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枝。上文曾述说武德九年（公元六二六年）八月高祖传位给秦王世民，世民成第二代皇帝，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唐太宗。世民时年二十九，正是精力旺盛，充满斗志的年代。翌年，改元贞观。太宗即位后，天下仍是混乱状态，国难重重。首当其冲的，便是天灾。贞观元年，关中遭到从未有的大饥荒。关中是指长安一带为南山、北岭两大山脉包围，形成一个南北一百五十华里，东西四百华里的大平原。秦汉时代，东以毗邻长城隘口函谷关，西以散关，南以武关，北以肃关护卫边境，因以得关中之名。从隋末至唐初，关中饱受战火摧残，民不聊生，谷物欠收也是必然的结果。米价奇贵，一斗米需绢布一匹，甚至有钱还买不到。人民强悍者沦为盗贼。弱者卖身为奴隶，或流离失所，四处逃亡。饿死的人民更是触目尽是，尸横遍野，凄惨的情状难以言喻。贞观二年，关中大旱。此后，又遇蝗虫为虐。大批的蝗虫如黑云一般，方出现天边，刹时便掩盖了整个天空，乌压压地一大片下降之后，别说一草一木，就连牛马身上的毛都被吃个精光。吃光之后，又如一阵黑旋风般，袭击另一地。太过南征北战，从不畏惧，碰到蝗灾却也束手无策。他曾恨恨地抓起一只蝗虫，生吞下去，咬牙切齿地说道：“蝗虫啊蝗虫，你要吃就吃朕的肝肠好了，不要再掠夺人民的食物吧！”蝗虫之害方结束，贞观三年又发生大水灾。
太宗即位之后，虽然政务繁冗，仍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巡幸关中各州，视察各地的灾情。并拨出内务府大笔的金钱，替卖为奴隶的人民赎身，让他们各自归乡。他这样做，虽然是杯水车薪，但身为新帝国的天子，又岂能不对人民尽职义务？太宗即位，除了接二连三遭逢天灾之外，仍尚需面对强悍的敌人。上章曾简略地叙述，朔北的胡族东突厥，曾趁新帝国的势力还未稳固，突然率十余万骑兵南下，己到达长安北郊的渭水北岸。这是太宗即位不久，关中闹饥荒的时候。所谓突厥，他的祖先为平凉杂胡，乃匈奴的别种，姓阿史那氏。从魏太武帝灭北凉，阿史那族约五百家奔邻邦西凉，世代居住在阴山，是一彪悍的游牧民族。他们的首领称为可汗。突厥过去不断侵扰北边，并时时觊觎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中原。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和大沙漠，夜间则变得奇冷无比。多少年来，在这严酷的气候和大地上磨练出的游牧狩猎民族，天性凶猛残忍的性格。他们骑术优良，箭法奇准，独特的骑兵战术，对文化蒸然的中原地带，确实构成很大的威胁。
突厥来袭的主要目的，在于掠夺边境的子女和财宝。每次突厥北下时，中原朝廷总是睁只眼，闭只眼，任他们去。不但不要求归还抢走的子女财宝，更给予大量的金银布帛，以为安抚。久而久之，进演成不成文的规定。突厥之于中原，就等于是个轻易碰不得的恶性瘤。突厥屡次尝到甜头之后，对中原更加轻视，掠夺的行动也愈来愈大胆。然而，突厥内部也为了争立可汗，不断内哄。各地又有许多小可汗，国家的权力很难集中。隋朝有鉴于此，便积极从事突厥内部的离间工作，获空前的成功。突厥也因此分为东、西两部，势力在为减弱。一次东突厥来袭，并不如往常那么简单，仅在北边掠夺一番而已。他们己达渭水，直逼唐朝的都城长安。李渊晋阳（今太原）起兵时，为了怕突厥忽然发动攻击，对自己不利，曾派使者前往东突厥，恳请帮助，甚至不惜对可汗采臣下之礼。因有个弱点，高祖在位时，即使突厥侵略边境，高祖亦按照惯例，致赠巨额的财宝，求取暂时的和平。然太宗即位后，突厥就深感不安。因太宗的武功及成名，己远播突厥。他们害怕往后不能任意掠夺边境，获得金银布帛，便趁太宗即位之初，一切尚未稳定之际，发兵南下，欲借此恐吓太宗，并保持如往常的有利局面，故大军直逼长安。唐朝初创，无论在治安或武备各方面，都还未步上正轨。因此，突厥来袭，真可说是国难当头。对太宗而言，也是对威信的一项重大考验。
聪明睿智的太宗，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也早有所准备。即位之后，每天都亲率数百名将士，在城北的禁苑，以败方为假想敌，勤练突厥式的骑兵战术；马上射箭，是突厥最得意的战法，然而太宗自幼也是一个射箭高手，在太宗亲自指导下，唐朝官兵的骑术与箭法，己有显著的进步。唐朝的朝廷弥漫着忧虑焦急的气息，东突厥己派遣军使渡来。“此番我君亲率百万骑兵出征。”将十万夸为百万，目的在于恐吓。此时太宗满是钢丝般紫髯的脸孔，因愤怒而涨红，严斥突厥代表太无礼，立刻抽出佩剑，欲斩军使。不仅突厥军使脸色大变，连周遭的群臣也都吓得面无血色。暗想：若惹怒突厥，事情就严重了。突厥的军使立刻双脚一跪，请求太宗饶命。群臣也力劝太宗，太宗方饶过军使，但却将他软禁。太宗从亲信部队中，挑选六骑快速驰奔渭水，到达渭水南岸后，怒斥对岸的颉利可汗太无礼。突厥方面根本没有想到，天子竟会亲自出征，且仅带了少数的侍从。非便没有求和，反而怒斥他们太无礼。突厥顿时不知所措。片刻之后，唐朝的骑兵担心天子安危，浩浩荡荡而来。太宗要骑兵暂时后退，仍旧隔着漫漫渭水，对颉利可汗喊话。渭水是一条相当大的河川，在长安西北的渭城附近，宽度达百五十余米。现在虽己成滚滚浊流，唐朝以前是以水清闻名。与长安附近混浊的泾水形成强烈的对比。时人尚以泾渭比喻清浊。当然，河水的流速和宽度会因时代而改变。在一千三百五十多年前的唐初，流经长安北郊的渭水，究竟有多宽？己不可知。太宗必然站在最狭窄的地方，向对方喊话。但若非沙场惯战悍将，也没有这等的功力。一开始就出乎意料的颉利可汗，再度凛于太宗的勇气、声量和气魄，内心己开始动摇。过去曾有过中原的天子，面对突厥大军，且独自在突厥的射程之内，尚如此神色自若？他似充满信心的口吻道：“国与国之间订立的和约，应互相尊重。不知守约的君主，等于是不懂道理的禽兽。禽兽无论如何勇猛，终会为人制服，不守约的国家，迟早会灭亡。”太宗这种作法，堪称空前绝后。颉利可汗就算不理会太宗话中的道理，单凭太宗和过去的天子或霸主不同，把突厥看成“有理性和道德观念的人”，就己感激莫名了。这一天，太阳未下山前，突厥便再派使者前来求和。数日后，在渭水上搭座便桥，太宗和颉利单独约会，斩马献血，缔结新盟约。虽然颉利可汗再三恳辞，太宗仍赠颉利可汗大量金银布帛，然后大军撤退。第二个月，颉利致赠马三千匹，羊一万头，太宗并未接受，只要求归还掠走的中原儿女。这个愿望不久之后就实现了。尔后，漠北草原遭遇前所未有的大雪袭击，突厥牧民的唯一财产--家畜，大都冻死。人民受尽饥寒的折磨，徘徊于生死边缘。颉利可汗并没有改变生活习惯，依旧横狂暴敛，以供挥霍。人民怨声四起，甚至军中也不时出现背叛的行为。颉利的侄儿突利，虽是颉利的臣下，本身也拥有可汗的称号，亦为国内的一大酋长。他早就对叔父颉利不满，再加上前述的天灾，突厥的国力迅速衰退，人民及士兵纷纷叛离，叔侄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突厥原内部一片混乱。颉利统辖东北边的契丹各部族。此地的契丹民族，由于生活艰苦，向南逃亡，投降唐朝的人非常多。同受突厥管辖的回鹘各部族，也不时发生叛变。颉利派十万大军前来镇压，大败，突厥军队大半被俘。颉利再派突利前去讨伐，依然吃了败仗。颉利十多天来，不断地鞭打突利，突利对颉利的怨恨，也因此愈来愈深。贞观二年春，突利派使者向唐朝求援。朝臣们多建议借此机会征讨突厥，太宗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没有采纳。隋末后初唐连年不断的内战，及一面再的天灾，己使民不聊生，旧创未愈，千万不可再兴兵加重百姓的负担。太宗认为应再争取时间，尽量充实国力。太宗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年春天，突利请求降服唐朝之事传开之后，突厥原统治下的薛延陀，立刻遣使向唐朝进贡。薛延陀部族因突厥横狂暴敛，早在二心，早就伺机准备随时向唐朝求援。
如今突厥的内部，己四分五裂。太宗认为时机终于成熟。贞观四年春正月，派遣大将李靖率李世绩、薛万彻等武将，及十余万大军，征讨突厥。过去对突厥的傲慢无礼忍气吞声的唐朝君主，终于发威了。颉利败得很惨，对阵第一仗被李靖袭破营帐，奔往塞外戈壁胡帐，正欲思量营垒自固，不料肃州都督李世绩，又督兵自玉门杀奔而来。料知抵敌不过，仓皇率众胡骑奔往阴山。一面令执失思力，赶赴唐都请降。太宗于是遣西域归使（白衣秀士）唐俭、将军安修仁，同往抚慰。又诏令李靖率兵迎送唐使。李靖接了圣诏，遂对副将张公瑾密语道：“颉利虽败，部属尚有数万余众。若逃往漠北老巢，就如放虎归山后且难图。为今之计，宜乘诏使到胡营，出其不意发兵掩击；胡酋以为有诏使往抚，不防我唐军突袭而至，必为我等所擒……”公瑾道：“诏书许降，唐俭等一行人己前往胡营，若我唐军出击，虽可必胜，但唐俭一行人等毋成了‘死间’么？”“兵不厌诈，机不可失。韩信破齐，就是用此上策……”遂定策当夜出兵。适值李世绩率兵来会，两下叙谈，英雄所见略同。于是李靖为先锋，世绩为后应，沿途遇着突厥巡卒，一律擒获，令作向导。颉利可汗方接着唐使，闻知许降，心底甚是宽慰，正在设宴款待，忽有亲兵入帐报道：“唐兵己到，离此不过十里了。颉利大惊，双目直视着唐使道：”“这……这是怎么回事？大唐天子，既许我归附，却又出兵袭击我部，难道也这般无信么？”唐俭等急中生智起座道：“可汗不必惊疑，我们俩人从长安来此，未曾到过李总管军前，想是李总管尚未接洽，所以率兵前来，若由我两人出去拦阻，定可令他收兵。可汗勿要多虑！”说毕，二人即携手出了胡帐，策马挥鞭，竟自飞驰而去。颉利听唐俭此言，便也信以为真，待唐使去后，尚以为不必防敌，眼巴巴的望他退兵。哪知帐外探马络绎急驰而至，有说唐军只相距七里，有说唐军只相距三五里，于是出营遥望，果然大漠深处尘沙直冲半天云，唐军浩浩荡荡疾驰而来，自知抵敌不过，慌忙跨上千里血汗宝马，只身逃去，部众相继四散逃窜。唐军俘虏了突厥男女十余万，及羊马战驼等数十万头。追逐一阵之后，颉利亦被俘虏，送至长安。太宗虽责备颉利的罪行，在食、衣、住方面，仍给予草原部落大酋长应有的待遇。
汉民族一向认为，汉族是天下的中心。汉族的天子，才是天下真正的统治者。不服汉族天子教化的塞外民族，都是野蛮民族，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藐视汉族的外族，都要受到惩罚。一旦来归，则被视为臣子，以宽厚的态度，让他们信服，这才是作为天下之主应有的态度。可是，我们从历史事实看来，从秦始皇至今，历代的天子中，不受朔北游牧民族入侵之苦的，可说绝无仅有。这一次，唐太宗破了纪录。宫中举办庆功宴，以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酒过三巡之后，太上皇兴奋之余，亲弹琵琶，太宗也簿起剑来，群臣的喜悦，更加不可遏抑。在此之后，突厥和过去相反，得向大唐帝国进贡，并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太宗虽然说道：“身为大唐天子事务己多，还要担任突厥的天可汗，真是烦人也！”但我们可以从太宗的言语之间，感受到胜利者的光荣和满足。强悍的突厥降服了，必然影响塞外各国。西域的天竺、龟兹、疏勒、于阗、高昌、楼兰、波斯，及东边的高丽、倭国等，亦相继入贡。喜事接二连三而来。贞观四年，突厥投降，接着又是大丰收。米价也很便宜，一斗只要三枚铜钱，流离失所的人也相继回乡，各处的叛乱也相继平定，唐朝终于统一了天下。虽然如此，隋朝末年赋税繁重，及唐初战火所带来的创伤，仍未完全平复。全国上下仍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到了贞观七年，从洛阳至山东一带，仍旧是“苍茫千里，人烟绝迹，道路萧条。”的情形。在内忧外患结束后，经十余年的建设，终于奠定了大唐帝国日后强盛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