财物，还想方设法给老百姓排忧解难。指战员给乡亲们打井，给他们治病，关心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
自从党中央、毛泽东进驻延安后，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兴利除弊，群众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莫非传说中的那只神奇的凤凰鸟又回来了？
难怪陕北人民到处唱着这样一支“信天游”：
甜甜的延河水哟，
永远流不断。
毛主席的恩情哟，
永远说不完……
三、总结历史经验
1、“靠总结经验吃饭”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1936年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对待理论工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1927年和1934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做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相对稳定的局势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着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做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