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时珍/湖南益阳市作协副主席、三周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人民作家周立波（1908年——1979年）1928年离开家乡湖南益阳邓石桥乡清溪村，来到上海，投身于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与周扬、艾思奇等于1937年9月离开上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途经西安时，党组织派他与舒群转赴山西、河北抗日前线，先后为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与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卡尔逊作翻译，并担任战地记者，走访了晋察翼边区八路军抗日前线。1938年，周立波创作了我国最早反映八路军英勇抗战事迹的报告文学《晋察翼边区印象记》、《战地日记》。1938年底至1939年，周立波在沅陵、桂林办报，1939年底，他来到了延安。
为寻找抗战时期周立波的足迹，近年来，我专程到沅陵、桂林、延安等地采访。
在沅陵时的周立波
我们一行五人怀着对周立波的景仰之心，于2006年11月14日，在初冬麻麻细雨的陪伴下驱车前往沅陵县城。
在沅陵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周祥等同志的陪同下，下午，我们来到了沅陵镇龙兴居委会马坊界14号《抗战日报》旧址参观。
《抗战日报》旧址是在一条很不显眼的旧城的老街上，那条街真有一把年纪了，如果不是沅陵的同志带着去，我们是难以找到的。
这是一座两层楼的木板屋。进院子的那张大门，是很厚的木板做的，与安徽西递、宏村的那种经典的中国明清民居大门一样，八字形，寓意钱财不外流。进院门的上方有一个四方的屋檐，用来遮雨保护大门。一堵土围墙围成一个院落，院子不大，大概只有50来平方米，堆放些不显眼的东西。进门有一个阶矶，阶矶有一米宽左右。堂屋门槛比阶矶约高1尺，要提起脚才能跨进堂屋。堂屋的两边是当时年报社办公的场所，楼上是办报人员的卧室。穿过堂屋，走到屋后，便是一条很窄的阶矶，上一个小木楼梯，然后转一个急弯，走在一条不平的有卵石的曲道上，走到曲道尽头，就看见当年办报的印刷厂旧址。印刷厂已拆，不见踪影，剩下一块空坪隙地被邻居栽种蔬菜。实际上印刷厂是建在报社的后山上，用一堵高耸笔陡的山土与报社隔离，我想，当年，用这一种“呆办法”模糊视线，不让特务发现。
房主李朝佩老人，听说周立波故乡的人来访，早在家等候着我们。当我们在大门前合影时，老人连说，欢迎！欢迎！高兴地接待我们，带我们屋里屋外，前头后面参观，讲一些他所熟悉的事给我们听。
李朝佩老人给我们介绍，这座房子是他在1994年从原房主人周举仁手里买的。当年，报社人员办公、住宿都在这所房子里。房后小山上有几栋茅房，现已拆除，当年便是印刷厂。
11月15日上午，在沅陵县旅游局会议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沅陵县宣传、文化、党史、旅游等部门一些老同志参加，向我们介绍周立波当年在沅陵的一些情况。
周立波是1938年农历10月经安化走山路到沅陵，1939年5月离开沅陵到桂林。在沅陵，周立波担任中共沅陵县委宣传委员，还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同时和廖沫沙一起主持编辑《抗战日报》。当时的中共沅陵县委由周立波及书记丁务淳（又名周宏名，安徽人，清华大学毕业），组织部长陈德明（女，长沙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三人组成。
《抗战日报》是国歌的作者田汉于1938年1月28日即上海抗战6周年纪念日在长沙创刊的，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报纸，在长沙发行半年后被迫休刊。周恩来1938年11月召见周立波，指派他和廖沫沙去沅陵复刊。当年到沅陵去的编辑人员还有作家欧阳山、草明，木刻家张望夫以及周立波的表弟林岳松、妹夫雷夏。周立波在一篇文章中回忆：
1938年9月，遵照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一位负责同志的意见，我在武汉沦陷前夕，赶到了长沙，等待分配工作。我住在长沙韭菜园一家民房里，和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取得了联系。
周恩来同志看见我进来，招呼我坐在他旁边的一把椅子上，随即结束了他和那位同志的谈话。那位同志走了以后，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道：“派你到沅陵去办报纸，要办一个统一战线的报纸。对国民党政府办的事情，凡是有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赞扬；凡是不利于抗战的，我们就要批评。交给你一部机器，一套铅字，八百块钱。有两位负伤的印刷工人跟你去，他们到那里一面养伤，一面帮助你们建立印刷所。另外还有几个同志跟你去。我们用办事处的汽车送你们走。明天上午你到这里来上车。”（3）《抗战日报》于1938年底出报，1939年6月15日被迫停刊，在沅陵发行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周立波、廖沫莎等同志遵照周恩来同志指示，积极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汉奸卖国贼投降反共言行。《抗战日报》连续11天全文刊载了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延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使大后方人民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抗战日报》不顾国民党特务阻挠，发表了一系列消息、言论宣扬团结抗战，声讨汪精卫叛国投敌。周立波还以记者身份，到湘西采访，写了《湘西行》、《湘西苗民的过去与风俗》、《雾里的湘西》等报告文学、特写、通讯发表。
《抗战日报》社还办了一个小电影院和一家缝纫厂，以其收入作办报经费。我们今天无法想象当年地下党办报的困难。报社人员无工资，生活艰难，还要提防特务的迫害。周立波前妻姚陵华携他们7岁的长子周健明也到了沅陵。姚陵华在缝纫机厂工作，周健明进了难童院。我读了沅陵县党史资料上刊载的姚陵华的回忆文章，十分感慨。文中说：“当时周立波在沅陵办《抗战日报》时生活相当艰苦。为了生活，我只好将大孩子周健明送到孤儿院，自己到缝纫工厂做缝纫活。周立波生病是新路书店经理彭少彭同志接济他养病，我也用微薄的工钱买点东西给他吃。”
这里还要特别提到的一位编辑是周立波的妹夫雷夏，他是周立波着意培养的一位年轻革命者。1938年冬，雷夏接到妻兄周立波的来信，便匆匆告别了尚在哺乳的妻子育英，步行离开益阳，到达沅陵，担任了《抗战日报》副刊编辑。欧阳山、草明、廖沫沙、周立波先后离开沅陵，雷夏、林岳松主编后段的《抗战日报》。1939年6月15日《抗战日报》被迫停刊。在最后一期上，雷夏、林岳松等写文章诉说，气候恶劣，蚊子、臭虫扰人等等，暗喻反动派的种种破坏。妻子周育英将丈夫雷夏定亲时的信物——一对手镯变卖，寄钱到沅陵作为他的回家路费。雷夏陪田汉的老母亲等一道坐船回来，途中还险遇岸上国民党枪击。到益阳后，雷夏到益阳地下党活动的蔚南女中任教。
我们还去了沅陵博物馆，想寻找当年的一张《抗战日报》。经过博物馆同志的多方查找，尽管没有找到，但我们对他们的那种热情好客由衷的感激。有的同志说，由于年岁已久，难找到。有的说，收藏在南京图书馆。没有看到第一张原始的《抗战日报》，给我们留下了一点遗憾，但我们在沅陵县党史资料上看到了《抗战日报》的影印件。
在沅陵县党史办编印的资料里，我们查阅了周立波给沅陵县委的一封信。周立波这种回忆性质的文字很少见到，弥足珍贵。
中共沅陵县委办公室革命史资料小组：
来信收到了，所询各节，逐条答如下：
一、一九三八年底到一九三九年五月，党派我到沅陵主持《抗战日报》兼任了中共沅陵县委宣传部负责工作，同时做了一些统战工作。党曾派我去跟国民党的赵君迈接过几回头，赵的盐警队有我们党的工作者，但力量很薄，且不稳定。赵为国民党中（央）军校的爪牙，人很滑头，不过是想利用我们，因此，盐警队的工作在我在时并没有多大开展。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何时成立，我不知详，机构似乎甚小，详情也不知道。当时中共湖南省委曾派任作民与聂洪钧两同志到沅陵巡视工作。任已去世，聂洪钧同志现任中央人民政府哪个部的副部长，他的地址可问中央组织部。沅陵地下党的工作，以及湘西的情形，他可能记住一些。湘西工委的情况，他可能知道更详。另一位负责人为陈绍彭，没有到解放区，他的下落，可问梁春阳同志。
二、中共沅陵县委员会在我到沅陵前就成立了，只有两位负责同志，一即书记丁务勤（淳）同志，现在中央不知道哪个部任职，一即组织部长陈德明同志（女），现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县委没有任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人。我到后，由徐特立同志迁沅陵办事处人员老戴（已忘其名），提名我任沅陵县委作这两桩工作。徐特立同志自己没到沅陵来过。他的办事处却成立了，并且派了一男一女住机关，男即老戴，他有时也过问沅陵县委的工作。办事处在沅陵何处已经忘了。沅陵县委无机关，开会有时在新路书店楼上，聂洪钧同志到沅陵传达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文件精神也在那间楼上。在新路书店，我主持过一个学习会议，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路书店是党办的书店，负责同志为彭少彭，现在云南昆明工作。这个书店位于沅陵正街上，门牌忘记了，你们可向当地老百姓调查，在抗战其间开书店的是哪个门面，可能查出。
当时，党领导着《抗战日报》、新路书店。此外，在沅陵中苏友协（国民党时代的）、盐警队、妇女会以及和新路书店同租一个门面的一家毛巾厂，党都有工作或影响。当时沅陵县委有个大缺点，就是党员都是外县或外省来的，没有本地的党员，至于哪些支部，可问陈德明同志，我记不清了。
三、此条已在（二）中回答，但除上述革命组织，似有“民先”，我不知详。
以上都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前的情况，五月以后的事情不知道，因为党要（我）从沅陵撤退，往延安去了。
专此布复，并致
敬礼
周立波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
11月15日下午，我们会见了沅陵县委书记李自成。李书记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称周立波是沅陵县第一届县委宣传部部长，是他们的老部长。李书记在任县长时已把《抗战日报》旧址列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李书记说，2008年是周立波同志100周年诞辰，沅陵也要举行纪念活动。
桂林太平街四号的半年里
2008年暮春四月，我们几个喜爱周立波作品的朋友相邀来到美丽的山水城市桂林。
那天，蓝天宁静，阳光明媚，风亦柔柔，更明媚的是我此刻的心情。因这次桂林之旅了结了我多年想来看望的，在中国革命史上作出了无法用数字概括其重大贡献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和《救亡日报》旧址。
我们先来到位于桂林中山北路14号的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这所楼房，从外形看不同于其它楼房，有点特殊，整个门楼象一块大匾。大门的右边挂着叶剑英1983年元月题写的白底红字的长匾：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左边挂着深蓝底白字的长匾：国民革命第十八集团军桂林办事处。侧门上方横桂着“万祥醩坊”牌匾。从侧门进去，就看见长条形的柜台上陈列着当年一些酒坛酒罐。再往里走，是一个小天井，天井三方有房子，一方是围墙。小院干净，井井有条。每一个房间都陈列了文物。后面是“八办”纪念馆。纪念馆副馆长、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会会长文丰义研究员，为我们作了热情洋溢的详细讲解，还赠送了我们4本厚厚的文史资料。彼此对文史的爱好，让我们一见如故，好象久违的朋友。纪念馆陈列室规模大，材料丰富，抗战文化主题鲜明。还有许多当年的照片，是当年八办的工作人员、爱好摄影的童小鹏所摄。这些珍贵的镜头传递了当年桂林“八办”意气风发的战斗风貌。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广州失守后，桂林成为大后方抗日文化中心，扛起了中国抗战文化大旗。正如桂林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何开粹先生在《桂林赋》中所写：“八年全面抗战，上千名家纷至。沫若亚子，茅盾巴金，田汉予倩，夏衍荃麟，胡风艾青，皆文坛之俊杰也。救亡图存，突起异军。西南剧展，八省参演，极一时之盛；抗战门神，万户争贴，振九州之魂。”1938年10月到1940年皖南事变之前，到桂林的文化界人士有1000多人，进步文化团体多达40来个。其中《救亡日报》以统战面貌出现，实际是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机关报，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方针和推动抗战文化运动的坚强舆论阵地。
位于太平路4号的《救亡日报》旧址，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旧址相比，显得幽静、冷落一些。“《救亡日报》旧址”这几个字镶在围墙上的进门处，“桂林市文物保护单位”碑立在进门的右手边。我们怀着一种崇敬感推开了虚掩着由两块木门组成的大门。小院有些凌乱，似乎无人打理。我向正在收拾杂物的大妈打听，她说，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了，由她守房。大妈还讲，旁边还有一栋，那是原来办印刷厂的地盘，因建住房，早已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