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秋天，我终于摘掉了“听用干部”的帽子。我这块任意搬动的“砖”终于归了正位，搬回了文化馆，砌进了文化大厦里。
我从1972年到县文化馆至1982年的十年中，都是被抽调参加政治运动或者在公路建设工地搞政工宣传，当了十年的“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搬来搬去没有停止过，是文化馆资深听用干部。1983年底才回文化馆上班，才正式从事群众文艺创作辅导干部的工作。这时的文化馆又调来了新馆长。新调来的文化馆长还是姓杨。看来我们县文化馆离不开姓杨的馆长了。不过，新来的杨馆长比前两任杨馆长要年轻许多，我们都叫他小杨馆长。小杨馆长主事以后，公开宣布文化馆文艺创作辅导干部可以进行个人创作。可以用个人的名字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当然，他也强调辅导工作还是第一位的，个人创作也是业余创作，是第二位的。创作辅导干部不是专业作家，文化馆不是文联，更不是作家协会。他这种要求无疑是正确的。我们都很拥护。我坚持创作辅导、业余创作两不误，也有了小成果。直到这时，我才真正成了一名群众文化工作者。
群众文化工作者有苦也有乐，有喜也有忧。文化馆的主管部门领导要求群众文化工作者思想要进步，政治觉悟要高，自觉地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我也是自觉地听党的话，服从组织领导，积极搞好工作，争先进、成先进，深得组织和领导的信任。这不，又有一件被组织和领导信任的事不由分说地落在了我的头上——
一天晚上，小杨馆长把我叫到他的房里。
小杨馆长开门见山说：“我叫你来，向你传达文化局领导的决定，要你明天最迟后天到医院去做结扎手术。”
我毫无思想准备，问：“局领导要我做结扎手术？”
小杨馆长很干脆，说：“是呀，局长说的，要你去做结扎手术。”
我心里不愿意，说：“我们长期坚持避孕，又没超计划生育指标，怎么就要做结扎手术的呀？”
小杨馆长说：“县里有规定，凡生了两胎的夫妇必须有一方要做结扎手术。你生了两胎呀！”
我说：“我保证再不生就行了，怎么非要去结扎呀？”
小杨馆长说：“你不结扎，谁敢担保你再不生了呀？”
我说：“我自己担保呀！”
“你自己担保？”小杨馆长连连摇头。
“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是我不敢相信！你要知道，计划生育出了问题，单位领导是要负责任的呀！”
“我可以写保证书，立字据呀。”
“写保证书？立字据？”
“是呀，我保证再不生了，白纸黑字，立了字据还不放心呀？”
“老曾呀，我可不敢放这个心哪！”
“我可以写明，有了第三胎自愿受罚，甘愿受重罚！”
“重罚？怎么罚？”
“有了第三胎，一是保证做人工流产，二是我愿罚款一千元！”一千元可是我两年的工资呀！当时我每月工资才四十八元呀！
小杨馆长听我把话都说绝了，他也有点动摇了，拿不定主意了，就说：“我不敢对你明确表态，我明天给局领导汇报，听局领导怎么说吧。”
第二天十点钟左右，小杨馆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对我说：“老曾呀！我已经把你的想法给局领导汇报了，而且，我还为你讲了好话求了情呀，可局长听了只说了两个字！”
我知道凶多吉少，还是明知故问：“两个什么字？”
“不行！”
“不行？为什么不行？”
“局长说，你家所在大队是全县计划生育的点，县、区、公社抽调了十多名干部组成工作组在你们那里搞试点。工作组组长在大队群众大会上宣布：凡生育二胎以上的夫妇必须有一人要做结扎手术！”
“一刀切啊？”
“工作组要求一刀切呀！”
“必须挨这一刀？”
“看来是免不了呀！”
“这不是太左了呀？只要人家保证不生了，为什么硬要一刀切啊？其实，就是奖励我一千元，我也不会生了呀！”
小杨馆长劝我说：“老曾呀，你就不要再想七想八了，老老实实服从组织决定，早些去做结扎手术吧！早去早主动，早去早解脱！免得有人拿你做文章呀！”
“拿我做文章？”我大惑不解，反问道。
小杨馆长说：“好吧，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你们大队党支部的项书记对工作组说，大队社员的工作他们做，保证当结扎的百分之百的结扎。大队在外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由工作组做工作。县里有关部门因此向全县各部门、各单位发了紧急通知，只要家在你们大队的国家工作人员，两胎以上的人必须结扎！局长说了，曾奎生必须马上去做结扎手术！局长还说，这是你们大队项书记特别强调又强调了的呀！”
我们文化馆，像我这样的半边户，妻子在农村的有四人。他们都风平浪静、安全无恙，惟独我这个曾家畈籍人必须上手术台。
我只好上了手术台。
晚上，文化馆的同事一个个都来看望我、安慰我。但两位女同志没来，大概觉得难为情吧！小杨馆长也来了，他说：“你结扎的事，我真作不了主，我给局长也讲了一大堆理由，可他们根本不听，就不行两个字。我也无可奈何呀！反正你手术也做了，你就安心休养吧！我放你一个月假！”我向小杨馆长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当时规定，男性结扎只给一个星期的休假。
文化馆的人都离去后，我就催促儿子晓青：“晓青，你去睡吧。明天要上早自习，你去拿两角钱，明天买包子过早，过了早就去上课，抓紧点，不要掉了课呀！”
我没有想到，早自习后，晓青气喘吁吁地跑回来，说：“爸爸，给您买了两个包子，放在写字台上，您等会儿起床了吃，我怕掉了课，就走啦！”说完，拔腿就跑了。
十一点多钟，金雪柳来了。
我连忙先打了招呼：“雪柳，你来啦？”
雪柳说：“晓青说你病了，做手术了，要我赶急来。我没听你说过有什么病呀？我就问晓青你是什么病，晓青告诉我说是疝气，你从来就没这个病呀，怎么一发病就要做手术的呀？”
我说：“晓青还小，有些事他不懂，我也不好跟他讲，他也不清楚。”
雪柳问：“是什么病不好跟他讲的呀？”
我说：“雪柳呀，我做了结扎手术哪！”
雪柳一听大惊：“什么？你做了结扎手术呀？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呀？你怎么不同我商量呀？”
我告诉她：“局里决定我昨天做，我来不及告诉你呀。”
雪柳说：“结扎这么大的事，怎么一说要做就做了的呀？”
我说：“他们还不是怕夜长梦多呀，所以就采取了突然行动，要你做你就得马上做！”
雪柳气愤地说：“你们国家机关也是这样做工作的呀？”
我说：“我这是沾了我们曾家畈的光呀！”
雪柳不解，问：“你说什么？沾了曾家畈的光？这同曾家畈有什么关系呀？”
我告诉她：“我们大队要抢夺全县计划生育的红旗，就按工作组的意见，规定两胎以上的育龄夫妇必须结扎！是半边户的，必须是有工作单位的那一方结扎，以确保农业学大寨和计划生育两不误，两面红旗都抢到手！”
雪柳听了更加气愤，她说：“你哪里知道，工作组长和项书记昨天还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我是国家干部家属，要我带头做结扎手术呀！要不是接到晓青的电话呀，说不定我已经上了手术台呀！”
我一听，怒从心头起，大骂道：“妈的！这不是蒙人、坑人、害人啦！他们的人性到哪里去了呀？”
雪柳看见写字台上的两个包子，问道：“你还没吃早饭吧？”
我一看见那两个包子，我的眼泪就忍不住直流，我抽泣着说：“这是晓青上早自习后买了送回来的。他没吃就上学去了，你说，我吃得下去吗？”
雪柳望着那两个包子出神，儿子不吃，老子也不吃，她一声一声地叹着气，一把一把地抹着泪。
我说：“雪柳，你也不要太伤心。跟我做手术的医生是熟人，是医院的专家，都称他是第一刀。他说我的手术很成功，你放心好了。”
雪柳说：“我怎么放得了心呀？做结扎手术留下后遗症的人又不是没有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哪！”
我说：“放心，我不会有问题的。我绝不会是那个万一呀！”
雪柳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问题呀？”她还是不放心。
我为了让雪柳放心，化解她心中的疙瘩，就跟她开玩笑说：“等我好些了，你一检查一试验，不就知道了呀！”
雪柳瞪了我一眼，嗔怒道：“你真是一个大憨包！这种时候，亏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
我真想不出安慰她的话了，就言不由衷地词不达意地说：“笑总比哭好啊！我是想让你开心呀！”
雪柳听了，只是苦笑了一下。
一时间，我们都无话可说了。
雪柳来了，我们的生活改善了。她从家里带来了鸡蛋、腊肉、香肠。那天晚上，她弄了一桌子菜，让我和晓青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我们好久没吃过这种美味佳肴了，吃得好痛快呀。自从晓青转来县城实验小学读书，我既当爹又当妈，日子可过得真艰难呀！特别是我要经常下乡，经常外出开会、学习，晓青就得自己弄饭吃，饥一顿饱一顿的，而且是饥多饱少呀。我外出时间长了，他还要自己洗衣服呀，真苦了晓青哪！这回是该让他妈妈好好给他弥补一下了！
有雪柳在我身边，我心情好多了。她坐在床头纳着靯底，我坐在床头，背靠在墙上，双眼凝视着她。我的手也不安分在她身上抚摸起来，时不时还搂住她的头，在脸上亲一口。她顺从我，吃吃的直笑。我就说一些县城里的轶闻轶事，讲一些带荤的故事笑话，她听了很开心。这种日子一年难得有几回啊！像我们这种半边户，就跟牛郎织女一样，一年见不了几回面。她在农村忙，里里外外一把手，忙前忙后无闲时。我在单位上忙，忙了辅导忙写作，常常挑灯夜战绞脑汁。平日里都是形单影只，天各一方，水各一方，各人忙各个人事。不是单身，却似单身，夫妻俩各自守空房。今天相会，说不完的千言万语，道不尽的情深意长。都说小别胜新婚，我们可是半年没见面了呀。我两眼直直地望着雪柳，浑身燥热难耐，却不敢轻举妄动，惟恐乱了心性坏了根哪！
我们就这样过了两天的夫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