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心目中，对国学的定义，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而且这还是在历史长河中，被封建君主改造过的传统文化与学术。在21世纪的中国，这样的国学定义自然显得不合时宜。国学的概念，到了今天，其范畴和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国学这个概念，大部分学者都倾向推举国粹派学人邓实在其《国学讲习记》对国学的定义：“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熟悉的那些传统文化经典，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这些也应当属于国学范畴。
国学网等几家机构组织的这个活动，显然是以一个宽广的定义，而不是狭隘的定义来阐述国学的，不然蔡元培、鲁迅等人也不会入选大师的行列了。同时，这也反映了网友对国学这个定义应是心里有数的，对于国学这样的传统文化概念也有着新的认识和体会。从活动第一轮的投票结果来看，入选的这些大师，不仅有王国维这样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着深刻造诣的大师，也有偏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蔡元培。鲁迅的入选也是网友们的一致推选。
一些人关注的是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一面，却忽视了鲁迅自日本求学时期以来一直坚持的“新生”观——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批判，具有历史背景，当时复古派的猖狂和国内环境，趋使鲁迅只能更多地批判。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思想中存在一个复古的一面，这复古与复古派恢复到儒教本源的做法截然不同，他是要返回到先秦文化，去梳理“民族固有之血脉”，其终极目标是新生。
鲁迅在日本时期就发表了《文化偏至论》，提出“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论断。鲁迅所要反对的，是戕害中国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文化；鲁迅所要发扬的，是中国脊梁人物身上的品质。扼要地说，鲁迅所要复的，是前人创造文化的动因，而非成果，他所提倡的新宗是古今合璧的新生。鲁迅对先秦文学的价值做了独到的认可，这表现在对屈原文学成就的高度评价——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另外指出老子思想的致命弱点，是“不撄人心”，人心枯槁，生命力萎缩；孔子思无邪的诗教理论，让中国人的心声得不到充分抒发，必然导致诗歌精神的枯萎——诗歌本来应该是最能表达情感的。
回国十年时间里，鲁迅主要研究古代小说，鲁迅更加深入地体察中国先秦文化以来的演变。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以文学家、思想家、学问家的三重身份去梳理中国文化，见解不仅独到而且深邃，所以近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这期间，鲁迅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批判和否定居多，但鲁迅已经开始以先秦文化为题材创作小说：《不周山》《奔月》《铸剑》，开始了建构先民生命力体系的工作。
综上可知，显而易见，鲁迅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毛泽东与鲁迅的互慕和神交
鲁迅先生虽然没有见过毛泽东，但是对毛泽东却非常佩服。1931年10月，鲁迅向左联文委书记冯雪峰以及茅盾打听中央苏区和毛泽东的情况，极为佩服朱毛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的战绩，因为他们把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反动派“吓坏了”。鲁迅对英勇作战的红军十分钦佩。
1932年秋，在战斗中负伤的陈赓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来到上海养伤，在冯雪峰等人的陪同下，鲁迅曾在家中两次会见陈赓。陈赓讲述的红军英勇战斗的情形以及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给鲁迅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内容更动人。他曾一度想写一部反映苏区红军战争题材的小说，但是终因没有实际生活经验而未动笔。
1933年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首府江西瑞金。临时中央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派到鲁迅身边的联络员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
1934年1月，因为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党中央把他调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无情打击”，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被排挤出核心领导层。处境艰难的毛泽东听说冯雪峰来到了瑞金，便专门拜访了他。毛泽东非常遗憾地说：“‘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有见过鲁迅。”冯雪峰向毛泽东介绍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鲁迅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的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
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曾经说过，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在沉吟片刻后说：“这个日本人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
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非常开心。
“山大王”当然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毛泽东性格中的主导面是“虎气”：藐视强权，对现存秩序的反抗。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对于“山”可谓情有独钟。他独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中国革命离不开山。鲁迅以“山大王”气概来评论这位革命家诗人的作品，确是独具慧眼。所以毛泽东听到冯雪峰的转述，发出会心的大笑。
对于“山大王”的评价，毛泽东还有过更为直接的认同。1973年5月，毛泽东召见新接班人王洪文，问及王之年龄，王答已38岁。毛泽东说：你比我强多了，我像你这样大的时候还在井冈山喝南瓜汤呢。王洪文立即称颂“主席那时已经是伟大的革命领袖了”。毛泽东笑道：“不，是山大王，落草为寇，杀富济贫。”
一天晚上，毛泽东再次约见冯雪峰。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今晚约法三章：一不谈红米南瓜，二不说地主恶霸，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毛泽东接着说，“我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我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这部书。”毛泽东又问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在几次论争中的文章。
冯雪峰接着透露，临时中央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问：“干什么？谁主张的？”冯雪峰解释说：“不是正式主张，只是随便说说。”毛泽东叹息道：“这些人真是一点也不了解鲁迅！”冯雪峰还把鲁迅不想离开上海，并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详细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感慨地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
1935年10月，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带领红军冲破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经过万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写下了著名的《亥年残秋偶作》一诗，其中有“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句子，表现了鲁迅遥望北斗星，对远在陕北的红军及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无限牵挂之情。
1936年3月29日，鲁迅抱病和茅盾一起为红军东征胜利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贺信：“英勇的红军将领和士兵们，你们的英勇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全国民众期待你们更大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努力奋斗，为你们的后盾，为你们的声援，你们的每一步前进，将遇到热烈的欢迎与拥护。”“在你们的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鲁迅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身上，清醒地看到了“人类和中国的将来”，看到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无限光明前途。
1936年4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离开陕北到上海同中共秘密组织建立联系。冯雪峰在上海住到了鲁迅的家中，同鲁迅有了更加深入的交流。他向鲁迅讲述了红军长征的经过、遵义会议情况、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鲁迅静静地倾听着，冯雪峰每次提到毛泽东，提到毛泽东周围的中共领导人，鲁迅总是流露出亲切信任的表情。鲁迅还委托冯雪峰把自己抱病编的瞿秋白《海上述林》以及购买的火腿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1936年年初，在上海的“托派”组织写信给鲁迅，对中共领导的民族统一战线及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加以攻击，企图挑拨鲁迅与中共的关系。6月9日，已经病重的鲁迅口授了一封信，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对毛泽东们“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提及毛泽东见诸文字者为数不多，这是十分难得的一次。基于此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多次讲话中都提到了鲁迅，称赞“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联名发表了《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致许广平女士的唁电》《为追悼与纪念鲁迅先生致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电》。
鲁迅病逝后，党中央委托冯雪峰主持治丧工作。冯雪峰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名字写进了鲁迅治丧委员会的名单中。1937年1月，冯雪峰回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一再关切地询问鲁迅逝世前后的情况，表示了对鲁迅的深切的怀念之情。
毛泽东说：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泽东爱读鲁迅的书，非常推崇鲁迅的人格、思想和文学功绩，在其著作、报告、讲演和口头谈话中，有不少关于鲁迅的论述。仅130万余字的《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中就达20处之多。
1937年10月19日，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谈到心目中鲁迅的崇高地位：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斗争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安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毛泽东的演讲，被陕北公学学员汪大漠记录下来。汪大漠将演讲记录稿带到武汉后，交给曾协助鲁迅编过《海燕》杂志的左联重要成员、著名文艺理论家胡风。胡风将毛泽东的演讲稿刊载于自己主编的《七月》杂志上。
198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这篇题为《论鲁迅》的演讲记录稿，后编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鲁迅给予高度评价：
