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科举考试制度
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是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他全部教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王安石根据自己多年做地方官员的实际经验和长期学术研究的收获，逐步形成了一套明确的改革路线，他认定：要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进行变法革新，变法革新的关键在于人材，人材要靠国家陶冶而成，陶冶人材的根本在教育。因此，他认为，教育改革关系到全部变法的成败。
早在王安石全面执政之前，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曾经阐述了他的基本思想。他说：“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人之才未尝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谓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而宋代社会严重存在着“教之、养之、取之、任之非其道”的弊端，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使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各以其道。
王安石意识到全面改革教育是一项涉及面广的极其复杂的事业，而改革后的教育也不可能指望立即培养出理想的人才。为了尽快改革吏治、整顿各级官僚机构，当务之急是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然后逐步进行较全面的教育改革。他在《乞改科条制札子》中明确指出：“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
王安石在执政前后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尖锐地批评。他说：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记不必强，诵不必博，略通于文辞，而又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结果，使“不肖者，苟能雕虫篆刻之学，以此进至乎公卿；才之可以为公卿者，困于无补之学，而以此绌死于岩野，盖十八九矣”，就是说，以文辞诗赋试进士，使从事雕虫篆刻小技之人得为公卿，而具有公卿实才之人反被绌斥。“明经之所取，亦记诵而略通于文辞者”。都说明是“取之非其道也”。他在另一篇论文《取材》中更进一步指出；“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见赘于时；高世之士，或见排于俗。故属文者至相戒曰：‘涉猎可为也，诬艳可尚也，于政事何为哉？’守经者曰：‘传写可为也，诵习可勤也，于义理何取哉’？”结果，“父兄勖其子弟，师长勖其门人，相为浮艳之作，以追时好而取世资”。由于“取舍好尚如此，所习不得不然也”。不仅得不到有用之才，而且造成极坏的社会风气。因此，在王安石登台执政之后，就把改革科举考试制度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
许多官员如苏颂、韩维等都赞成改革，但改革的具体办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经过近两年的酝酿、磋商，终于在熙宁四年(公元年)二月由王安石拟就了新的科举考试新法，其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废除明经诸科；第二，增加进士名额，进士科考试罢诗赋、帖经、墨义，试经义；第三，进士科考试，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谓之“本经”(《文献通考》、《宋史》称作“大经”)；并兼治《论语》、《孟子》，谓之兼经；第四，考试共有四场：第一场试“本经”。第二场试“兼经”，外兼大义十道。要求通晓经文的主旨大义，不必局限于注疏的讲说。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
第五，原习明经诸科者，一律改考进士科。为了照顾这批考生，准其另场考试，并适当放宽录取尺度。特别因为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等五路过去习明经诸科者人数甚多，特在这些地区先设学官，给以辅导，录取名额不减，使这些地区的考生不致因变法而受到不利影响。
第六，立新科明法，试以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中格即取。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的基本精神在于纠正专尚文辞章句、声病对偶等无补之学的弊端，选拔一批通经术、明时务、崇新法的人材，实质上是利用科举考试的改革，钳制反对派，吸收变法支持者的措施。他毫不掩饰的声称：“今人材乏少，且其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认，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所谓“一道德”，就是要求统一到变法的轨道上来。
新的科举法遭到苏轼等人的强烈反对。苏武认为：“专取策试而罢诗赋”和“罢经生朴学，不用墨帖而考大义”，较过去的办法害处更大。进士试制策，只是表面上看来有益，实际对于政事同样不能有所补救。而且制策之类的文章没有“规矩准绳”，极易学成；没有“声病对偶”，很难考校优劣。自唐以来，以诗赋取士已久，取得人材也不少。因此，改革科举既无必要，也无可能。
王安石对这种非难给予了有力的反驳，他指出：“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
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应该说，王安石对当时科举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改革的办法也是经过周密思考、基本上可行的。苏轼等人提出反对理由并不充分。
因此，这场争论主要是由在政治上对变法革新的根本态度引起的。
苏轼等人从根本上说是不赞成变法，对任何一项革新措施都极力反对，而王安石倒是有理有据的。
不过，苏轼指责制策与诗赋同样无补于政事，也有某些道理。声病之学固然蔽塞人们的头脑，讲解经义也不过是“代圣人立言”，使人们摆脱一种桎梏而后又被另一条锁链束缚起来。就连王安石本人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本意将经生改为秀才，没有想到却把秀才也变成了经生。经义取士到明清时演变为八股取士，正是这种痼疾的恶性发展。这说明，科举考试制度的改革是同深刻的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彻底的社会变革，考试制度的改革很难前进，其固有的内在矛盾无法克服。
(二)改革学校教育制度
王安石认为，改革教育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培养变法人材，改变教、养、取、任非其道的局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国家得人材，人材尽其用。因此，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只是在教育上革弊布新的一个开端。真正培养造就有用人材还要靠学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王安石执政后，大力进行学校教育的整顿和改革。
1.改革太学太学是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是直接为朝廷培养和输送高级统治人材的场所。宋朝沿历代成法，在汴京设置太学，作为全国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学府。但自宋初以来，太学一直办理不善，徒具空名。
早在太宗时，杨亿就曾批评说：“今学舍虽存，殊为湫隘；生徒至寡，仅至陵夷。”仁宗时也有人指出，太学只是一些品官子弟装饰门面的“寄应之所”，并无实学。神宗即位初，经刘庠等人建议，太学略有改观。
王安石执政遂把整顿和改革教育的重点首先放在改革太学上。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10月王安石议订太学新制，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又经李定等参订，使太学之法渐趋完备、细密。这项工作始终在王安石的主持下进行。
王安石对太学的改革有如下几点：
第一，整顿太学教师队伍，明确职责和要求，建立赏罚制度。规定除主管官外，太学置直讲十员，每二人主讲一经。对“教导有方”
的学官则予以提升，而“职事不修”者则予以贬黜。学官教学成绩的评定，根据所教学生“行(道德行为)、艺(经术学问)、进退”人数的多寡加以评定。使学官各司其职、赏罚分明。
第二，为保证太学生的质量，规定太学生员须经州县考选才能入学。入学后，建立严格的学习、生活制度和正规的教学秩序。太学生每三十人为一“斋”，自己任选一经，跟随该经直讲学习。生员食用均由官府供给。
第三，太学改行“三舍法”。将太学生按程度、成绩分为三等。
初入学者为外舍生，熙宁时不限名额，元丰时定为以二千人为限；外舍生一年可升为内舍生，熙宁时定额为二百人，元丰时增为三百人；内舍生一年再升为上舍生，名额仅百人。
第四，生员升等均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外舍生每月考试一次，年终又总考一次，平时不违学规、治经合格者，可升入内舍。内舍生一年后经考核，成绩优良者升入上舍。上舍生学行卓异者，主判直讲荐之中书，得免乡试省试，按规定直接补官。
太学三舍法的基本精神是将养士和取士统归于学校，提高学校教育的地位，同时力求把学业和品德、平时成绩和某一阶段的总成绩结合起来考察，并把学行优劣和任用情况联系起来，克服人们的侥幸心理和种种作弊行为。
王安石改革太学的措施，在当时，对于提高太学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改善太学的教学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他在改革中体现出来的基本思想，在今天仍给人以启迪。
2.整顿州县学
王安石对地方教育事业一直十分关注。他在知鄞县时就曾作有《慈溪县学记》，记述了北宋以来学校衰废的情况，赞扬慈溪坚持兴学施教实为“有道者”之举，深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成也”，又担心“夫来者之不吾继也，于是本其意以告来者”。邵伯温也曾说：
“王荆公知明州鄞县，读书为文章，三日一治县事。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宁初执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在江宁居丧期间又作《虔州学记》，记述了庆历诏立州学，虔州虽应诏立学，但其学“卑陋褊迫，不足为美观。州人欲合私财迁而大之，久矣。然吏常力屈于听狱，而不暇顾此。”二十多年后，才由蔡侯、元侯二人改筑，使州学“斋祠讲说，候望宿息，以至庖，莫不有所。又斥余财市田及书，以待学者，内外完善矣。”二侯深得州人的崇敬。王安石认为二侯堪称“天下所谓才吏，故其就此不劳，”值得敬佩，“故余为书二侯之绩。”并就此详细论述了办学的意义、宗旨等重要思想。在王安石的着作中，《虔州学记》是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教育论文。
王安石执政后立即着手整顿州县学，发展地方教育事业。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十顷以给费用。熙宁六年朝廷委中书选人充诸路学官，又命诸路在举人最多的州，各置教授一人，人选由“通经品官及第出身进士可为诸路学官，即具所着事业以闻。”熙宁八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能否称职。至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全国州府总共设有学官五十三名，州县之学有了显着的发展。
王安石重视地方教育事业及其整顿、发展州县学的措施，对宋代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3.建立武学、律学和医学武学建立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六月，学生名额为一百人。
凡未参班的使臣、恩荫子弟及“草泽人”，只要应试合格即可入学。
武学诵习和讲述的内容是诸家兵法及武学教授编纂的“历代用兵成败次第及前世大夫忠义之节”等史实。武学极重战法学习，给以一定数量的兵士，供实际操练演习。三年之后进行考核，理论和实际兼顾，及格者按其出身经历给以职位。没有出身的“草泽人”任经略司教押军队(军队教官)，三年内无过失，提升为巡检，原为三班使臣则直接授以巡检、监押、寨主一类的军职；原为大使臣者，经较高级军官保举，给以将军职任。宋代以来，士子多文弱，王安石始终提倡文武兼备，建立武学，培养通兵法、战法的军事人材自然是为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在宋朝内忧外患频起之时，也是一项增强国力，充边实防的积极措施，文武兼备的思想在教育理论和实践上更有重要意义。
律学建立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三月。律学置律学教授四人，其职位等同于太学直讲。律学分设三科：一为“律令大义”，专门学习律令知识；二为“断案”，专门学习如何处理案件；三为“习大义兼断案”，是前两科的综合科。入律学者，按其报考科目加以测验。
如习“断案”科，则试案一道，包括五件或七件刑名案件；习“律令大义”科，试大义五道。律学生待遇和太学生一样，考试程序也大致相同，刑统、编敕、律、令、格、式均充律学教材，同时断案练习，给以实际锻炼机会。王安石认为，通晓律令为政府官员必备的知识和能力，是可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学，在置律学的诏令中明确指出：“士之宫，以法从事。今所习非所学。宜置律学，命官、举人皆得入学习律令”。这正是王安石主张教育应培养能理政治国的实用人材思想的体现，是纠正专务“无补之学”的实际措施。
医学建立于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五月。当时称为太医局，隶属于太常寺。生员总额为三百名，分为三科，即：方脉科、针科和疡科。每科有教授一员。《素问》、《难经》、《脉经》为方脉科的主要教材，谓之“大经”，此外还学习《诸病源候总论》、《龙树论》和《千金翼方》，谓之“小经”。针科和疡科，则去《脉经》，增三部针灸经。在学习医学经典的同时，学生还流动性地到太学、律学、武学和各军营为学生和将士诊病，进行实际锻炼。医学内建立起比较完善的考试制度，所试内容分为六种：墨义(试验记问)、脉义(试验察脉)、大义(试验天地之奥及脏腑之源)、论方(试验制方佐使之法)、假令(试验症候方治)、运气(试验一岁之阴阳及人身感应之理)，考试的内容兼顾理论和临床经验两个方面，如：假令一项，已近似于现代的疾案分析。
为了检查学生实际的学习效果，太医局为每个学生设立医疗档案，学生为各机关诊病时，“各给印纸，令本学官及本营将校，书其所诊疾病状”，记录其所治疾病的状况和疗效，一年总评一次，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成绩列于上等者，月给钱十五千，中等十千，下等五千，以资奖励；医治出了差错，太医局可视实际情况加以处罚，直至除名。学成之后，高等生选为尚药、医师，差等生补为本学教授之类的职务。
宋代的医学教育，重视理论与实际结合，严格训练，严格考核的经验，是极宝贵的。
总之，王安石改革、整顿、建立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思想和措施，对宋代及后世学校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一，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地位，明确了学校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培养人才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提高和确定了专门学校的地位。如：医生行医，过去被列入卜巫之流，经过医学的建立和提倡，医生和医学的社会地位大为提高。又如：律令之学素为缙绅耻学、士大夫所不习。律学之设，一般官员均习律令，其地位也大为提高。第二，各类学校规模扩大，数量增多，教师、学生稳定，教学秩序和质量得以改善，特别是学校实行分科设置，分科教学，有利于专门学术和技艺的发展和提高。如：律学、医学均分专科，教学内容和方式各有不同要求和特点等等。第三，学校教学既重理论学习，又重实际锻炼，严格考核，奖惩分明，有助于实用学科的发展和实用人材的成长。宋代的学术文化和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超越前代，王安石在熙宁、元丰年间所进行的学校教育的改革无疑是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