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该文的部分章节。12日，《向导》周刊发表了部分章节。随后许多报刊相继转载。4月，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版了全文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为这本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说：“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和土地。……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3.9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在这篇《序言》里，瞿秋白还给了毛泽东和彭湃一个称号：“农民运动的王！”
农民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个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报告，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注意。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译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会全会上也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三、在大革命危急关头
1、主办武昌农讲所
1926年11月下旬，毛泽东曾联络江西、湖南、湖北的国民党省党部、省农民协会筹办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了三省党部和农协的支持。湖南推定毛泽东、周以栗，湖北推定陆沉为筹备员，并确定了经费，选定了地址，江西也选定了学员和筹备员，毛泽东考察湖南农运后，就住进武昌都府堤41号，为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日夜操劳。
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是由三省国民党省党部“考送学员，本所不直接招生，其他各省由三省党部顾及农运全般发展之需要，附设皖苏川豫直一定学额，由各该省党部考送外，本所无权增加他省学额”。但是，许多热心农民运动的青年，纷纷写信给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要求投考”。这个矛盾，反映到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
为顺应各地农运同志的要求，农民运动委员会曾召开会议。经毛泽东提议，决定将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为中央办理，命名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三人为常务委员，且通过了农讲所章程。章程规定：学员由600名增至800名，第一期学习4个月，每月经费5100元，从三月份起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取。由于新增豫、直、陕、鲁等地学生不能如期入学，确定已到学生先开课，后举行开学典礼。
3月7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先期开班上课。教务主任周以栗，训育主任陈克文，事务主任柳季刚，总队长郭宗昌，秘书夏明翰等皆到所视事。
4月4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央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各群众团体及国际工人代表团的代表百余人到所祝贺，希望农讲所学员“切实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政权问题、农民武装问题”。开学时，学员计有739人，来自17省，以湘鄂赣最多，河南、安徽次之。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同日，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开学宣言。宣言说：“当这继续两次北伐的高潮中，举行开学典礼，这实在有非常的意义。其实义之重大，简直等于两次北伐誓师。”“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使命，最要训练一班能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来，对于农民问题有深切的认识、详细的研究、正确解决的方法，更锻炼着有农运的决心。几个月后，都跑到乡间，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实行农村革命，推翻封建势力。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说是农民革命大本营。”“今天的开学，可以说是我们的誓师。我们从今天起，决为农民奋斗而牺牲，除了农民运动，没有第二条路走”。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制定有学生“规约”。“规约”前言说：“我们进入这里的唯一目的，是研究革命的理论和行动。我们的责任是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领导他们起来，打倒我们的敌人，解决农民群众的痛苦。”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承担我们的责任，每个学员必须具有自觉的纪律，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努力克服封建社会带来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毛病，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革命的工具”。否则，“难免要做一个落伍的分子，难免有右倾的危险”。“规约”郑重提出“我们的党最近以前有了一种个人独裁的倾向，有了老朽昏庸腐败的分子在里面作怪，大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个封建制度、封建思想存在”。毛泽东要求教师特别注重学生世界观的改造，帮助学生克服个人主义、保守观念。他常常抽空到学生中了解情况，谆谆教导学员“做一个农民阶级的急先锋”。
参加实际斗争，注重军事训练，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重要特征，也是它的好学风、好所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惨杀工农群众的时刻开办的。因此，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更重视武装斗争，更注意培养学生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农讲所“规约”指出：为了将来发展农民武装，学员“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农讲所专门设有训练委员会，聘有军事教官，学生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四个队部和一个特别训练队，学生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他们身穿灰布军装，打着绑腿，每人发有一支汉阳造七九式步枪，每天操练两小时，每周上一次军事理论课，进行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事训练时间每天增至4小时。
中央农讲所开设了《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农村教育》、《农民问题》等课程。毛泽东亲自兼任的《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等主课占全部课时的百分之六十。
农讲所还编印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供学员及全国各地农运工作者自学参考。毛泽东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这套丛书中的一种。《中国佃农生活举例》以湖南湘潭西乡一位租田15亩，仅一妻一子的壮年佃农为“假定事实”，详细地计算了他的收入与支出。在绝无水旱风雹虫病各种灾害；身体熬练，绝无妨碍工作之疾病；精明会转计；所养猪牛不病不死；冬季整晴不雨；终年勤劳全无休息等6个条件下，收支相抵，尚欠19.17元。事实上这6个条件具备者很少。毛泽东通过这个典型分析，得出结论，“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农讲所专门设立了“农民问题讨论会”，师生定期就农民的土地、武装、政权等问题分组讨论，别类研究，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特别是北伐军进军河南时，还派遣学员百余名奔赴前线，发动和组织农民支援北伐军，使学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在毛泽东领导下，武昌农讲所开展了肃反，清洗混入农讲所的AB团、国家主义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中的成员，还发动学员捕捉外省外县选来武汉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湖北松涛县知事、贪官污吏刘树勋逃亡武汉，被农讲所学员侦悉，捕获游街后，送归原籍处理。
5月17日，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策动下，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发动叛乱，偷袭武汉。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大多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酣战。在此危难之时，毛泽东果断地将武昌城内一支武装部队——农讲所学员400余人输送出去，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配合叶挺的部队，平定了夏斗寅部的叛乱。
自夏斗寅叛变后，湖北境内时有土匪，叛军骚扰。5月底，麻城的反动派勾结土匪，捣乱农协，残杀农民。6月初，农讲所300余学员奉令开赴麻城剿匪。5日，凯旋归来，第二日照常上课。
经过3个余月的学习、战斗，农讲所学员已锻炼为能文能武，既能做群众工作，又能指挥作战的人才。6月18日，农讲所举行毕业典礼。毛泽东等向农讲所全体学员颁发刻有“农民革命”四个字的铜质五星证章，勉励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农村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农讲所学员随同贺龙、叶挺部队参加南昌起义。一部分江西籍的学员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学员陈慕平回乡后，担任了袁文才的秘书，为毛泽东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与袁文才部汇合，建立井冈山根据地，起了媒介作用。学员戴克敏、刘文蔚、汪奠川等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对开辟鄂豫皖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学员程伯谦协助方志敏开创了赣东北根据地。学员李骏领导江西雩都暴动，为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挺进赣南，建立闽西赣南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学员刘革非把生命献给了湘鄂西根据地。农讲所学员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将永彪史册！
2、参加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召开。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在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了一个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拟定3月1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因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与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对抗，迟迟不到，全会乃推到7日。7日蒋介石未来，乃改为预备会。在预备会上，谭延闿提出继续推迟会期，迁就蒋介石。毛泽东、吴玉章、于树德等强烈反对，遂决定8日开提案委员会，9日开审查委员会，10日正式开幕。针对蒋介石把持政务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还向大会提议：“现当在开全体会议期间，政治会议暂不开会，遇有重要事件发生，应授权主席团全权办理，但须向大会报告。”他还提议：“因提案甚重，必有精细之讨论，讨论似属提案之责，而提案委员会之产生，由常务委员会之推举，可否再加新同志而得新意见。”这两项提议均被大会通过。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身份出席会议。13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向全会提交了《土地问题案》（后改为《农民问题案》）。14日，他们又联合提出《对农民宣言案》。15日，全会确定毛泽东、邓演达、恽代英、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徐谦、王法勤、邓懋修组成审查委员会审定《对农民宣言案》及《农民问题案》。16日，全会通过了《对农民的宣言》和《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
“宣言”阐述了建立农民政权、农民武装、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农民如不得到解放，国民革命断不能抵于完成。”
参加会议的执行委员合影。因此，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必须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治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手中，转移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这是完成民主政治的唯一道路。
“宣言”又指出：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如民团、保卫团及团防局等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同时，应设法使农民廉价购得武器，使农民有足以保卫其自己利益的武器。这是农村民主势力推翻封建势力的确实保障。
“宣言”强调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问题不解决，一切纷扰变乱都不会平息，革命亦得终久没有完成之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现在“广东湖南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地方，贫农对于土地的要求已甚迫切”，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农民问题案》是《对农民宣言》的具体实施纲要。在讨论《农民问题案》时，毛泽东支持夏曦关于“乡村骚动不安是革命的现象，不应由党和政府”去加以所谓“改善”的观点，认为“夏同志理论甚确，应写到提案中去”。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现象，唯有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进行土地革命。因此，毛泽东参与起草的《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特别指出：“北伐胜利之结果，已有好几省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加入农民协会之农民已有四百万，正在为自己之解放而努力奋斗”。但是“农民的敌人也就以全力遏制农民运动之发达及阻碍本党决议之实现。这些农民的敌人，所谓乡村把持政权者，同时亦即国民革命之敌人”，一定要竭力保障农民，铲除敌人。“如果本党不能这样做去，国民革命将发生很大的危险”。
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二十项议案，决定组织中央土地委员会。1927年4月2日，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议决成立。由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顾孟馀5人组成。其任务是调查研究中国的土地分配状况，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呈送中央执行委员会核准后，交农政部执行。
3、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
1927年4、5月间，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委员会，五次扩大会，两次审查委员会（亦即扩大会）。每一次会议讨论得很热烈很详细，经常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毛泽东往往成为会议发言的中心人物之一，讨论的问题大多为他所提出和阐述。
4月12日，土地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毛泽东出席并作记录，他在会上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他说：“所谓土地没收，就是不纳租，并无须别的办法。现在湘鄂农民运动已经到了一个高潮，他们已经自动的不纳租了，自动的夺取政权了。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先有事实，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认他就得了。”
土地委员会经过两次开会讨论，觉得这个问题太重大，太复杂，非征集各方面的材料和意见，很难得到一个确切的解决办法，决计召开扩大会，邀请中央委员、各省区党都、各省区农民运动负责人、各军军长、师长、军政治部主任等参加。出席者所代表的省份有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直隶、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热河、奉天、察哈尔、吉林、山西15省。扩大会议中的报告有：谭平山的《全国土地分配状况》，俄人岳尔克《苏俄解决土地问题之经过》，林伯渠、夏曦、凌炳《湖南最近之土地问题》；湖北、广东、福建、直隶、热河等地都有关于土地问题的发言。讨论的中心是如何顾及农民的需要和全国的政治环境及农民本身的力量来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