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张必须动用国家力量，通过实施强有力的干预来缓和社会矛盾。他强调，强化国家作用的目的应是为了更多地缓和社会的不平等，更多地提供社会福利。为了实现公共利益，个人也应当服从统一体的规划，服从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他指出，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问题。为了消除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社会福利问题是改革的中心点。国家要发挥积极作用，制定全面的福利政策，兴办多种福利事业，实行失业救济、免费医疗、老年抚恤和业余教育，改变不合理的财富占有和不平等的收入分配。
霍布森主张实行“有限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自由的社会主义”，这种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二者的中间道路。他的这一思想是今天澳大利亚工党陆克文们所提的“第三条道路”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基础。霍布森的社会改良主张促进了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制定。该思想在30年后被凯恩斯全盘接受，并予以系统化，成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
无可否认，他的这一思想为欧洲的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稳定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那就是高福利支出所带来的庞大的债务，及为偿还这笔债务而不得不一再开动印钞机，最后的结果是我们的经济一直处于：高福利支出导致赤字，政府发行钞票导致通胀，经济衰退。为维护社会稳定，政府不得不在原有的福利基础上加大投入，结果是本已不堪重负的债务进一步恶化。
另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福利主义对社会和经济还有另一项严重的伤害：
44岁的法国男子提尔里，开着一辆黑色阿尔法·罗米欧豪华跑车，住在上流社区的公寓，从他的公寓中可以俯瞰网球场。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提尔里竟是一名“超级懒虫”——在他18岁后的整个26年的成年生活中，只工作了31个月，其余20多年竟然没工作过一天，他一直靠吃政府救济生活！事实上在法国大约有着2200万人像提尔里一样，无需工作靠吃救济就可体面生活。
这样的例子不仅在欧洲普遍存在，在美国也同样存在。有人认为美国的社会福利最为薄弱，所谓的美国模式，是“要么苦干，要么饿死”，但事实呢？事实是美国在社保体系的短板与欧洲并无二致。美国经济学家克特里考夫就曾在其演讲中举出个这样一个例证：
米歇尔和安德鲁是大学同学。大学毕业后一起开始工作，甚至同时结婚，现在都是35岁，巧的是他们的妻子都比他们小15岁。米歇尔和安德鲁都是房屋经纪，年薪都是75，000，美元，每年也都同样缴纳9，300，美元的社会保障工资税（包括雇主缴款）。米歇尔的妻子阿曼达晚上到私人疗养所做护士助理，年薪20，000美元，并缴2，480美元的社会保障工资税（也包括雇主缴款）。安德鲁的妻子埃米莉在开始时与安德鲁赚一样多的钱，但她在工作没有多久后，就不再工作了。埃米莉有点懒，但很聪明，懂得投机取巧，她从一起玩高尔夫球的同伴那里得知，工作其实是得不到收益的。
阿曼达在44，年工作生涯中，每年持续缴纳2，480，美元的社会保障税，最后她比埃米莉额外多得到的福利是多少？答案是，一毛钱也没有。怎么会这样呢？因为当米歇尔还健在时，阿曼达以受供养家属的身份所能领取的退休金是阿曼达退休金的一半，高于按自己就业纳税的资格所可以得到的退休金。等丈夫去世后，阿曼达以遗孀身份领取的遗属退休金，等于米歇尔本人生前的退休金金额。换句话说，阿曼达从自己纳税中每获得1，美元的福利，就会抵消l，美元来自米歇尔贡献税款收入的福利。所以她缴纳社会保障税得到的福利，其实是被课以边际税率高达100％的重税。而埃米莉，尽管她没有任何“贡献”，但她都能以受养人及遗孤身份享有医疗保险的资格。
这一幕是不是看起来很熟悉呢？是的，那就是前苏联和中国曾出现过的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更糟糕的是，在福利主义制度下，干与不干一个样。这一制度无疑会成为提尔里和埃米莉这样的懒人们的天堂。但问题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趋严重，社会福利支出的压力也是空前巨大的。在这个时候要想克服经济的麻烦，就得提高经济效率，但这种福利制度却放任了提尔里和埃米莉，也降低了整个的经济效率。
基于此，我们认为，要想走出当前世界经济的困境，整个世界特别是欧美有必要重新检视福利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的产物，我们必须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否则，以牺牲可持续性发展为前提的稳定，只会为未来酝酿出更大的不稳定。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目前所能够做的就是，从社会主义那端往资本主义这端回归一点，首先要彻底地端掉干与不干一个样、不生产只享乐的体制病灶，激励工作的积极性，以此来提高社会的经济效率，促进社会的发展，为未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同时也应该对诸如养老金等项目予以适当压缩，从过度福利重新向“吃不饱、饿不死”的基本保障回归，以此来减少债务，同时也迫使人们不要对未来做不切合实际的预期，进而积极储蓄。如此一增一减，或许在未来一段时间能将债务问题成功化解。
恢复信用
信用指的就是社会成员之间普遍拥有的信任。信用显然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主要工具之一。如卢曼所指出的：“展示信任中的利益交流，显示自己是可信的，对信任的接受与互换，都在致力于强化和普及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证明既是机会也是约束（至少在长期的关系中）。因此，社会控制的要素是从信用关系中建立的。”
巴伯显然持同样的观点：“虽然信用只是社会控制中的一个工具，但它是一切社会系统中无所不在和重要的一种。在社会控制中权力若要充分或甚至最大程度的有效，就必须有信用在其中。”
从这里我们可见，信用同社会秩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当前无论是国内国际的秩序都建立于信用这一基础之上的。我之所以敢于买入你的商品，是基于我对你的信任；而你之所以敢收我交付的货币，则是基于你对这个国家的信任。但这种彼此间的信任如果不再：我对你出售的商品极端不信任，同时你也对那些有意购买你商品的人所持有的货币不再信任。那么可以想象，我们的整个商业活动，将会受到怎样致命地打击，我们的这个社会还将如何正常地运转呢？
但不幸的是，我们却正迈步于这条肮脏的大道上。
“美国市场一直被投资者看做‘安全的港湾’。美国经济被称为标准的信用经济，以其透明度和稳定性受到赞誉。”但安然、世通、麦道夫等全球一流的大公司财务欺诈丑闻一批接一批地曝光，使美国的信用桂冠落地，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为震惊。
早在2002年上半年，美国魏斯评级公司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至少1/3的美国上市公司可能有篡改盈余报告的问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则表明，66%的公众认为大公司的负责人在诚实与道德标准上处于“低或非常低”的水平。而媒体则感叹：“做假账行为可能比很多美国人想象得更普遍。”
美国《政企首要情报评论》则更是直白地说道：“银行公布的这些资产负债表——客气一点说——都是假造的……美国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那些从事衍生业务的大银行，实际上可能已经破产好几次了。”
信用危机对经济的打击是严重的。
首先，它摧毁了投资者的信念。正如有论者对麦道夫案所做的评论那样“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人们的心理造成了一次非常致命的打击，这次金融危机最大的特点是一次一次曝出来的事件，人们原来预想的心理底线一次又一次被击破了。这次心理底线是什么？麦道夫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老资格的，可以说是跟巴菲特等着名的投资者同一个级别的人，是最值得信赖的投资管理者。但他原来是个大骗子，而且他骗的人都是世界上顶级的人、最顶级的机构，包括汇丰银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导演，这使得全世界都无法预料华尔街这个金融体系还能相信谁”。公司管理人员利用漏洞，将股东委托管理的公司，变成了为其自身谋利的工具，显然这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
其次，信用危机已经危及资本主义经济。美国一些舆论认为，公司做假账问题已经成为经济肌体上的一颗毒瘤，它严重地侵蚀了经济肌体，使经济大厦基石动摇。美国着名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就曾指出：“也许数年之后，人们会说是安然公司而不是‘9·11’事件成了美国社会的巨大转折点。”
信用危机显然没有因为安然和世通的破产而终结。事实上，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目前仍在不断发酵的欧美债务危机，亦可归结为一系列个人、企业、行业、国家信用危机的集中爆发。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大量的个人投资者开始赖账，这是信用丧失的表现。而麦道夫的骗局的暴露，亦是信用危机的显现，是信用泛滥的必然结果。那么，是什么促成了信用的泛滥呢？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认为关键在于泡沫，他在其着名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泡沫形成后，信用便急剧扩张。患有这种传染病的人不仅比平时更自由地使用信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具有更多的信用，因为他们似乎在赚得巨大的收益，也由于当时流行的一种轻率的爱冒险的情绪，使人们愿意比其他时候更多地提供和取得信用，甚至向没有资格取得信用的人提供信用”。
从这点可见，信用危机其根源还在于信用的泛滥，而信用的泛滥又归根于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根源呢？无疑还在于我们的货币政策。货币之所以泛滥，其根源又在于我们的福利制度和战争所制造出来的巨额债务。问题又一次回到了原点。
欧美债务事实上一直陷在借新还旧的窠臼里。以英国为例，其数十年主导世界政治经济，国强民富，国民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其债务偿还能力本不成问题，但政客们的民粹主义，令各界政府都舍弃了财政解决之道，而依赖于货币政策，通过财政部发债、央行印钞、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做法摆脱债务困境。这一种做法，无疑只会进一步恶化我们本已非常严重的信用。如果任由其发展，整个世界经济或真将因为信用的丧失，而全面崩溃。
回归平衡预算
我们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债务，而债务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性原因却在于赤字预算。
政府的财政措施，包括支出和收入两个层面。政府支出包括国防、教育文化、公共建设、偿付公债利息等项目，收入方面则主要是来源于各种税收及公营事业盈余缴库两大项。当收支相等时，称为预算平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平衡预算就是谨慎理财，就是量入为出，事实上在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前，它一直被世界各国视为圭臬。
也正是因此，在最初的时期，凯恩斯推销他的赤字预算时，遇到了莫大的阻力，经济学家不接受，政客也不理解。当时，像罗斯福这样的政客还开足了火力大肆抨击胡佛总统的财政赤字，并承诺一旦当选，会使预算案归于平衡。1935年，凯恩斯在白宫拜访罗斯福，力促他放弃平衡预算，加强介入经济力度，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但罗斯福不为所动，并对商业部长说凯恩斯是个“数学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而凯恩斯则在其他场合指责罗斯福是个“经济白痴”。但最后的情况却是——罗斯福虽然表面不承认凯恩斯的预算方案，但实际上，在暗地里却偷偷地采纳了。从此，赤字预算跟随凯恩斯主义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所谓的赤字预算，是指财政年度内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预算模式。因在会计制度上一般习惯于将亏损用红笔记录，故而得此一名。在这一政策制度下，政府在制定国家预算时，会经常有意将当年预算支出安排得大于当年预算收入。至于不足的部分，则主要依靠发行国债、向银行透支，以及通过货币融资等方式来应对。
凯恩斯们认为，财政收支平衡不是国家理财的原则，负债多少也不是衡量一国财政稳定的尺度。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陷入了长期萧条和危机，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国家为了促进充分就业和消除危机，应该积极进行经济干预，采用扩大国家预算支出的方式，举办公共工程，增加政府投资，增加军事订货，支付出口补贴等。国家实行这些政策难免会出现赤字，但可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从而增加国民收入，以此来缓解或消除经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