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3月31日，六届七中全会再次举行全体会议，讨论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党章草案。毛泽东对《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作了说明。他指出：现在是有更大希望的时期，我们应在此时机提出适当的纲领，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个纲领就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我们的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这是与蒋介石有根本区别的。在报告中对国民党蒋介石如何措辞？我曾考虑半年之久。还是批评九分，批评很尖锐，但留了余地，指出希望，虽然只是一分，这一分是需要的。不留这个余地就犯错误。对一切要联合的对象，我都采取联合态度，但也显示区别，各有批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惟有区别才能领导。中间派是有前途的，他们的壮大是对我们无害的，他们可以听我们的话，但他们是动摇的，要坚决领导。现在国际国内的人心向我，连高桂滋这些人都说天下是我们的。在报告中我没有说这样的话，但有这股神气。我们要准备迎接胜利。
毛泽东在说明中还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在报告中对孙中山是否讲得太多？毛泽东说：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他的遗嘱，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做自己的旗子，我们就拿孙中山做旗子。而且我们与孙中山还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一道开过会。内战时期不讲他，不能怪我们。现在不同了。党内厌恶孙中山的情绪相当广大，应该说服。
二是共产主义要不要讲？毛泽东表示：在报告中，共产主义，我括去一次，又恢复了。不讲不好。对党名，党外许多人都主张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姿势搞坏了。所以这里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但提过了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把它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里着重区别于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中国与党内是很广大的。这次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蒋介石不是什么旧民主主义，而是专制主义。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是无害有益的，而且这里也说明了有三种成分。国家资本主义在苏联也存在了好几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就想要有一个国家资本主义而不得，富农存在得更久。这些都比《新民主主义论》有发展。
三是关于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毛泽东说：这个区别过去没有指出。其实大革命、内战、抗战时期的一般纲领都没有变，以后还可用若干年。具体纲领在各个大小阶段是不同的。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有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这个口号一提出，重庆的同志如获至宝，人民群众如此广泛拥护，我是没有料到的。
在讨论中，与会同志都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说明意见，并对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董必武说：我们提的纲领这样完善，蒋介石他们再提也很难超出我们的范围。吴玉章还认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可比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都成熟了，党外的人都同意我们联合政府的主张，要集中全党精神，团结全党力量来实现党的纲领，迎接新的胜利。
毛泽东在总结中又对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作了分析。还在2月18日中央全会讨论周恩来关于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两党谈判的报告时，毛泽东就曾经讲过联合政府的几种可能性：以蒋介石为主，希腊式；以我们为主，波兰式；还有第三种可能，即蒋与我们合作的政府，这要看政府设在什么地方，若设在重庆蒋介石的刀尖上则本质上仍是蒋介石的，独裁加若干民主，这样的政府我们也要，因为可以宣传，可以做工作，但不要幻想。只要成立了联合政府，一切要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商决。这样，他们的文章就不好做，我们的文章就好做。
这次，毛泽东又讲了联合政府的三种可能性。他说：第一种坏的，我们不希望的可能，即要我们交军队而做官。军队我们当然是不交的，官做不做呢？我们不要宣传做，也不要就拒绝。要准备这种可能性，其坏处是在独裁政府做官，这是可以向群众解释的；但也有好处，可以宣传。第二种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形式是民主，承认解放区，实质蒋介石的政府仍是独裁的。第三种可能是以我们为中心，在我们有150万军队、1.5亿人民时，在蒋介石更加削弱无联合可能时，就要如此做。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我们要建设的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同意毛泽东的分析。对这个方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毛主席所准备在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方针”。
这次全会还讨论了党章报告，刘少奇在会上对党章报告作了说明。他说：党章照顾了现在和将来。一方面肯定了严肃性，一方面允许了灵活性。总纲是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党章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可以更加促进党内的一致。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穿，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党章强调了保证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群众路线，强调扩大党内民主，也就是党内的群众路线，包括党员有在一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这一条，刘少奇说他动摇了几回。“任何”二字写了又圈掉，圈了又写上。但仍倾向于给党员这个权利。这样虽会出一些乱子，但没有这一条，乱子会更多。在讨论中，对“任何”二字是否要写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以亲身经历表示，过去就是吃了没有下级批评的亏，如果路线错误早有人说，至少要好点。写上“任何”二字，是整风经验的总结，实践起来，利多害少。毛泽东也表示，应该信任群众，绝大多数的群众是为党好的。因此，最后决定“任何”二字还是保留。任弼时将此议案付诸表决时，“全体一致通过刘少奇同志准备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
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讨论通过军事报告、历史问题决议和七大的议事日程等问题。朱德就军事报告作了说明。他说：这个报告写了两次。第一次写的报告是准备大会不公开时对内讲的。后来改为对外兼对内。因为时间匆促，大家没有充分讨论。昨晚谈了一下，认为报告主要缺点是对内意义不足，战争关节说得不清楚。现在请大家提出意见，以便基本上通过后再修改，好在大会上讲。毛泽东提议，赞成就基本内容通过。基本内容就是人民战争与打败日本侵略者。文字上在讲话以前与发表以前再加修改。这样，“全体一致通过朱德同志拟向七次大会所作军事报告的基本内容”。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但是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个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做出如此重大的改动的原因，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
毛泽东要求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他还讲到：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对《决议》草案中没有就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作结论，毛泽东也作了说明：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因此，在六届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原则性地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历史问题决议的讨论，七大各项议程，均已按主席团提出的意见一致通过。这样，六届七中全会胜利地完成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几经延期并为全党关注的七大即将召开了。
2七大预备会议及正式召开
1945年4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大会代表，无论正式的，候补的，除有病、有事请假者外均出席了会议。七大代表总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无表决权)。共分中直(包括军直系统)、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除中直代表团外，其他是以地区为单位划分的。各个根据地有6个代表团。大后方代表团是指蒋管区和沦陷区的，包括两广、两湖(云、贵在内)、闽粤边、江西和四川等地。周恩来、叶剑英都参加这个代表团。各个代表团又根据人数不等分成若干小组。如中直代表团分杨家岭一组、杨家岭二组、党校组、王家坪组、枣园组和解放社组。
在预备会议上，任弼时首先报告大会筹备经过。他说：七大早应举行，但因战争关系，交通分割，迟至今天才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方面。因为在延期当中，首先是充分发展了我们的力量。现在党员有120万，党领导的军队近100万，解放区人口近1亿。经过锻炼，党已成为全国政治的决定因素。七大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其意义与作用是非常伟大的。其次是党的思想更加一致。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上更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是党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也是非常伟大的。他还就七大代表的产生经过、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草案的准备情况一一作了说明。
毛泽东就七大的工作方针问题作了报告。他说：这次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简单讲，就是一个团结，一个胜利。胜利是指我们的目标，团结是指我们的阵线、我们的队伍。我们要有一个团结的队伍去打倒我们的敌人，争取胜利；而队伍中间最主要的，起领导作用的，是我们的党。没有我们的党，中国人民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我们党在二十四年的历程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当然，党内在一个时期也有不同意见，主要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发生过意见分歧。昨天七中全会基本通过了历史决议案，交给七大以后新的中央采纳修改。我们的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我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团结得如兄弟姊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罢休。毛泽东的这番话，赢得了全体与会者的热烈鼓掌。
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即七中全会提议的毛泽东等15人为大会主席团；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大会主席团常委；任弼时、李富春为大会正副秘书长；以彭真为主任的22人组成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七大会场规则。七大议程确定为：一、政治报告(毛泽东)；二、军事报告(朱德)；三、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四、选举中央委员会。
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12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24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24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547名正式代表和208名候补代表带着120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首先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布七大开幕，并发表了简短演说。
接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这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的《两个中国之命运》。他指出：“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他讲话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和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先后在开幕典礼上发表了讲话，肯定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预祝七大成功。此外，彭真还作了关于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全体一致通过。胡乔木担任大会记录和主席团会议的记录。
4月24日，由毛泽东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了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前途。书面报告的内容很丰富。其中深邃的思想、精辟的分析、严谨的逻辑和高屋建瓴的气势非常吸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