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教廷瓦解后，罗马帝国也变得岌岌可危。16世纪，为了能够更好地应付新形势，欧洲各民族开始在黑暗中寻求新的治国政策。回顾古代历史，在悠长缓慢的岁月里，朝代不断更迭，被征服地区的民族文化和语言也在变更，但政府形式在君主或神庙的控制下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百姓的生活渐渐地稳定安宁下来。对16世纪开始的现代欧洲而言，朝代的变更已经不再重要，人们把目标转移到关注广泛、多样的政治与社会组织的实验上。
我们已提到过，16世纪以来，世界政治史主要是一种努力，人类为了适应新情况，必须自发进行的一种让自己的政治和社会更完善的努力。由于新情况本身就在不断地而且越来越快地变化，所以这种适应新情况的努力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态势。然而，这却是无意识的适应，通常是不情愿的适应（因为大多数人不喜欢自发的变化），一般情况下，这种适应落后于形式的变化。
16世纪以后，政治和社会制度变得更加繁杂、更不平衡、更不安宁；这一时期以后的人类历史是人们面临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的需要和可能性，因而犹豫地、迟钝地实现人类社会整体模式改造的历史。这种改造的本身是有计划的、有意识的。
人类生活中的哪些变化打乱了存在于农民、商人、牧师和王国之间的平衡？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野蛮征服对人类生活的周期性更新，在旧世界1000多年的历史中，野蛮征服使人类的活动保持着某种特定的旋律。
人类事务本身就是十分复杂多样的，所有这种变化更是复杂多样的。可这些主要变化好像又都源于一个原因，即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扩展和增加。这种认识萌发于一小批有才智的人，起初，它的传播速度很缓慢，但到了最近的500年，它迅速地传播到广大的民众之间。
在人类生活的变化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人类生活的精神变化引起的。这些变化与知识的扩展和增加并行，巧妙地和知识融合在一起。人们希望探求更广阔的空间，投入到更多的事务中，作出更多的贡献，而不仅仅局限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追求。这就是过去20多个世纪中，在全世界传播的主要宗教的共同特征，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佛教等。这些宗教处理人的精神问题的方法，是以往宗教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就效果和性质上而言，这些独特力量与以往的以教皇、神庙为中心的血祭宗教是截然不同的，是对早期宗教进行的改进和替换。它们激发了早期文明中人们从来没有过的个人自尊的发展，加快了人类事业的责任感、参与感的脚步。
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古代文字的简化和普及是第一个显着的变化，这推动了帝国范围的迅速扩展，各地之间的政治协定也因此得以更好地签订和实行。运输的工具的多样性是第二个显着的变化，起初是用马匹，然后有了骆驼，又发明了车辆，道路也不断拓宽，畅通无阻，后来又出现了铁，这更极大提高了军事效力。铸币的出现，引起了深刻的经济变革，这种危险而又方便的契约方式改变了交易、债务和债券的实质。在这种形势下，人类的思想不断发展，各帝国的疆域面积也越来越大。地方的神灵已经消失，人类历史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即诸神混合、世界性宗教交易主宰民主的时代。同时，人们开始重视对历史和地理书籍真实性的记载，人们终于认识到自己的无知，开始了对知识的系统研究。
由于种种原因，以希腊和亚历山大为起始点的灿烂的科学进程曾一度被切断。日耳曼人的入侵，蒙古民族对西方的侵袭，瘟疫的蔓延以及宗教改革引起的动乱，都大大地破坏了政治和社会秩序，在冲突和混乱压制下的文明重新崛起之际，经济生活的基础已经不再是奴隶制了。最早出现的造纸厂给印刷品提供了原材料，印刷品的使用，使信息得以迅速传播，让人们彼此间的合作更加密切。在不同的地方，又重新出现了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科学的系统研究。
自16世纪开始，作为系统思维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一系列的发明与设计应运而生了，对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发明与设计已不屑在小范围内发展，而是追求更广阔的活动范围，朝着更大的利害关系、更频繁合作的方向发展，发展速度也越来越快。
面对这种事情，人们根本就没有准备好。到了20世纪初期，人们的思维变得灵敏起来。在此以前，史学家似乎不能给人们解释，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发明带来的新局面，人们该怎么去做。我们可以对过去4个世纪人类历史打这样一个比方：一个沉睡的囚犯，当他的牢房发生火灾的时候，他没有苏醒，而是认为这火焰的炙热和噼啪作响的燃烧声是过去的噩梦，他还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危机和机遇。
历史是社会的记载而不是个人的故事，历史中那些能影响人们交流的发明才是最重要的发明。我们知道，在16世纪，印刷品和航海指南针的远洋航行是最主要的新发明。印刷品的出现，推动了教育、公共信息、探讨和政治活动的进程，使信息更加普及，因而引起革命性的变化；海航指南针远洋航行让人们环游世界的梦想成为可能。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13世纪，蒙古人首次将枪支和火药带到了西方世界，后来枪支和火药得到了应用和改进。它们的出现，使躲在城堡里的贵族失去了安全感，使城墙围筑的城市变得危在旦夕，同时也扫荡了封建制度。秘鲁和墨西哥就是在西班牙枪炮的威胁下被摧垮的，君士坦丁堡也是在枪林弹雨中陷落的。
到了17世纪，系统的科学出版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尽管还是很浅显，但对以后的新时代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出现一位最杰出的人物——弗兰西斯·培根爵士（156l-1626年），也就是后来的维鲁拉姆勋爵，英国的大法官。他不仅是考彻斯特的实验哲学家吉尔伯特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他的代言人。他大加宣扬观察和实验，他写了一本《新大西洋岛》，用极富想象力和说服力的语言，表达出他发誓要为科学研究献身的伟大志向。
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学会，如伦敦皇家学会、佛罗伦萨学习会等，别的国家为了鼓励学术研究，也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出版和交流的国家机构。在这些欧洲学术团体中，有很多发明家涌现出来，对那些禁锢和破坏人类思维的怪异神学史来说，这些发明家的出现无疑给它们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17、18世纪中，虽然没有哪项发明能像纸张和远洋航船那样对人类状况变革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却一直进行着知识和科学的积累。到了19世纪，这种积累已经硕果累累了。这期间，勘探地形和绘制世界地图的实验还在进行着。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区域出现在地图上，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
19世纪，英国开始用焦炭制作铁，这比以往用木炭炼铁有着很大的优势，铁的成本降低了，还能铸造出更大的铁块。这预示着近代机械业时代即将到来。
科学就像天国里的树木一样，在发芽、开花乃至结果。自19世纪以来，科学的果实不断增多，这种发展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开启先河的是蒸汽、钢铁和铁路，然后是桥梁、建筑和巨大的油轮、以及各种机器的出现。这所有的发明和创新很有可能使人们的物质需求都得到满足。更不可思议的是，深藏的知识宝库——电子科学也向人们敞开了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