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和批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史贵于文”。“小说，正史之余”，成为品评古典小说的一个基本观念。这一传统，对毛泽东的小说观无疑有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史家兴趣，是毛泽东选读小说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史家眼光，是他品评古典小说的一个基本角度；史家见识，使他对古典小说的内涵和意义常常有独特的发掘和见解。尽管如此，毛泽东评判和领悟古典小说的动机、术语和标准，却是现代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反映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战斗性和实践性在文学领域的印证、贯彻和发挥。毛泽东对《红楼梦》的品评，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毛泽东找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毛泽东并不讳言自己起先读《红楼梦》时是当故事读的，但当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就从考察、解剖历史生活的角度，从社会经济演变的客观规律出发，来理解和欣赏这部不朽著作的。
首先，毛泽东分析了《红楼梦》产生的背景和所反映的历史进步要求。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叶，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传统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传统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其次，毛泽东透过《红楼梦》所描写的四大家族的衰败，来了解传统的统治阶层整体的衰败。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全书，也就是四大家族的衰败史。在四大家族中，《红楼梦》其实只写了一个家族——贾府，从一家看四家，从四家看代表整个传统统治的成百上千个大族名宦之家。据此，他把《红楼梦》的第四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作为全书的总纲，发前人之所未发。
再次，毛泽东通过《红楼梦》来形象地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毛泽东要人们注意对书中令人瞩目的几十桩人命案作阶级分析，这些人命案也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但都暴露了传统统治的残忍和罪恶。他还注意到《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买卖的问题，他说过：“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传统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毛泽东也意识到了《红楼梦》里反映出来的中国传统家长制的动摇。他说过：“我国家长制度的不断巩固是早已开始了。从《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钱。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政、贾赦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总之，毛泽东主张把《红楼梦》当历史读，是读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一个高明的视角。马克思主义者读《红楼梦》这样的小说，尤其不能忽视这个视角。恩格斯就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列宁也是这样读小说的，他说：“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他们都是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
同样，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毛泽东也是如此品评和解读的。
毛泽东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所以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民族经常为患，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1958年11月，毛泽东在武昌，他蛮有兴趣地对李井泉等人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他说：“《三国演义》和《三国志》，虽然是两部不同类别和不同文体的著作，但从内容上来说，这两部著作具有密切的关系。”
著名作家张天翼指出：“《西游记》这样的古代神魔故事中，不论作者有没有意识到，总会或多或少，或隐或显，或深或浅，或正确或歪曲地反映出某一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是封建社会的主要阶级关系和矛盾。”毛泽东对张天翼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神话世界同现实社会的“同构”关系非常欣赏。
毛泽东还说：“《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状况。”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劝人们读古典小说，他说：“《水浒传》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还发表了众所周知的那篇关于《水浒传》的著名谈话，其实质性内涵，可以看作他一贯的历史观。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过许多评论。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评《红楼梦》和评《水浒传》，不仅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同国家政治生活密切相关。从整体上说，毛泽东的评论，主导方面是好的，在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由于毛泽东有崇高声望，他提倡古典小说的阅读，使得古典小说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尤其是《红楼梦》，以前很多人没看过，就是由于毛泽东的推崇才普及开来，还影响到国外。毛泽东强调从政治历史的角度去读小说，更有利于发挥古典小说的教育作用。这符合他一贯的“古为今用”的主张。
毛泽东对四大名著的广泛古为今用
毛泽东特别善于在政治、军事、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灵活、巧妙地运用古典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和情节，来阐明道理，开展思想教育。
毛泽东善于妙用四大名著评述时事，精辟深刻。
毛泽东向高级将领和普通战士都提出读《三国演义》，指导他们：“不要去注意那些演义式的描写，而要研究故事里的辩证法。”
抗日战争时期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毛泽东曾多次引用《三国演义》第一回的首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话时，把国共合作分作三段：第一段两党合作，共同打击北洋军阀；第二段两党分裂；第三段两党又合作，同心协力打击日本侵略者。他说道：“按照中国古书《三国演义》——你们看过吗？——那里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过去十年了，现在又合起来，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1942年9月7日，为了更好地阐明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一个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他引用《西游记》中孙悟空对付铁扇公主为例，进行形象说明，指出：“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用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的办法，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
《红楼梦》里有一段林黛玉谈论家庭内部斗争的话：“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化平淡为神奇，利用东风、西风的形象，深入浅出地说明国际形势：“我认为现在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毛泽东善于妙用四大名著讲述哲理，发人深省。
哲人毛泽东还能够把自己对于古典小说的阅读和吸收，结合自身的丰富的革命实践，进行哲学层面上的品评和升华，从而显示出他高屋建瓴的本领和深邃的哲学底蕴。
1937年，毛泽东在他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中，在说明要解决矛盾，首先要“从调查情形入手”，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时，他引用《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情节进行说明。前两次打祝家庄失败，就是因为情况不明，方法不对。这说明，调查研究在解决现实矛盾问题时是多么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记忆犹新，随着形势的转变对其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59年2月，为纠正1958年“大跃进”的弊端，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到“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提醒全党善于发现矛盾，认识矛盾，解决矛盾，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善于妙用四大名著指导军事，对症下药。
毛泽东在谈到军事退却原则、处理好退却与进攻的关系时，曾引用了《水浒传》中林冲打败洪教头的故事。他说：“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使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毛泽东善于妙用四大名著说服教育，趣味横生。
对四大古典小说名著，从场面到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都沉淀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外化为信手拈来便浑然天成的语言素材。毛泽东深深懂得这些老少皆宜、雅俗共赏的小说事例，在思想宣传上的“润物细无声”的渗透效果。
1935年7月，在长征途中的毛儿盖，毛泽东、张闻天等一直在考虑着怎样才能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的问题，并多次耐心地做张国焘等人的工作。有一次，毛泽东带着时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女同志刘英去找张国焘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我给你带水来了！”张国焘一下子没反应过来，问道：“什么水啊？”毛泽东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哥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张国焘闻言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起来。毛泽东同张国焘由于此前意见有分歧，所以一开始就说笑话，想创造一种比较亲切融洽的谈话氛围。
1938年4月，毛泽东给即将毕业的“抗大”第三期学员讲话，他要求学员应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着他从分析《西游记》人物的性格特点入手，来阐述这三句话的重要性。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猪八戒有很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他还特意提到了唐僧骑坐的那匹白马：“你们别小看了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了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毛泽东的这些话不仅给当时的学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今天的人们也富有启迪教育意义。
薄一波曾回忆毛泽东对他谈到《三国演义》，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外来的干部一定要同地方的干部很好地团结在一起，才能做出一番事业。”
“量体裁衣，看菜吃饭”，“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是毛泽东反复强调的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的基本途径。毛泽东大量引用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使他和群众之间体现出文化占有上的平等和文化理解上的共识，使讲的人和听的人都融为一个“我们”，融为一个整体。在这方面，毛泽东具有卓越的驾驭这门政治艺术的独特才能。
毛泽东欣赏的一部清代滑稽小说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一语，由于毛泽东的引用而广为人知。
1971年9月13日夜，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乘一架军用三叉戟飞机向中蒙边境飞去，这是他在谋刺毛泽东失败后准备向苏联叛逃。飞机已经快要进入蒙古国，周恩来将情况急报毛泽东，并请示是否要拦截林彪的飞机。毛泽东沉思良久，从容镇定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无法可设，由他去吧！”
毛泽东博览群籍，可以说无所不读，除了读古代典籍中文史哲方面有代表性的著述外，还有兴趣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的书。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辑和整理毛泽东的著作和谈话时，对一些引文做注释，需要查很多书，有的就很难查到出处。比如这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当时大家知道这句话肯定是一个俗语，但这个俗语出自哪里，一直找不到。直到多年后，有人查出这句俗语出自清朝嘉庆年间一个叫张南庄的人写的一本讲鬼故事的滑稽章回小说——《何典》。
“九一三”事件后，1972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林彪时，还直接引用过《何典》中的许多言辞，说是“药医不死病，死病无药医”，意思是说药只能够医治不会死的病，如果病入膏肓，非死不可，那就无药可医了。毛泽东认为林彪得的正是这种病。
在中共九大上，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被指定为接班人，并被写入了党章。但九大后，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却日益加深。
1970年8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与陈伯达等联手鼓吹“天才论”，并坚决要求设立国家主席，自己想当主席。毛泽东愤然写下《我的一点意见》后，林彪表示悔改，要求把他的名字从中去掉，不要向下传达。毛泽东为挽救他，“批陈保林”，把林彪的名字从文中去掉了，陈伯达则成为被批判的主要对象。但结果林彪变本加厉，加紧了篡权的步伐，甚至阴谋刺杀南巡途中的毛泽东。真是不可救药！
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如同《何典》中的活鬼一样，得了“死病”，就是把“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